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七二一指示」五十五周年：阶级斗争偃旗息鼓了吗？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党员1073万人。
会上，毛主席致《开幕词》，少奇同志作《政治报告》，恩来同志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的报告》，而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小平同志则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在八大召开的四年之前，主席就有过判断：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自1953年斯大林同志后、苏联国内国外出现了一丝混乱开始，毛主席有了“退居二线”的想法，中央一线工作也逐步依靠他想培养的两位接班人主持，国务院工作则由总理负责。
八大期间，主席在接见外国友人时还说：
这次开会我是跑龙套，唱戏的是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
在大会上，时年53岁、正值政治生命壮年的总书记小平同志严正指出：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满足经济”、“发展生产力”，这样的话术放到今天都是听起来极度合理的，也是经年累月来广为传播的。
不过，我倒想提一个早已尘封在史海中的旧迹：七二一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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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召开一个轮回之后，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是由新华社、文汇报记者所写，于7月20日经文元同志给毛主席审阅并修改，后在调查报告的编者按语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谈话，在7月21日晚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并在次日于22日见报《人民日报》。
随后，人们把毛主席在编者按中的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批示，称为“七二一指示”。
毛主席的这份“七二一指示”之所以影响巨大，见内容即可领略一番：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短短的几句批示，深刻地跃现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精髓：
一切为了实际，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无产阶级专政。
1968年7月23日，毛主席做出“七二一指示”的第三天，为纪念“指示”的发表，上海市在上海机床厂召开了两千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
两个月后，为贯彻“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全国第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设置磨床设计制造专业，第一期招收本厂职工五十二人，学制两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
「七二一工人大学」会根据本厂需要设置了相关细分专业，并开设了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等。
此后全国各地相继仿效，“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学制和教学模式逐步向全国的工矿企业推广，简称“工大”，数学、物理、化学、政治、英语、机械设计、制图加工、材料力学、电工学等应有尽有，还会按照工厂的实际应用和生产需要给学生安排学习内容。
1970年，在部分大学恢复招生时也采用了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的办法。
1975年6月，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经验交流会。会后，“七二一大学”在全国获得了迅猛发展。
截止到1976年9月，仅在上海市七二一大学就增加到2111所。
据《中国教育年鉴》记载，至1976年底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所，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三倍之多。
至于教育的效果如何？
还记得2021年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吧，新版《简史》从207页到213页，足足超过4000字的篇幅全部在详实论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在经济、科技、工业、基建、农业、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层面的成就，我不用多语，各位同志自行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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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办学本质与教育诉求都是政治性的，而非阳春白雪、小布尔乔亚式的所谓“纯粹教育”。
工大不是一种群体福利，也不仅是为了让工人们有更高的所谓“文化水平和技术技能”（尽管学技术学文化也是工大的重要课程内容），而是为了让阶级斗争的思想通过政治教育，更加深入工人阶级的内心，使得工人阶级之于国家「领导地位」不受到动摇，这才是工大最灵魂的主课。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其前提则是工人阶级必须接受政治教育，而非清汤寡水的“学术培训”。
反之，如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那么工人阶级就不需要懂政治、学政治、掌政治，而沦为一批批为生产力服务的机器人——其表象，便是“去政治化”。
去政治化，就是要求工人阶级离政治越远越好，要求工人们只需要勤劳、听话、精通技术即可——如若再愿意忍受低福利、低工资那就更好了。
七二一指示发出一年后的九大上，毛主席曾按耐不住、公然发难：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相当一个多数干部，跟x路线走，搞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不讲究无产阶级政治；苏联之所以不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苏东都没有搞过民主改革系列的领导权建设，没有这样的政治可供破坏和毁损，这个问题意识和眼光就不存在。
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
在这一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
赫鲁晓夫除了物质刺激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也不想其他的办法。
1975年时，82岁高龄的毛主席仍有思维敏捷的批判：
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是放屁是什么？科学技术是渗透到生产力各个要素之中的，是通过提高各个要素的质量来发挥作用的，并不是与生产力其他要素相并列的独立要素，并不能独立存在，所以不能与其他要素去并列排行第一第二！
让群众参与政治、成为国家机器的政治主体，而不是沦为生产力的奴隶、国家车轮滚滚前进的牺牲品，这就是毛主席提倡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还要「保卫社会主义政治」的缘由所在。
也就是阶级斗争学说亘古不变、常温常新的理论根基。
七二一指示发出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载有余。
在当时，主席通过那样一场深刻的精神改造，让这个党极为透彻地感知到人民的力量，以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国革命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将五千年来一直被排除于政治舞台的底层人民、普罗大众发动起来，深度嵌入进国家的各项管理与制度性监督监察，这其实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在稳固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并从实际与规模双重角度超越了西方所谓议会制的、被资本财阀所操弄的“投票民主”。
