贾根良：警惕经济学界第五纵队借洋教条掀起摧毁社会主义的狂流

　　笔者在2009年曾写到，新自由主义在新兴经济体中退出历史舞台要大大迟于发达国家。美中贸易战的爆发不仅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表明：新自由主义洋教条正在借美中贸易战之机在中国掀起前所未有的泛滥狂潮。这种洋教条将美中贸易战归罪于中央的大政方针，归罪于中国政府的干预，主张对美国彻底投降，但这种洋教条并不知道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在政府干预上比中国更深入和更具体。在美国抛弃对外关系的新自由主义并保护本国市场的同时，洋教条却主张“以进一步对外开放迎接中美贸易摩擦”(其实质是单方面对美开放)，主张“对美国彻底敞开大门”，主张继续进一步对美元霸权和国际垄断资本实施金融开放。

　　这种洋教条还将民营经济因外需大幅下降和外资在价值链中高端对其转型升级的全面压制而导致的困难嫁祸于国有企业，主张取消所有制分类，主张取消中央政府对资源配置的领导作用，主张全面实施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这实质上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诱使中国放弃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道路，将中国经济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这种洋教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经历了诱发、接受和流行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因错误认识为洋教条提供土壤的诱发阶段。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由于将新中国成立后30年因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僵化和频繁的政治运动导致中国技术进步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归罪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从而导致了“自力更生”被当作落后的东西而抛弃(至今许多国人仍不了解：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大国的崛起走的都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完全依靠“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被当成“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汽车工业走上组装外国产品的道路、大飞机下马、国防工业被严重削弱和放弃集成电路的研发等一系列事件就因这种错误的认识而相继发生。因此，“中兴事件”的爆发在30多年前就已命中注定：由于我国在1984—1985年彻底放弃集成电路的研发和大力削弱国防工业，导致中国集成电路命运的“黄金二十年”就这样被完全错过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30多年后，集成电路已从中国有可能实现技术经济“蛙跳”的前沿产业变成了传统产业，现在再实现技术追赶是何等艰难!

　　20世纪90年代是洋教条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是一个全面接受“比较优势”的洋教条和新自由主义日益流行的阶段，从而导致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全面推行和“用开放倒逼改革”口号的流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结果必然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使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支配中国经济的乐园;“用开放倒逼改革”的思维是丧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突出表现。

　　洋教条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被新自由主义洗脑。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世界银行原行长佐利克在2010年主导完成的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该报告提出“政府需要退出对生产、分配和资源配置的直接参与”，在其英文版中主张“国有企业产出占全国GDP的比重，应从2010年的27%减至2030年占10%”。仅以政府的经济作用而言，如果读一读笔者的《开创大变革时代国家经济作用大讨论的新纲领》，那么，美国历来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按美国所说的去做，不能按美国所做的去做”的目的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美国的保护主义本应是对中国新自由主义(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等)洋教条的沉重打击，但在中国反而成了其泛滥的温床，成为中国国内买办利益集团与美国反华势力里应外合的契机，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中国长期流行的买办主义文化和买办主义经济学，外因通过内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例如，在我国长期流行的“在华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这种谬论不仅无视最基本的常识，侮辱中国经济学家的智力，而且是在为近代史上中国的买办文化和买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招魂。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列强正是通过《马关条约》使其在华直接投资(资本输出)取得了法律上被认可的地位，从而导致了旧中国殖民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按照中国新自由主义“在华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洋教条逻辑，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岂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福音?中国革命岂不成为历史的虚无?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这种洋教条在中国野蛮生长，一直没有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正视和抵制，从而最终导致了新自由主义因美中贸易战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泛滥，这不仅使我国再次丧失了转型升级的重大历史机遇，而且使美国战略家有可能达到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的真正目的——将贸易争端作为中国新自由主义泛滥的强大推手，通过中国国内的买办利益集团将中国推向其经济殖民地的深渊。美国对华挑起贸易争端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中国国内的买办主义势力掀起新自由主义泛滥的狂潮，打掉中国国有企业，将中国国内市场彻底演变为外资和美元霸权支配的天下。中国买办主义势力掀起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狂潮本质上就是要迫使中国走上买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走上拉丁美洲的外围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曾记否?从鸦片战争一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难道不正是当时信奉自由主义教条的买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使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的百般奴役之中吗?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面大旗，这就是民主和科学，但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非常片面的。很显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包括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要求严惩北洋买办官僚的伟大爱国主义运动。青年学生们打出的“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在本质上是什么?它难道不是要求民族独立和“挺起中国脊梁”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大觉醒吗?它难道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强音吗?

　　正是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这种大觉醒才将发端于《新青年》杂志创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一面值得大书特书的旗帜，这就是“中华民族”，这是一面挽救民族危亡的大旗。如果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解缺席了这面大旗，就无法理解反对帝国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巨大推动力。如果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哪会有中国人民的民主和科学?正如郭沫若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科学的春天》中指出的，“在旧社会，多少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人们，向往着国家昌盛，民族复兴，科学文化繁荣。但是，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哪里有科学的地位，又哪里有科学家的出路!科学和科学家，在旧社会所受到的，只不过是摧残和凌辱。封建王朝摧残它，北洋军阀摧残它，国民党反动派摧残它。我们这些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喊出过发展科学的口号，结果也不过是一场空”。因此，在笔者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三面大旗而不是两面，这就是“民族、民主和科学”，而且“民族”是第一面大旗。在此，笔者郑重地对中国社会科学界、知识界等提出建议，在五四运动105周年时，将“民族、民主和科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三面大旗来纪念。

　　各位代表和同学们，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后不到两年就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史的必然选择。1949年之前，共产党和国民党之争的焦点之一就是中国应该走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还是走国民党的买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目前的中国，新自由主义和买办主义的合流已经对我国改革开放的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害。但是，中国人民决不答应洋教条所鼓吹的买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的肌体也决不容被买办主义的病毒侵袭。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中国的买办主义势力借美中贸易战之机在中国掀起的新自由主义泛滥狂潮。为此，我们必须高举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族、民主和科学”的三面大旗，清除买办主义势力和新自由主义洋教条在中国的恶劣影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向五四运动105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5周年最隆重的献礼!

　　(本文原载《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研究报告》，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