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因为多数家庭年收入不到2000美元(136万人民币),美国差点亡国
按照惯例,每个月中都要公布上个月失业情况。
这个月的月中是周末。不过,估计周一就能看到。不出意外的话,年轻人的失业率应该高于上次公布的五月的20.8%。
话题转回来。
我曾经分析过,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除了科技进步推动的少数繁荣期,经济总是趋向于停滞,在“滞涨沫崩”四种形态中选择。1929—1932年,美国就经历了一次从繁荣向滞崩转换的过程。当时的美国,人民极度困苦,差点亡国,爆发内战。
1929年大危机的时候,谁都没想到1932年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惨的一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有了各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工人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提高了40%以上。既然有了这样大量的商品生产,消费者的购买力显然也需要相应提高,这就是说,要增加工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应增加。就是在黄金时代的1929年这一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也已计算过,一个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
因为多数人太穷,多数家庭的收入没达到2000美元,所以美国深陷危机。
我们印象之中美国人太穷,年收入不到2000美元就是穷,年收入不到2000美元到底有多穷呢?
按照我们在上一次的分析,以牛肉为等价物计算,当时的1美元等于1000元人民币,以猪肉为等价物计算,当时的1美元相当于5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当时一个美国家庭要维持生活,需要年入100万至200万人民币。
如果按照当时1夸脱鲜牛奶二美分,大陆一升牛奶大约12元计算,当时1美元相当于600元人民币。当时维持一个美国家庭要维持生活需要120万人民币。
在1934年以前,黄金固定在一盎司20.67美元左右。2000美元的年收入,大约可以买97盎司黄金。一盎司黄金大约31.1035克,一克黄金大约450元人民币。一个家庭年收入2000美元,大约136万人民币。
总之,这个数远远高于目前绝大多数大陆家庭的年收入。
不过,如果按照当时美国每张电影票二角五分,大陆每张电影票50元计算,当时1美元相当于200元人民币。当时一个美国家庭要维持生活需要40万人民币。不过,当时电影属于新鲜、高档娱乐,相比今天,价格偏高,参考意义不大。
何况就是40万人民币,也远远高于大多数大陆家庭的年收入。
按照美国当年的标准,年收入不到100+万人民币就算穷,这真让997的骡马人泪奔啊。
当然,这里说的维持生活,与其他国家的维持生活是两个概念。
毕竟,按照同期中国苦力的生活标准,可能连20美元都用不了。当时玉米的价格一蒲式耳(36升,大约25公斤),售价7美分。每口人每年消费250公斤玉米计算,每口人每年口粮需要70美分。五口之家(一对夫妇,一至两位老人,一至两个孩子),每年粮食需要3.5美元。其他生活日用、修缮住宅、维修生产工具工具、饲养牲口家禽的费用加在一起,估计也不会超过20美元,相当于现在1万至2万人民币。
这里提到的维持生活,显然不是这种生活,估计是胡佛当年承诺的“车库一辆车,晚饭两只鸡”的生活。如果有车库,那么住宅也不会太逼仄。普通人的住宅至少是二层小楼或多居室的公寓,是应有之义。
当年美国人均的生活水平,放在今天来看,都是远远超过某些国家的,怎么还会出现消费不足呢?
资本主义,不是能生产多少产品就能消费多少产品,而是能消费多少产品才能生产多少产品。
把这句话想明白了,很多问题才有可能解决。
资本主义生产有两个上限,一个是潜在产能,也就是一国所有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被高效调动起来能够输出的产能,一个是支付能力,即经济体内外多少支付能力购买本国商品。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除非战时状态,看不到一国的潜在产能,制约生产力上限的就是支付能力。
当时美国的潜在产能到底有多高呢?