某种意义上，阶级斗争从来就不会动摇党执政的根基，反而更加稳定党的政治底色，进而凝聚亿万民众对党执政地位的拥护。
就在革命运动开始后不久，1966年6月10日，主席在同胡志明谈话时曾忧心吐露：
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
他曾还尖锐地指出：
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就在那一年多前，1965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转批陈正人给一波同志“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信，主席做了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的老战士，1964年10月上旬时，时任八机部部长的他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研究。
当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纪大，要给他开招待所。而他拒绝了，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同吃同住。
陈正人在信中感叹道：
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与群众生活的距离如果不缩小，群众必然是会离开我们的！
主席的批示则如下：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做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主席那几年时常与秘书、警卫员等谈起，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而是做起了“老爷”……
他曾引用一首咏泥神诗来给官僚主义者画过像：
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个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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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真的休止了吗、真的可以“让位”了吗？
同在那个月月初，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领导同志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
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这样不好。
这就是他一直批评的“包办代替主义”。
包办代替主义，使主席敏锐觉察到官僚主义抬头、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会议上，他还忧心地说：
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还是在那一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老人家怒声呵斥：
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山雨欲来风满楼。
事实上，就在本文开篇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召开后不过半年，1957年5月15日，毛主席便亲自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
注意右派的进攻！
6月8日，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由此，在主席“全国有约五千右派”的正确指示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斗争。
关于反右运动，即便是作为1956年八大上做出“阶级斗争让位说”的小平同志，在二十多年后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其必要。
比如1980年3月19日，他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
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
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是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小平同志的回忆显然是极为客观又真实的。
早在建国后不久，毛主席就曾对满屋子的地方干部怒气冲冲：
地位越高，知道的越少！北京不是个学知识的好地方。
当时，北京的一些普通百姓已经在用“宝塔”这个词私下嘲讽他们头上重重叠叠的官僚机构，主席也觉得自己像个被“困在了宝塔尖上的人。”
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央正式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这是强化阶级斗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也得到了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的积极响应，开始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
需要看到，在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斗争的过程中，小平同志本人正是运动的总指挥，他曾先后到东三省、陕西、四川、山东等省市检查督促反右斗争，并于1957年6月7日在东三省的省、市、地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强调：
右派不仅仅有资产阶级思想，而且有政治目的，对共产党、对人民民主专政是仇视的。
其时，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也是由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做《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会上他郑重提醒：
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你们要赶快回去收集右派们的言论，否则时间晚了，就收集不到了。要放长线钓大鱼。
在1957年7月8日的电话会议上，小平同志还表态：
对右派要狠，来不得温情主义。党团员是右派应该一视同仁，当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不要包庇，没有什么可惜。
从这可以看出，不论是毛主席的理论指导，还是执行层面小平同志的行政落地（以及出乎毛主席意料的扩大化），阶级斗争学说都充分反映了建国之后党内与社会客观存在的矛盾现实。
三年后的1960年3月30日，毛主席起草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开门见山点明：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席关于践行人民民主的思想已经根据现实的急剧变化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进阶，他越来越不满足于仅仅让人民“监督”政府，更需要发动人民来“管理”这个国家。
在带领党内一些同志阅读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主席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后来还由力群同志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
在读到第23章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主席给大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
主席还在这段文字旁特意批注：
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
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启幕之前曾随主席重登井冈山的王卓超，有过极为深刻的感悟：
记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
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
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
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
