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水周：山歌何寥廓 一唱九州和
彭水周：山歌何寥廓一唱九州和
一
刀郎携《山歌寥哉》再度走红恐怕是今年娱乐圈，不，应该说是几乎是全国人民参与的中国舆媒一个标志性事件，比起他多年前的首次走红，这一次不仅意义不同，而且冲上了一个可能连他自己也不曾预料到的高峰。他的这张专辑在国内外掀起强劲的刀郎热旋风，一时社会上评论如潮，褒贬不一，但褒扬者居多，赞赏刀郎新歌的大多是普罗大众，反对、针贬的声音多来自乐坛同行和文化精英阶层，但不管怎样，刀郎的《山歌寥哉》成为年度一大热点、广受群众喜爱是不争的实事。
为什么刀郎《山歌寥哉》甫一推出，便会在社会上产生这么大的反响呢？各类媒体，尤其是网媒各种评论滥觞，将其流行的原因已经说得很全面了，但我还是想放放“马后炮”。
二
首先说说《山歌寥哉》专辑的作词、作曲人——刀郎自己。刀郎本名罗林，上世纪70年代出生于四川内江市资中县，家庭背景基本上属于“乡下一族”。他自幼酷爱音乐，17岁时高中尚未毕业，便从家乡小县城来到内江一家歌厅学习键盘乐器，此后浪迹于成都、重庆、西藏、西安等地，在乐吧、歌厅跑了多年“龙套”，再就是和别人组建乐队，在乐队中担任键盘手。
后来乐队因陷入困境而解散，刀郎凭着对音乐的义无反顾的执著、热爱，2001年出了一张个人专辑，但仅卖了2000多张。遭遇失败后，他深刻反省，一边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一边深入民间采风，背着行囊，成年累月流浪在路上，他的采风足迹甚至远至大漠戈壁，深入到新疆、西藏等地少数民族同胞家中。多年筚路蓝缕、天南地北深入民间采风，和百姓打成一片，从他们口中探寻民风的源头，探寻民族音乐的古老音韵之根，并将它们融入自己及自己音乐的血脉之中，从而开拓自己新的音乐道路。
这里之所以谈及刀郎的这些历程，是想说明刀郎的平民阶层出身之于音乐的本质意义。刀郎所处社会阶层及其非科班出身，还有执著于音乐梦想的艰辛历程，无一不彰显其社会底层阶级属性。毋庸怀疑他平民化的朴素阶级情感，他始终将目光投注民间，坚持在百姓中间寻找音乐的真谛，叩问音乐的奥妙便是实证。他对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底层有着天然朴素的感情，这恐怕也是他于掀起毛泽东热的本世纪初翻唱红色经典电影歌曲，推出红歌专辑《红色经典》的缘由吧？
当然，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一个时代不可能永远定格于时钟表盘固定的时刻上，历史链条上的每一个时代节点，在历史长河中都只是一个瞬间。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刀郎，经历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和后来的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两个虽一脉相承但经济体制迥异的历史转折产生的巨变，这使他翻唱红色老歌时，浑厚、沙哑的嗓音中伴随老歌歌词、音韵的流淌，透出淡淡的忧伤、浅浅的惆怅、绵绵的追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处在新时代的怀旧的刀郎，内心的情感世界隐藏着由社会转型带来的撕裂与矛盾。
当然，刀郎也推出了吻合时潮的系列专辑，如《谢谢你》《披着羊皮的狼》《弹词话本》《如是我闻》等，它们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但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且广为流传的还是他翻唱的红色歌曲，如“九九艳阳天”“雁南飞”“我的祖国”“英雄赞歌”“敖包相会”“驼铃”“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等，不能不说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植根于人民群众中间的人民文艺具有震撼人们心灵的永恒魅力。刀郎后来出的一些专辑似乎都寂寂无闻，没有掀起什么波澜，不仅如此，由于长久地沉寂，反而更加凸显他以前因翻唱红歌走红、予人以翻唱歌手的“留声机”的标签，似乎除了用特别的嗓音翻唱老歌留下一些名气外，并无属于自己的证明自身水平实力的东西。