二战时期,美国建造航母147(155?)艘,其中大型航母埃塞克斯级24(28?)艘,同期建造的还有中途岛级航母3艘,生产了9.8万架轰炸机,近10万架战斗机、2.4万架运输机和5.8万架教练机,将近10万辆的坦克和装甲车,其中M4谢尔曼坦克生产数量将近5万辆。其他火炮、枪支、弹药、运输、辅助车辆的产能另算。这还是1200万美国青年劳动力参军不从事生产的情况下。
当时的美国这么惊人的潜在产能,自然需要同样惊人的消费能力,才能保证社会生产在一个不太低的水平运转,多数人能有一份工作。
否则,如果全社会收入远远跟不上产能的水平,或者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全社会消费能力相比产能极其有限,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多数产品滞销,企业压缩产能,多数人失业。生产力处于怠速状态,自然不需要这么多劳动者。
1944年,美国人口大约1.38亿,钢产量8132万吨。2022年,中国人口大约14亿,钢产量大约10.13亿吨。人均的话,其实比当年的美国高不了太多。当时美军总数1200万,如果这些青壮年劳动力解甲归田的话,美国的潜在产能更高。所以,看1940年代的《猫和老鼠》的话,就会发现,当时的美国已经基本实现了每家一套房、一辆车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消费水平才能支持如此高的产能。
这就是为什么《光荣与梦想》之中,提出每个家庭需要2000美元才能维持生活的原因——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美国家庭应该实现生活水平,需要2000美元,折合今天100至200万人民币。达到这个水平,才能保证当时美国社会的产能和需求基本平衡,大多数人有相对稳定和体面的就业。
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是当时不折不扣的基建狂魔+生产狂魔。
基建狂魔也好,生产狂魔也好,只有产能,没有对应的需求,必然是大批人口失业。生产潜能越大,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越高,失业人口越多。劳动力的待遇越低,社会有效需求越低,失业人口越多。
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生产力的结果,不是让有人当奴隶,有人当奴隶主,而是提高全社会的消费水平。
生产力大幅发展的同时,劳动者的待遇也必须大幅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产能有对应的销路,劳动者有基本的工作。
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并没有意识到这次大危机不一样。
这位总统竟把当时的大萧条看作仅仅是公众关系不好所引起的问题。他相信,只要把美国实业界的形象弄得焕然一新,光彩照人,困难局面便会结束了。信仰实业界,这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对“实业界前途缺乏信心”,这是个大罪过。胡佛最初把随着股票市场崩溃而来的不景气看作一种心理现象。他亲自选用了“萧条”这个字眼,因为不象“恐慌”或“危机”那么吓人。1929年12月,他宣称“形势基本上是好的。”过了二个月,他又说最坏的情况将在六十天内结束。5月底,他预言经济将在当年秋天恢复正常。6月,市场急剧崩溃了,但是那时有个代表团前来请他举办公共工程救济失业,他竟还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来晚了六十天。萧条时期已经过去了。”
所以,他采取的方式一是对经济危机视而不见,二是压制那些“煽风点火,唱衰美国”的人。
当局开始发现所谓“外来的煽风点火的人”了。他们说,煽动群众胡作非为的总是些陌生人,决不是那些“值得同情的穷汉”。工人在福特的迪尔伯恩汽车厂外举行过反饥饿游行,退伍军人因索取补偿金闹过事,尤其是肯塔基州哈伦县发生过动乱,所有这些他都归罪于“破坏性批评家”。共和民主两党中的“不屈不挠的个人自由主义者”们,都把参与肯塔基州事件的大学生作为攻击的靶子。邢些学生被殴打,被监禁,还被县里检察官斥为“少数大言不惭的人,亵渎神明、自命不凡、乱七八糟、离经叛道”。
虽然他努力故作镇静,全体媒体也一致努力唱多,但是让他们大失所望的是,经济一路螺旋向下,失业率不断攀升到了革命一触即发的水平。
因为单位劳动者生产率太高,报酬相对于他们的生产能力太低,所以全社会的实际总产能必然下降。实际总产能下降,必然导致对劳动力的总需求减少。对个人来说,接受更低的工资,更长的工时,更低的福利,更高的工作压力,有更高的可能性被雇佣,但是对整体劳动者来说,内部竞争越激烈,总体就业越困难——或者说,内卷越严重,整个社会失业越严重。不论劳动者们接受多么恶劣的报酬,总是有一大批人失业,劳动者整体报酬越低,失业率越严重。因为对劳动者的总需求是不断下降的,所以一旦失业就很难再就业,即使接受比原先的工资水平低得多的工资,也很难再就业。一批一批的劳动者被淘汰下来,他们饥肠辘辘,却无法找到再就业的机会。上有老,下有小,背负债务的中年人尤其悲惨。
在加利福尼亚水库工地干粗活的工人中,有好些曾是农场主、牧师、工程师,还有一位中学校长和一个密苏里州某银行的前任行长。在芝加哥,两百名妇女在格兰达公园和林肯公园露宿。一无窝棚,二无铺盖,什么遮身保暖的东西也没有;晚上就躺在冰凉的地上打颤直至第二天黎明。在巴比伦,警察发现一个注册护士在私人庄园的槭树丛中捱饿:整整两个星期,都睡在一堆破布和新闻纸当中。在奥斯卡卢萨,一个失业女教师带着两个孩子,准备在一个上头扯起帐篷的地洞里度过第二个冬天。《纽约时报》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说,夜间敲门讨饭的,“可能几个月或一年前在银行里爽快地签发过你的贷款,或者在你所谈的报纸上写过社论,或者是某家大地产公司的副经理。”
国内各报在同一周内也出现了这样一些标题:
『实业界脉搏加快
全国各地工厂重新开工
生意好转
新英格兰各纺织厂复苏
据报有些城市开足马力大搞生产,
失业人员都找到了工作
东部各州商业复苏方兴未艾
资方感到繁荣指日可望
马克·沙利文报告说,工商界镇静乐观
经济回升已无障碍
近数周来各州储备银行
情况十分良好
预计九十天内生意好转
繁荣好景日见增加柯蒂斯估计前景美好』
可是,所有这些报纸偏偏都只字不提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那就是: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里,有一千五百万以上的人到处找工作,可是哪里也没有工作可做。
证券市场崩溃三年之后,孩子们唱起这样的歌来了:
『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冲。』
在当时人们的记忆中,以往美国发生危机,经济很快复苏,很快就迎来新一轮的繁荣,那么为什么这次不一样?