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
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
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那是1965年的春夏之交，毛主席时隔三十八年重上井冈山当然不是单纯的怀旧革命，而是在追求继续革命。
那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行动，绝非踏青赏景一般的闲情雅致。
早在那三年前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主席已有警告：
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当时间来到60年代中期，主席更加不再迷信党内，愈发转而发动他最信任的孩子们，即阶级斗争的「革命接班人」。
加之1968年后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工业/国防等成就显著，也提振了他和他的“红小鬼”们的革命信心。
主席的秘书员王力同志曾有回忆：
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
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
究竟怎么办？这是使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
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主席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只是遗憾的是，那场伟大的尝试又一次的被人为的破坏……这里不再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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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4年中央会议上的训斥，到1965年井冈山无限失落的悲叹，甚至包括四清运动难以收获成效，这已经得以表明：那一时期毛主席考虑的“全国性政治民主”以及群众民主如何形成固定的党政制度，必须被提上日程。
只不过，也必须以付之一炬、一往无前的姿态——在几近灯尽油枯的年纪。
阶级斗争，真的可以偃旗息鼓吗？
197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六十年代的历史，雄辩地证实了毛主席这一伟大的预言！
所谓的“社会制度彻底变化”，就是指人民群众拿起被垄断和剥夺的权力，真正意义上得实现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建设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至于如何保证这一群众模式的效益，唯有那坚不可摧的四个字：阶级斗争。
革命者，有可能蜕变为反革命者；
解放派，亦有可能蜕变为当权派。
因此，回答黄炎培“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的问题，本质就是回答“什么是革命”的问题。
需明晰什么是革命，才能笃定革命为了谁，以及革命的成果如何捍卫的历史性囿局。
斯图尔特·施拉姆曾经认为：
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和革命战略的大师，毛泽东满可以是一个“天生的列宁主义者”，但在理智上，毛泽东不是一个纯粹的列宁门徒，因为他从未真正成功地用一种纯粹列宁主义的方式解决“觉悟”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
他的党(和它的领导人)是“社会主义觉悟”的思想化身，但却被与之相抵触的信念，即“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是知识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真正源泉”的信念，削弱和淡化了。
这就是之所以一生“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主席会说出这样的话：
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真正至生命终点时，濒近晚年的主席更是如此悲叹：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
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说过一句话：
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一定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一切也就完了。
作为执政组织，当你掌握的权力仅意味着要承担起保障公众的利益和满足，当人民所要求你承担的重大责任使你总在担心自己能力不足——这样的权力，对掌权者就是一种“负担”。
相反，如果权力意味着能够给个人及个人背后逐渐生成的「政治门阀」或「利益集团」带来好处且社会责任处于次要地位时，那么权力的真正意义也就丧失了。
一如主席在50年代末评价苏联修正主义时说的那样：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主席的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自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修正主义政权的阶级实质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
以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幌子为政治掩饰，对苏联人民实行反动专政；在“建设共产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说辞下复辟资本主义，对苏联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这便又回到关于“满足经济”与“发展生产力”的讨论。
苏联作为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其生产力的高度一度来到了文明的顶点——但是，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对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执火人真正的考验，是当自己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无限权力下作何表现。
列宁时期的革命者们，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
但是后来那些持苏联各高等大学文凭和口喊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口号入党的人，眼睛瞄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金钱、地位、特权、美女……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满足。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即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在山上与王卓超等人谈及苏联修正主义特权集团时所评述的：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
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一年后，主席给予当权者的评语更为辛辣：
中国的官员是一个阶级，而且他们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如果这些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不受约束，中国将法西斯化。
跋
还是回到开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仅仅在那两个月后，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八届中央委员会二次全体会议上严肃指出：
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
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
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是好事。
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文/欧洲金靴，188金宝搏体育官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