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三里河的“官儿们”

　　民间有句俚语，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儿小，不到广东，不知道自己钱少。

　　有人说在北京，走路不小心随便撞上个人，这人可能就是国家部委的处长司长局长。这略显夸张，可在北京是发生过的事。

　　但北京还有一句老话，叫东富西贵，南贫北贱。这话怎么来的，不得而知，据说明清已经开始这么流传了。对“东富”和“南贫北贱”之说，我没有考证，不敢妄言，但对“西贵”之说，我们住在西城三里河的人，其实都能有真实的佐证。说贵，无非指的为官者多。

　　且不说那些集中在军事博物馆以西的地方那些军队大院，那里岗哨林立、排列有序，那可是解放军各军兵种的统帅机关，那里“官员”集中啊，简直可以称得上一大景观。海军、空军，原来的总后、炮兵、工程兵、装甲兵、铁道兵等等，他们的大院和司政后机关，在这里绵延十余里。这些大院里，历来官多兵少。司令、政委、部长、局长、参谋长，比比皆是，师团级参谋干事在这里被戏称为“瞎参谋烂干事”，不过是机关跑腿的。

　　1949年全国解放，百事待兴，毛泽东主席大笔一挥，在一片荒凉坟岗之地圈出了一个个大方块，于是方块上建起了一座座人民解放军的高层指挥机关。七十年代以前，在公主坟以西的马路上，早上黎明时分出操，穿着绿蓝白军装陆海空的各军种的出操队伍，把一二三四的口号声喊得此起彼伏，震天价响，所以人们把漫长的复兴路大街又叫解放军大道。

　　不过，我说的西城之“贵”，还不是指这些军事机关集中的“司令部”，我想单说我们居住的三里河。

　　三里河，地域所辖说法从来不一，在习惯上，是东起月坛公园，西到钓鱼台门口，南临复兴门外，北到阜外大街的也就几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地方，因为原本有一条源自玉渊潭的同名小河，河上有一座建于金代的石桥，石桥距金朝中都建的北城墙会城门三里路，所以从古至今就叫三里河。但是，在中国，不，可能在全世界，这是少有的国家高级机关的集中地。你可别看这里面积不大，却是国家枢纽重地，政令出了中南海之后，中国的最重要的施政命令主要在这里发出。什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核工业部、物资部，银行、外汇、港澳、工商、统计等等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领导机构，在这里鳞次栉比。所以解放以后，有人曾把这里戏称为小国务院，或者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

　　机构庞大众多，走出的官员就多，别的不说，就一个国家发改委大院，即原来的国家计委大院，就走出过许多重量级人物，诸如部长、副部长、局长、司长级的官员，更是举不胜举。因为从解放以来这些机构都在此办公，官员们自然多居于此。官员太多了，中央干脆把钓鱼台对面的南沙沟建成了一座部长大院，于是，从解放以来很多退下来的部长们，便大多居住于此地。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不少享受部长级待遇的国宝级的重要人物。

　　因为我们居于此地，见个部长什么的，简直就像家常便饭了。钓鱼台门口、三里河路两侧街道花园，成为我们所有居民与部长们的共享资源，至于那个著名的玉渊潭公园，被所有“三里河人”共称为“咱们的后花园”。若有机会，还可以到钓鱼台国宾馆兜上一圈，看看接待外国首脑的那些无限风景。在这样的特殊地方居住，你要格外留心，因为你不小心碰了谁，那可能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长，或许可能就是一个国宝级别的大人物。一不小心，就真成了大新闻。所以，我们单位从老人到领导，都叮嘱新来的人一定要注意形象，因为这些老同志老部长大多都是老人，平常散步遛弯可要注意。

　　果不其然，许多年前的一天傍晚，我就遇见过这样一件事，那天和同事们沿着钓鱼台东墙外的便道漫步，道本来不宽，可晚上散步的人不少，加上眼神不好，一不小心，和迎面走过来的一个老人撞个正着。那人停下来看看我，笑了一笑，我说句抱歉，他说没关系！再仔细看时，这人这么熟呢？仔细一想，嘿，国务委员王忠禹，刚刚在新闻联播里看他接见外宾嘛。此时或许忙完公务出来散心呢。我觉得稍有内疚，不过这样的地方也习以为常，相视一笑，各自走路。

　　有一天，我和老伴在门口的万方商场闲溜达，在下电梯时，有人从后边拍一下我的肩膀，并且非常随和的叫一声我的名字，定睛看时，发觉是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金炳华。他是中国作家们非常尊敬的一个老领导，本来在上海复旦大学当领导，前些年中央要他去财政部任职，可中组部在作协和财政部两个单位征求意见时，他毫不犹豫选择了作家扎堆的中国作协。这几乎在官场成为一个谈论热点。他执掌作协的十余年里，热心为作家们服务，做了很多大事好事，被作家们公认为党管文艺的最优秀的领导干部代表，公正无私，廉洁自律是他的领导风格。从作协退下来后，被中央选派到中纪委巡视组做某个方面领导工作。