今年横空出世的新专辑《山歌寥哉》可谓刀郎十年磨剑之作，这里所说的“十年磨剑”并非时间上的实指，而是他长期深入民间采风的累积，对自己走过的音乐之路的反思，对所置身的时代和社会的反思，形成对追求目标的清晰指向，经过思想与艺术、经验与实践的反复淬炼形成的结晶。
三
刀郎创作《山歌寥哉》专辑，除了植根于上面说到的由社会阶层决定的平民情感外，更重要的是源于时代和市场的诱因。《山歌寥哉》专辑选择的歌曲，故事取材、创作的歌词及曲调，都明显彰显了刀郎对对当下乐坛的叛逆精神，但同时又抓住了人们焦灼于时代的隐秘诉求；刀郎通过专辑音乐找准了自己与时代、听众与时代的契合点，完成了一次弥合自己内心深处过去与现在由于历史转折、时代巨变形成的矛盾而痛苦的裂痕。《山歌寥哉》对他、对时代、对处于当今市场漩涡中焦灼的人们来得恰逢其时。
汹涌于社会舆论场上的对《山歌寥哉》的各种评论，毋庸置疑，都是评论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根据自己主观思想和个人好恶，当然也不能排除隐藏在语言下的其它目的来点评，难免有管中窥豹，只盯一点不及其余的偏颇之嫌，但这种现象本身恰恰说明，《山歌寥哉》触动了社会的神经，触动了当今生活在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的神经。事实也正是如此，姑且不论它勾起了上不得台面的歌坛过往宿怨，而且引起了一些对号入座的精英人士的憎恶嫉恨，更甚者，有个别体制内的权力者还煞有介事的试图将它贴上政治标签。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凡是在媒体上以各种“帽子”给《山歌寥哉》给予恶评的文章或视频底下的留言区，几乎是一边倒的对评论者的诘难和嘲讽，揄扬的声浪彻底压制了少数批评的声音。
四
刀郎《山歌寥哉》专辑歌词并非完全取材于古典名著《聊斋志异》，歌词取材的以聊斋为主、斜逸枝蔓的广博和精益求精，足见刀郎的敬业精神。透过古色古香、思绪游弋古今、天马行空而又一线总缆的歌词，我们不难窥见刀郎煎熬洇漫于笔端的汩汩心血。说实在的，于明朗易解中间或夹杂着古奥字眼的歌词，对于一般受众来说，理解起来有些晦涩难懂；还有作者主观释放个人内心世界的意境，对于喜爱它的人们来说，也难以准确领会，这反而拓展了人们的想象空间。“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痴情的从中可以看到纯真的爱情童话，负情的可以从中看到因果报应，心怀鬼胎的可以看到从中射出的嘲讽的利箭，精神颓废者从中看到了人生虚无的道，心宽体胖者从中看到了好善乐施的佛…… 它既赋予了流行色调，又具有古文化元素，还具有为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浓郁绵邈的民风，这一切形成一股清澈的激流，冲击当下忸怩、绵软、苍白的乐坛，令人耳目一新。总而言之，它来自民间、源于古典文化，结合当下社会语境，及时填补了人们精神空白地带。
《山歌寥哉》的爆炸式迅速走红最深层原因，是当今深度市场化导致的社会碎片化。市场化社会恰似表面上风平浪静，而水面之下暗流汹涌的大海，剧烈分化且日益固化的社会阶层群体就象大海里的鱼类生物，按其天然习性、体型大小、力量强弱被分割在各自的水层中，观照社会，被分割在各层面的阶层群体又被分割为零散的碎片，各个个体因自己的不同出身、不同成长历程及由此在社会巨大的蜂巢中所处的不同位置，精神世界、思想情感、对政治社会的感受各不相同、斑驳陆离，而刀郎《山歌寥哉》包罗广博的意蕴，在某一歌词或某个韵律上拨动了他们的心弦，触动了他们蛰伏心底的隐秘地带，引起共鸣。
五
其实，用各种艺术形式讴歌真善美、针砭假丑恶，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应有的职责，也是真正艺术的功用。
要说《山歌寥哉》里的歌词丝毫不带个人爱憎情感，为艺术而艺术，或为市场而市场，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唯心之论，无论在推行什么样制度的社会里，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其思想情感不可能不伴随其人生经历而形成自己的情感倾向。我们可以从《山歌寥哉》专辑中或明显或隐喻的歌词中找出这种佐证，