抛开劳动者的收入远远落后于产能这个根本原因不说,当时还有四个原因:
一是经济高度垄断。
二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储备耗尽。
三是大多数美国负债累累,无力增加消费。
四是美国城市化已经大致结束,把大批失业劳动者撵回农村已不现实。
垄断企业能准确判断全社会的支付能力和有效需求水平,并能把控制产能控制在一个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的水平,这个水平往往低于实际生产潜能。垄断企业自己不会盲目扩大再生产,也没有外来竞争压力,迫使垄断企业扩大再生产,其他上下游企业扩大再生产,也会被垄断企业压制。垄断企业不参与的话,上下游企业扩大再生产,无非是给垄断企业提供超额利润。在垄断时代,经济本身就趋向停滞。垄断可能是资本兼并造成的,也可能是行政命令主动关闭一些竞争企业造成的。能击败垄断资本的只有更强的垄断资本,一旦形成垄断,靠市场自身无非破解。
工业革命推动新的革命性的生产技术,可以打破垄断。这样的时代,垄断企业必须亦步亦趋增加投资,不断采用新技术,以免被其他后来者抢夺市场,颠覆统治。但是,工业革命不是平稳出现的,而是随着基础科学的进步,周期性出现的。两次工业革命之间,就很容易出现萧条期。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间的时期,当时蒸汽机取代了人力、畜力和水力,内燃机和电动机还没有出现,经济危机周期出现,工人苦不堪言。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也处于类似的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没有到来,推翻垄断的科技力量沉寂了。
1920年代,美国开始大规模推出信贷消费,汽车、房子、各种电器,都可以赊销。危机发生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都欠了一屁股债,许多赊销的账款都成了坏账。这种情况下,指望他们继续借贷消费,即使他们自己有这个胆量,商家和银行也未必同意。指望消费拉动复苏基本是水月镜花。
那时有各种愚蠢想法,其中之一是以为产量突增不是什么问题,说什么“只要有个好推销员,什么都能卖得出去”。怂恿那些手头并不宽裕的顾客乱买东西,靠延期过长的赊账的办法来做买卖。由于经纪人到处放账,股票市场基础不稳,终于垮台。影响所及,那些到各地推销的掮客做成了的千百万小宗交易也收不回账了,因为他们不管什么商品都一概赊给无力付款的人。
大多数美国人已经进入城市并在城市内生根,希望他们回到农村,自谋职业基本没有可能。他们既不能回农村维持基本生活,也不能在城市找到工作。于是,一面是农村农产品供应超过城市支付能力,一面是城市劳动力工业超过招工需求,农产品价格和劳动力价格都低迷。农村和城市劳动力都极度穷困。
上次的长期经济危机发生在1893年,自此以后,美国已经高度工业化,想要城市人口大批回乡,已经不可能了。
根本原因存在,四个重要原因叠加,在胡佛任期内出现大萧条,是理所当然。胡佛自己坚持经济没有问题,只是需要时间复苏,被撵下台,也是理所当然。
这次,赫伯特·胡佛恰巧在大难临头的前夕担任总统,可说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在当商务部长时只醉心于提高生产力,却不注意购买力不足的危险性。他只是在卸任离开白宫很久以后,对当年的事才有所醒悟。他写道:“这边为数不过几千人……却占有大部分的生产成果;……那边是占20%左右的人口,却只分到那么一点点东西。”
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考虑调节贫富差距的话,经济会迅速螺旋向下,失业骤增,难以复苏:
希望垄断企业主动扩大产能不现实。那意味着垄断企业牺牲利润。再说,垄断资本把中小资本挤出经济循环,压榨劳动者更无情。从推动贫富差距的角度看,垄断资本的扩张让劳动者在劳资博弈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垄断资本在扩张期疯狂补贴,招揽人才,占领市场,一旦实现垄断,就开始裁员外加向全社会收取数字地租。面对垄断资本,无论是劳动者还是消费者都更加弱势。何况,当时垄断资本已经把触角伸向了美国的每一个角落,已经没有可以继续扩张的蓝海。
希望砖家叫兽们创新科技不现实。当时美国的砖家叫兽骗子居多,平时的工作是抄袭欧洲学者的论文,套取科研经费。指望这些货色搞出什么科技成果,基本是痴人说梦。
希望老百姓继续借贷消费(小房子换大房子,汽车换更节能的更环保的汽车)不现实。经过1920年代,到1930年代,美国家庭都负债累累,谁还有钱买更好的房子和汽车?
