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军 刘亚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创性探索及重要意义
摘要：毛泽东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探索者和奠基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并取得一系列思想理论成果，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等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创性探索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防等各个方面，具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以人民为本、坚持独立自主及坚持对外开放等基本特点。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后续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理论基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为相对落后国家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开辟了新路径、提供了新选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唯一正确选择。毛泽东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探索者和奠基人。在其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在其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他所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不仅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之际，回顾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创性探索，深刻领悟其重要意义，对进一步坚定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创性探索的主要内容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新中国不但具有重要性，而且具有紧迫性。“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中国发展起来了，必将极大增强世界反帝反霸力量，为人类解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苏联经验与教训，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行了全面开创性探索。他领导确立了将中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宏伟目标，并将其具体化为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虽然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探索并不局限于“四个现代化”，而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防等各个方面。
（一）经济“现代化”
工业现代化。首先，要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本构成要件，也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基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提出，“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其次，“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重工业是现代国家经济的重要基础，能够“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中国只有建立起相对完整的重工业体系，才能确保经济独立、政治独立和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再次，发展工业要正确处理好重、轻、农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国情出发，同时汲取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教训，强调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并举，确保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要与生产需要。
农业现代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工业现代化。毛泽东同志指出，“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为加快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毛泽东同志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等设为农业现代化具体目标；把“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确定为中国农业发展的着力点；将人民公社确立为农业走向现代化的组织形式。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民现代化。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要不断提升农民整体政治文化素质，培育造就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新农民。
科学技术现代化。首先，现代化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没有科学技术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以及国防的现代化。因而，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其次，社会主义制度为解放和发展科学技术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了旧的生产关系，为科学技术广泛应用继而推动生产力发展扫除了障碍，“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再次，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要紧追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捕捉到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及重要影响。在其指导下，中国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和《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极大推动了中国航空航天、核工业和半导体等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并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主要代表的重大科技成果。
（二）政治“现代化”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和历史的选择。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保障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根本方向，才能激发起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才能保证现代化目标的一以贯之。反之，离开党的领导，中国现代化必然失去正确方向，社会主义难免走向失败，中国也必将重陷一盘散沙。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人民民主专政即“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当家作主是对剥削社会的根本否定，是对人民群众历史创造者身份的根本认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是毛泽东同志给出的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措施。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基层民主实践，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和积极推广，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坚持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中国近现代之所以屡战屡败、不断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制度腐败”。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实现社会制度现代化以保障人民权利。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制度。”为确保人民民主权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创造性地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极高政治智慧，“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充分保障了人民民主权利和主人翁地位，发挥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优势，有力维护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和国家统一，为现代化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三）文化“现代化”
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首先，要建成“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工作。毛泽东同志曾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毛泽东同志的推动之下，陆续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写了《毛泽东选集》。各新闻出版单位大量刊发、播放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论文。大、中、小学相继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广播、电台等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其次，同各种错误思想开展坚决斗争。毛泽东同志领导批判各种封建迷信、落后、腐朽错误思想，极大提升了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分界限。再次，积极引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951年—1952年，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满足了知识分子重新学习的要求和国家的需要，激发起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随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大幅度提升，中国人民的文化精神面貌发生了彻底改变。
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方向。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应是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应成为人民大众的文化。早在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就引用列宁的话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劳动人民要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文化创作要从现实劳动人民生产、生活取材。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毛泽东同志主张通过不同的文化形式，树立起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宣传社会主义成就，讴歌社会主义实践，弘扬艰苦奋斗精神，鼓足社会主义干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路径。首先，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珍贵遗产。虽然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文化相对落后，但不能因此搞历史虚无主义。毛泽东同志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文化自信，不能割裂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关系。其次，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亦有糟粕。必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因而，毛泽东同志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践论》《矛盾论》则是这一结合的代表性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气派。再次，学习借鉴一切优秀文化，但“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既要积极学习其他文明成果中的优秀成分，又要坚持以我为主，批判吸收。
（四）国防现代化
指导思想现代化。首先，发展人民战争思想。面对武器决定论等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在战争中要始终坚持依靠人民、发动人民、组织人民。“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其次，采取积极防御战略。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秉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基本原则，如遭遇侵略战争，中国应采取后发制人策略。“诱敌深入不是不要防御，摊开两手，让敌人长驱直入”，之后，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取得战争最终胜利。再次，优化战役战术指挥。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在发挥军队传统优势的前提下，根据战争环境的变化对战役战术进行调整，更好克敌制胜，减少伤亡。
人民军队现代化。首先，军队组织现代化。毛泽东同志认为，应将人民军队建立成为多兵种合成部队，这是应对现代化战争的重要措施，“目前的做法是减少陆军，增加海空军”。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军队先后组建空军、海军、炮兵、铁道兵等部队，推动了人民军队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其次，军队训练现代化。现代化战争对军队的考验是全方位的，务必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构建起正规、现代的指挥系统和后勤系统，在训练中保持和加强人民军队敢打必胜的能力。再次，武器装备现代化。中国必须兼顾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研究和生产，以核武器作为国家安全的保障和底牌，常规武器则是在战争中克敌制胜的关键，二者都不可或缺。
国防工业现代化。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应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避免在关键时刻遭遇“卡脖子”，解决军队装备“万国牌”问题。中国应独立自主研发尖端武器，尽早掌握先进武器装备，提升战略威慑能力。提升战时“民转军”能力，为战争胜利提供坚实物质保障。开展“大小三线”建设，建立战略大后方，实施备荒备战，做好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国防工业迅速发展，常规武器逐渐实现国产化，核武器、导弹、核潜艇等尖端高科技武器也取得巨大突破。
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创性探索的基本特点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始条件，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也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情况。同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在特定时期内，中国不得不同时面对美苏两国的共同压力。中国被封锁、被打压的特定历史环境，决定中国必须主要通过自力更生来解决中国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关键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创时期的特殊国情，使得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探索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时代特点。