隐喻的如《罗刹海市》中“只为那有一条一丘河，河水流过苟苟营”，这句歌词中的“一丘河”“苟苟营”极易让人联想到“一丘之貉”“蝇蝇狗狗”；“未曾开言先转腚”，让人透过字面上风尘女子的勾人妖冶看到人世间谄贵媚富的钻营男女丑态；《画皮》里的“青冢邂逅了公子笑，从此薤露世上珍。君既不能解我忧，为何问我夜独行。穷途哪有星月光，公子为何慕皮囊？”语意婉转地讥讽色迷心窍、财迷心窍、官迷心窍的现世饕餮之徒，只知谋财恨少、谋色恨少、谋官恨小而胡作非为、贪赃枉法，迷途不反，落得个枷锁加身、妻离子散的悲惨结局。直白的如“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借古讽今，对当今一些通过各种门道荣登大雅之堂，面子上冠冕堂皇、满嘴诗云子曰，背地里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的各类精英画骨；“红描翅那个黑画皮，绿绣鸡冠金镶蹄”借物讽人；“岂有画堂登猪狗，哪来鞋拔作如意”“那从来煤蛋儿生来就黑，不管你咋样洗呀那也是个脏东西”，则是直截了当的呵斥、怒骂；《颠倒歌》中，歌词“把一只鳖扔进黄色的便盆它会自觉高贵，骑一头驴参加宫廷的舞会它能自比王妃”“阳光照不亮夜里的鬼，六畜难懂人间味”“它以为，总是它以为扁桃肿得比脑肥”“当一条狗叼着骨头趴下会看见它的尾巴，当踩扁一只螃蟹再看它就发现一只王八”“苞谷地里一棵葱，装得比那棒槌大”，通过诙谐的比拟和形象的故事性场景素描，透露出作者刀子般锐利的现实批判锋芒，颇有鲁迅先生于其“投枪匕首”杂文中嬉笑怒骂的味道，而《颠倒歌》中一段歌词“这世间众生多么的繁杂，话也瞎来心也瞎，路也滑来人也滑，一不小心就踩粑粑”，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市场经济语境下的物化社会人心不古、世道险仄的的悲叹与无奈，这无疑融入了刀郎自己在乐坛长期艰难打拼的人生感受，而反常理而行之的一句“苍蝇专叮那无缝的蛋”，则给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恶人多福，好人遭殃”的背离天理、违背民意的司法乱象，还有《未来的底片》中歌词“昨日犹似羽衣舞，今朝北邙狐兔窟”，借用古人诗意，发出人生苦短、世事茫茫，“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浩叹，它同样反映了当今很多人因生存不易、心力交瘁而产生的消极厌世病态心理的不良社会现象，甚至我们还可以由此联想到当今文化圈内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之风。
同以借喻的艺术表现形式鞭挞社会丑恶现象相对应的，是浅白晓畅、婉转悠扬、缠绵悱恻的民歌民调，它一如投入一锅辛辣滚烫的沸水中的清凉剂，对整个专辑因嘲讽变得剑拔弩张的激昂气势起到了缓冲作用，整个专辑的基调因此而变得有了柔和的意味，尖锐的讽刺由此变成了带刺的幽默，——所有的暗里明里的揶揄、斥骂，随着深邃悠扬的民歌曲调而浑然一体，回归民间歌谣的古老的母亲河。如《花妖》里的“君住在钱塘东，妾在临安北。君去时褐衣红，小奴家腰上黄。”“寻差了罗盘经，错投在泉亭；奴辗转到杭城，君又生余杭。”《镜听》里的“ 二更鼓儿敲，二更鼓儿敲，敲得泪珠儿对对往下掉。三更鼓儿咚，三更鼓儿咚，窗棂不动哪里来的风。四更鼓儿催，四更鼓儿催，天上鸿雁往南飞。”《路南柯》里的“月上东山啰，泪呀泪涟涟，晚睡的秋虫儿 一对对在我窗边。那秋虫儿叫呀叫得我那远行的人儿回来啊。我的窗儿，我的窗儿上啊，秋虫儿叫呀，哥哥你回来啊”。
六
文艺是时代的反映，尤其是风靡流行的文艺作品，更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社会大众心理思维、情感倾向，而形成人们的心理思维、情感倾向的大背景是政治社会体制下经济和经济关系的综合体系。刀郎新专辑《山歌寥哉》的火爆流行莫不如是。