向其他落后国家出口倾销不现实。这些国家自己也深陷经济危机之中,哪有购买力购买美国的商品?向这些国家赊销,这些国家将来用什么偿还债务?
希望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一个人口密集区迁出,迁往附近的新城区形成投资高潮不现实。人口密集区的形成,都有历史和经济的原因。某一个人口密集区,都是周边若干公里内,受交通、环境等因素影响,最适宜生产生活的地区,有对应的生产生活物质循环。人口迁往其他地区必须对应的经济重心的移动。大萧条时期,虽然有大量人口四处流动寻找就业机会,但是最终还是聚集在东西海岸传统经济中心或政治中心。除非华尔街离开纽约、国会和白宫离开华盛顿,否则人口还是会聚集在纽约、华盛顿。
希望一小撮人撑起消费市场不现实。且不说这些人的主要消费品都是欧洲的奢侈品,不是美国的工业品,即使这些人消费美国的消费品,几千人的消费能力,怎么能消化1.2亿人口的产能?
虽然当时胡佛没有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地方财政没有天量债务,但是各地财政照样无法维持了。随着经济规模螺旋向下,财政收入必然锐减。那些需要财政补贴的教育、医疗、公共治安、公共交通、供暖、供水、排污、煤气、垃圾清运甚至城市照明,都会面临无以为继的局面。工业化时代,出现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密集程度超过任何时代。这样的超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一旦停滞,后果不堪设想。
公职人员同领救济的人往往无法区别,因为他们的财源相同。一般地说,地方士绅们总还能让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样的制服,因为那时大家都担心治安问题。可是对公立学校的教员就没有那样关怀了,由于地方政府税源不足,教师的生活比别人来得苦,大萧条初期,还在他们的工资里扣钱来资助施汤站呢。对教员、救济工作人员和警察来说,穷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过的了。
金融危机也出现了。由于大多数人收入迅速下降,他们的收入很快就不能支撑他们当年欠下的债务。企业产品大量滞销,无力偿还贷款。作为抵押物的房产和股票迅速贬值。一切损失最终归集到银行,到罗斯福上台前夕,金融危机在全美蔓延。经济规模萎缩,金融业规模自然也要萎缩,中小金融机构自然要退出经济循环。
密执安州的金融危机,由于房地产价直线下降,情况的确特别严重,但问题却是全国性的。自从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全国倒闭的银行已超过5,500家;可以想见,群众的心情是多么惶惶不安。他们的对策是囤积黄金、货币。这时银行黄金库存每天要减少2,000万元,储户搞不到黄金就要纸币。结果是:一方面,作为货币储备的黄金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财政部又不得不增发纸币。
2500的月薪,怎么可能支持10000+的房价?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当时的美国。劳动者收入直线下降,房价必然也直线下降,银行掌握的抵押物迅速贬值。劳动者断供以后,银行就要自己独立面对储户的提款要求。
银行挤兑,照例带着自杀意味。加之这次危机发生在通货紧缩已经三年之日,形势就更加复杂了。当时即使是情况最好的银行,手里的抵押品和各种证券,其市价也只落得原来的一个零头。全国18,569家银行,库存现金不过60亿元左右,却要应付410亿元的存款。为了准备现金应付提款,银行不得不出售抵押品和证券,因此损失惨重。
社会动荡,资本主义随时可能终结。
纽约有3.5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在俄克拉何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多数人还只是暗地里感到忍无可忍(自杀人数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各处集结起来采取暴力行动了。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十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除了左翼的共产主义者,还有极右翼的法西斯:
有钱有势的人以及陆军部长赫尔利都属于右翼。早在1931年,政府就不肯裁减军备,因为这样做势必“削弱维持国内治安的力量”。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在亚特兰大市成立了,虽然它们名声不好。(有人问休伊·朗格,美国会不会出现法西斯主义,他回答说:“肯定会,但是在这里不叫做法西斯主义,要叫做‘反法西斯主义’。”)可是继黑衣社之后,又出现了什么银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团”、美国民族主义党等等组织。据说有一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已经作好准备,如果新总统办事无能,他就动手。
这些法西斯组织虽然要推行法西斯主义,却打着反法西斯的名义。这也不新鲜,有的国家就打着“反纳粹”的名义,入侵邻国,做纳粹曾经做过的事情嘛。
当时,左翼右翼都在摩拳擦掌,随时准备招兵买马,真刀真枪,展开内战。一旦胡佛继续连任,或者罗斯福演砸了,双方直接开干。众多失业者是廉价的兵员,反正失业了,没有经济来源,与其饿死不如卖命一搏,谁给军饷就跟谁干!