（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现代化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历史早已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造成严重两极分化。届时，国家难免重新陷入混乱，甚至重新爆发革命。由于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也必将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从而再次失去独立自主地位。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角度，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发展公有经济，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
必须防止、防范“和平演变”。20世纪50年代，美西方国家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对此，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帝国主义“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为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毛泽东同志提出一系列反“和平演变”的理论和政策。中国共产党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同时，中国共产党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培育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毛泽东同志对反“和平演变”工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为中国共产党成功抵抗住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严重冲击，成功将中国社会主义推进到21世纪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坚持以人民为本的现代化
着力改善民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全体农民富裕和生产迅速发展的光明大道”。经过二十几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农业技术改造取得重大进展，粮食、棉花等产量持续增长，人民群众吃饭、穿衣问题逐渐得到解决。1975年，周恩来同志提到，“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文盲基本被消灭，从根本上扭转了旧中国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目不识丁”的历史，同时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培育了大量人才。医疗卫生得到极大改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普遍建立。百万赤脚医生，为中国六亿农民提供了基本医疗服务。城市福利制度和农村“五保户”制度建立，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过去严重危害188金宝搏网的梅毒、鼠疫和黑热病等多种病害被基本消灭，居民平均寿命得到明显提高。旧中国严重危害人民安全和健康的买卖人口、吸食毒品、抢劫盗窃等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基本消除，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得到根本扭转。
坚持将人民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相结合。为快速实现现代化，党和政府就必须坚持人民长远利益同短期利益相结合，必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难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贪图眼前的小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好呢？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第二个主意不好。”在计划经济时期采取的高积累、低消费政策，难免导致短期内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升缓慢，但却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积累了宝贵资金，加速了中国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进程。人民群众虽然短期利益受到一定影响，但却是现代化建设的最终受益者。
（三）坚持独立自主的现代化
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主张“以俄为师”建设社会主义。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毛泽东同志开始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和总结。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处理好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方针和建议，指出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路，毛泽东同志带头并号召全党开展学习运动，并结合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观点、主张。《论十大关系》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体现了中国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重大突破。
独立自主开展外交工作。毛泽东同志向来主张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在其领导下，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一系列重大胜利。“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些胜利有力地维护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震慑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了世界和平，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牢固安全保障。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弘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为争取自身国家和民族利益开展斗争。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成为国际交往重要准则。中国在国际社会坚持公平正义、反帝反霸，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赢得了世界一切进步力量的广泛赞誉。
（四）坚持对外开放的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建设不能搞自我封闭。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世界。“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表达了要同世界一切愿意平等对待中国的国家开展交流合作的愿望。新中国一经成立，便同以苏联为首的11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5年4月，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树立了新中国的良好形象。此后，出现了新兴民族国家同我国建交的高潮。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同美西方关系逐渐正常化，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合法席位。1978年以前，中国已经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站稳了脚跟，同1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成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大国。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推进对外文化交流，全面、长期向外国学习，调动国外积极因素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此外，现代化建设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基于相同的国家性质和意识形态，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良好外交关系，苏联援助中国156个大型项目，帮助中国打下了坚实重工业基础，为工业化创造良好条件。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同西方关系的缓和，在毛泽东同志授意和引导下，实施“四三方案”，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荷兰等国引进了一大批西方成套高精尖科技、设备。中国利用“四三方案”所引进的设备，共建立起26个大型工程，至1982年全部投入使用，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技术和物质基础。
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创性探索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创性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思想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思想理论成果，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等重大理论问题。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全方位伟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得到确立和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人民生活也得到较大改善。这些成就的取得，为后续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理论基础，也为想要通过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的相对落后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
（一）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
现代化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不到30年的时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工业得到极大发展，彻底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历史。“三线建设”优化了全国经济工业布局，促进了中西部经济发展。在非常困难条件下，建立起覆盖全国在内的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网络，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设施保障。粮食、棉花产量持续稳步增长，基本解决人民群众温饱问题。该时期建立起的84000余座大中小型水库，至今仍然发挥着灌溉、蓄洪等重要作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国产大飞机、航空航天、超级计算机、北斗导航等新时期高科技成就的取得奠定了重要科技产业基础和科研人才储备。这些伟大成就为后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市场提供了物质前提和保障。
（二）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制度基础
现代化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力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人民民主权利，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先进政治制度基础和保障。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俄罗斯，并没有走向预期的所谓民主、富强，反而陷入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退步、国际地位下降等恶性循环。反观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共国共产党领导下，经受住了重大考验，成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21世纪，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创造了人类发展奇迹。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理论基础
现代化道路探索取得的思想理论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创性探索，极大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来看，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无疑是对毛泽东同志要求现代化建设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继承与发展。从发展目标上看，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全面现代化，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胡锦涛同志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直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一脉相承和创新发展。同时，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也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步走”设想的具体化和时代化。此外，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为后继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哲学基础。
（四）为相对落后国家提供现代化新路径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创性探索，为相对落后国家提供了现代化新路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浪潮的席卷下，大量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政治独立。由于长期受殖民统治，新独立国家经济普遍出现畸形化、依附化等问题，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困难重重。个别国家即便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发展，但最终依然无法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事实表明，由于国情上的巨大差异，无论是西方现代化经验还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存在“水土不服”问题。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找寻新道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创性探索，虽然立足中国，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打破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于苏联模式的思维定式，“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极大鼓舞了亚非拉相对落后国家独立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信心和勇气。亚非拉相对落后国家以中国为榜样或参照，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之路，极大推动了世界民族民主运动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王学军，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亚星，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2021级硕士研究生;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