有人说，《山歌寥哉》歌词中透出一种戾气，这种评论当然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它指的是新专辑组歌中一些针砭时弊和人心的歌词，是相对于对时代的颂扬而言。那么问题来了，《山歌寥哉》何以得到社会大众几乎一边倒的疯狂拥趸，尤其是对被一些批评者所说的宣泄“戾气”的歌词的如潮好评？这就表明这些“戾气”同样是大众群体欲宣泄的“戾气”，只不过刀郎恰逢其时地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出气口”。化用专辑中“罗刹海市”曲尾那句歌词“这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这是今天社会的根本矛盾和问题”，这些不可回避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如显性的医疗、教育、住房、青年人就业、广大底层劳动者劳动与工资、福利待遇的严重不匹配，隐性的如市场化体制语境下人际关系的隔阂、冷漠，由经济下行带来的民生艰难、买办阶级一仆二主、挟洋自重带来的国家的内忧外患，由基尼系数的持续增高造成的贫富两级分化，形成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 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并亟须通过改革与反思改革的再改革来解决的系列问题，这些都是《山歌寥哉》在社会上激起的“弦外之音”。
至于有的评论者对于《山歌寥哉》提出“庸俗化”“低俗卑劣”的批评，当然有失公允。很显然，这类批评者是将乐坛的“阳春白雪”作为参照对象的。而事实上，《山歌寥哉》里很多歌词不仅雅致高远，而且蕴意深长，如《路南柯》中“你藏在哪一层遥远的泉台蒿丘，潸然又张帆一夜浮萍更漏断。靠着些微弱的光亮人们涌向往日错过的渡口，来时未尝的险滩，在解脱的绝口把形骸置于辉章”“月圆桂枝上，一更红烛笏满床”；《翩翩》中“谁不是错过了四下报更的鼓声，总有人偷偷拨弄镜月的指针。罂缶的酒瓶化来绮纨与楼阁，绿芭蕉红樱桃孑然一身的过来人，未曾走到绝境路彼岸花不开。辛酸只为长安远倒卧在琼台，小心那流射的海市售卖开花杖，辽遥的天河啊纷纷流淌的挽歌郎。”……
不客气地说，在市场经济体制里长期浸淫的娱乐圈，早已成为乌烟瘴气的功利大染缸。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们将自己关在纤尘不染的优雅小阁楼，小群体间相互吹拍、孤芳自赏，早已脱离了底层劳苦大众，刀郎的《山歌寥哉》以席卷国内外音乐市场的锐不可挡之势，深深刺痛了他们的神经，使他们本能的作出反弹，然而这反弹显得那么苍白乏力。与“阳春白雪”相比，刀郎的“下里巴人”——《山歌寥哉》恰如于浊水中注入的一线清泉，对于时代、对于大众来说显得如此弥足珍贵，如此沁人心脾。
七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相对于时代要求来说，刀郎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上文讲过，《山歌寥哉》的成功源于刀郎的平民情怀，得益于中华民族绵长厚重、灿烂辉煌的民乐之源，得益于刀郎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汲取美学养分、承继批判精神。《山歌寥哉》虽然唱出了大众的心声，在思想性与作词选曲上别开生面，走在了业界前列，但与过往伟大时代的精典歌曲相比，还是呈现出源自个人主观性的狭隘和社会客观性的局限，更多的不足是源于时代。
同样是以民间曲调为底色而加工创作的歌曲“南泥湾”“谁不说俺家乡好”，以及场景、音域更宏阔的以广西壮族山歌为基调、根据真人真事拍摄的戏曲电影《刘三姐》，都是以民间曲调为基础、结合时代创作的歌曲，感人至深，流传至今。它们之所以不只是在乐坛、更是在民间传唱不衰，其根本原因是词和曲都深植于民族文化千年血脉，深植于人民群众心中。音乐流传的本体媒介是什么？是人民大众，历经历史长河大浪淘沙，能流传下来的歌曲，都与千百年来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培植的乐风大树庞大根系紧密相连。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后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光时代，源自民间的皇皇韶乐由伟大的火红的时代为其背书，唱出的都是人民群众心声，都是浸透阳光的浩然正气，毫无无病呻吟、靡靡颓废之音。而时代的背书，正是刀郎的《山歌寥哉》在思想、曲调上存在局限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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