从各种事实来看,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工商界有些巨头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查尔斯·施瓦布是其中的一个。这位哈佛大学商业学院院长说:“资本主义正在经受考验,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决于这次考验的结果。”
所幸,当时美国政府还没有大规模采取赤字财政,还有使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使用赤字购买就业的空间。
使用凯恩斯主义必然带来巨大的财政赤字,长期看,要么导致财政危机,要么导致本币脱离稳定币值。但是,在全社会没有额外支付能力,经济坠向深渊,美国冲向地狱的时候,是唯一能暂时缓解下行速度的方法。
使用凯恩斯主义是为了争取时间进行深度改革,避免美国发生革命或者法西斯化,而不是全球危机,美国企稳向好,万事大吉。罗斯福上台以后,一面使用赤字财政,增加就业,安置失业人口,稳定社会,一面推动改革,改善劳动者博弈环境,从中长期提供劳动者待遇。否则,美国社会必然在中长期面临巨震。
回首看,当时采取战争缓解危机也不现实。
同样采用赤字财政缓解就业,纳粹德国因为拒绝承认国内阶级矛盾——一切问题都是犹太人的阴谋!从1933年希特勒成为总理,到1939年德国已经到了不发动战争,就要面临恶性经济危机或恶性通货膨胀二选一的地步。
美国在二战之中,为苏联提供武器援助,包括并不限于战斗机、坦克、运输卡车、铝材、粮食甚至午餐肉。为战胜纳粹法西斯,苏联人民付出了2000万人口的代价,生产了11万辆坦克,形成钢铁洪流。但是,美国的援助同样不可忽视,尤其是战争最紧张激烈的事情,美国援助的卡车等物资,为苏联提供了把主要产能放在最核心武器上的条件。
二战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战后反侵略战争的标准的“血枪同盟”模式。相对落后的被侵略国家提供人员,承受牺牲。利益相关的列强提供武器弹药。一方出血,一方出枪,双方结成“血枪同盟”,联手对抗侵略者。这种模式被用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甚至今天的乌克兰战争。当年中国虽然落后,但是能够形成三足鼎立的原因,也在于无论美苏,任何一国敢于使用武力侵略中国,必然给另一个超级大国提供开启这种“血枪同盟”的机会。结成“血枪同盟”的前提是人民战争,被侵略国的人民自愿承受巨大的牺牲,反抗侵略者。这样的时代,选择对外扩张缓解国内矛盾,只能加速国内矛盾激化,提前爆发。
胡佛的教训已经说明,大萧条时期不要寄希望于增加平民消费、顶层增加消费、加强垄断资本扩张、砖家叫兽创新、增加对落后国家赊销式的出口,这些方式不会有任何效果,控制财政赤字,也同样会面临财政危机、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武装扩张更无希望。
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如果不想发生内战,最终还是要启动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搞饮鸩止渴。当然,在此之前,胡佛死撑了四年,希望情况好转。罗斯福上台,美国这条大船转向。白宫轮流坐庄,尽管几乎全体美国人都希望终止胡佛的政策,但是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胡佛下台,罗斯福上台上。否则,会发生什么,不堪设想。
这就是埃尔多安宁可承担年率80%的通胀,也要坚持使用赤字财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