　　我问金书记怎么到这儿来了。他说去南沙沟看望财政部退下来的一个老领导，非要留着吃饭，就近随便转转。仔细看时，他身后还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正是他说的财政部老领导。临走时，他没有忘记，说答应给我的那套茅盾奖丛书，明天让司机给送来。没想到的是，金书记说话当真，第二天，他的司机和秘书一起，把一大箱茅盾长篇小说奖的丛书送了来。一个部长级的官员，如此平易近人，.这很是让我感动。

　　记得多年以前，在钓鱼台路边的绿化带漫步，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个拿着收音机漫步的白发老人，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个白发老头就是大历史学家任继愈。这个被称为大师级别的人物，其研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特别重视，他的科学无神论的思想，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他领导的《中华大藏经》的编撰，是他对中国宗教学的重大贡献，他的《中国哲学史》，一直被大学作为指定教材。每一次遛弯散步，我们都抱敬仰之心有意一睹大师风采。可2009年，大师突然去世。街心花园就此少了一道人文景观。

　　同样在这里我们也曾看到另外一些大人物，比如，著名医学家吴阶平，著名诗人、曾任过文化部长和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以及文学泰斗钱钟书，还有为中国美术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蔡若虹，等等，这些名气甚至高于部长的杰出人物，那么集中地在这片面积不大的地方集合相遇了。我们作为与他们摩肩相遇的常客，许多年甚至并不觉察这样一个人文环境的宝贵。可当这些大师一个个远行消失的时候，街心花园里那一个个老者的身影，给我们留下的是难以磨灭的记忆。

　　官员集中的地方，自然趣事也多。靠近物资部的绿化带上，经常有一些被保姆推来的白发老太太在哪儿晒太阳。这些老人大多八九十岁，保姆们把她们推在一起，用轮椅围个半圆，她们便开始了津津有味的谈论。于是保姆们在一边也便开始属于她们自己的话题。看老人们那么有兴致的对话，我时时有一种好奇，她们如此乐道，会谈些什么呢？就近仔细听来，没想到让我颇感汗颜，我本以为她们肯定谈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之类。没想到他们谈论的中心竟然是人民币怎样国际化，国际石油结算不能完全听美国摆布，特朗普这个商人总统早晚会跟咱们动真个的，中央应该有所戒备。这样一些高端的话题，怎么也不相信完全出自耄耋老者之口。也许她们本来就是机关的部长或司局长们。多年以前，她们还在机关谋划国家经济的大事，如今她们老了，但依然有颗永不衰老的心。虽然坐上了轮椅，脑子里似乎依然关注着国家和世界。

　　但是老了毕竟老了，从领导岗位退下，心态无论如何要走向平民，要适应普通人的生活。一大早，在玉渊潭南岸的少年英雄纪念碑前，上百名白发老人正在健身器材上做各种活动，做单双杠的，拉臂伸腰的，一个70多岁的老者大声吆喝着另一个白发老头：李部长，今天拉筋你做不到位，你必须请客。王书记，你来当裁判。说话间，那位被称为部长的老人，规规矩矩地双腿劈开，俯身撑地，一步步向下做劈叉姿势。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位部长居然完整完成了一个劈叉接地的动作。可是，那个被称为王书记的“裁判官”硬说部长还差半寸未接地，一定要部长要么完成动作，要么去三里河请客。后来，谈笑中得知，那位被成为部长的老者是某机关组织部部长。而那位被称为书记的，是某部级单位的纪委书记。

　　说话间，单杠上一个老人来了个360度大循环，人们在惊叹中高呼：马司长，难道你想吃回头草不成，还想让发改委重新任命你回去啊。于是，在一片谈笑中，人们这个部长那个局长的高喊着，这个司长那个书记的呼叫着，度过了早练的快乐时光。我突然感觉，这些国家机关的大员们，一瞬间回到了平民，甚至回答了青年童年。

　　他们忘掉了身份，忘掉了官职，忘掉了他们有过的那种前呼后拥的排场，这是一种回归，这是一种精神的回归，每一个人每一个当过这官那官的人，都面临着回归，即使你是一个平常人，也有一种回归，这就是你已经老了，你必须服老，否则你将必然受到精神的折磨。

　　不过，我们的生活中，依然还有那么一些职务已经退了，可依然不愿意回到民间，依然和老百姓保持距离的人，这种人，实际在自讨苦吃。他们应该到三里河走一走，看看这里的官员们，他们回到民间的无限快乐。

　　生命是一个过程，不管你是为高权重的大员，还是引车卖浆的凡夫平民，我们都将面对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