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从延安文艺的视角看今天的文艺

　【油画：延安文艺座谈会（阎文喜 作）】

　　延安文艺运动不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实践。经济、政治、文艺上的斗争，从来都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没有经济、政治上的胜利，就没有文艺上的胜利。革命文艺工作者在国统区进行了长期的不屈斗争，为什么未能形成大规模的文艺运动？就是因为那里的经济权、政权不掌握在人民手里。相反，如果没有文艺斗争的胜利，也不能保障和推动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的胜利。没有延安文艺的辉煌，就不可能激发起“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从而加快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进程。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巩固人民的文艺权利。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人民的文艺权利与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一样，总是面临得而复失的危险。人民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的丧失，必然从根本上导致人民的文艺权利的丧失；人民的文艺权利的丧失，也必然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最终导致人民一切权利的丧失。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艺有了很大发展，但也不可否认，在文艺以至整个文化领域的某些环节、某些方面，人民的权利已经受到剥夺。人民文艺的经典遭到篡改，为争取和保卫人民权利而牺牲的英雄遭到荼毒，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人民权利的斗争历史遭到颠覆，作为社会主人的广大劳动者遭到嘲弄……凡此种种，在延安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其间折射出来的经济、政治方面的消息，是颇为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

　　要巩固人民在文艺上的主人公地位，首先必须言行一致地而非虚与周旋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而非忽冷忽热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当务之急是要把巩固、壮大公有制经济落到实处，把共同富裕落到实处，把广大劳动者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落到实处。延安时期的经济基础，虽不能叫作市场经济，也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复杂经济体系，而且还有相当多的工人、农民受着地主、资本家的剥削。但是，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办法让广大工人、农民当家作主，完全有办法让广大工人、农民在社会上扬眉吐气。因此，工农群众才在文艺上表现出那么强烈的首创精神，并牢牢占领了文艺阵地。这一宝贵经验，值得我们认认真真地记取。

　【1945年歌剧《白毛女》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出】

　　延安文艺运动在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群众运动。人民不仅是这场运动的主导主体、推进主体、受益主体，而且是其间一切成败得失的评判主体。这是延安文艺运动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毛泽东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进一步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能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年谱》[1949-1967]第4卷第2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在今天，我们同样不能把人民的文艺权利理解为人民的文化福利，理解为一种只管吃不管做的被动存在。然而，在一些文艺组织那里，摒人民于文艺之外的关门主义早已不是个别现象。所谓文艺圈，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少数人放纵情欲、物欲、自我表现欲的闹场；至于某些文艺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以利益为纽带的“联邦”或“邦联”。说到评价尺度，则言必称收视率，言必称流量，言必称市场份额，言必称国际标准。人民群众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则是这些人从来都不大理会的。可以说，他们与人民的唯一联系，就是诱取人民群众手中的钱包。既然脱离了人民这一深厚土壤和根本依靠，那个文艺能搞得好吗？能够成为人民的文艺吗？大概正是出于这样的忧虑，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谆谆告诫文艺工作者：“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必须“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要把这一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首先是必须保证文艺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没有这一条，人民的一切文艺权利都无从谈起。其次是必须健全人民管理文艺的体制机制。比如各种评奖和项目评审，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劳动群众的代表参加，并赋予他们以有效的否决权；又比如，必须出台相应措施，鼓励媒体开展实质性的文艺批评，尤其要畅通人民群众表达意见的渠道，把文艺工作置于广泛的舆论监督之下。其三是必须开展群众性的创作活动。“十步之泽，必有香草。”群众性的创作活动一定能够涌现出一批工农文艺家。对于这样一批文艺家，要像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扶持李有源、孙万福那样给予热情扶持，为他们的崭露头角拍手叫好，为他们的成长鸣锣开道。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特别邀请农民网络作家花千芳参加，托意重要而深远。希望总书记的示范能够得到更多响应，在全国蔚成风气。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从一定意义上说，延安文艺运动是一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自我教育运动。教育的实质是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影响，把立足点、思想感情真正转移到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劳动人民一边。延安文艺整风是教育，整风以后的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更是教育。《讲话》发表以后，延安文艺运动之所以能够焕发新活力、开辟新境界，从主观上说，就是因为多数革命文艺工作者实现了思想感情的蜕变。欧阳山在20世纪20年代曾写过不少传达苦闷感伤情绪的小说，直至来到延安以后，仍然存在“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之类的糊涂观念。但是经过整风，特别是经过火热斗争的洗礼，他逐渐甩掉小资产阶级的因袭重担，逐渐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事物，于是写出了深受广大工农兵喜爱的长篇小说《高干大》。如果我们把这部作品和其早期作品《桃君的情人》《密斯红》等作一番比较，便不难看出：二者无论在思想深度、生活厚度还是艺术高度上，都不可同年而语矣。实践证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是文艺工作者把握生活真实、激发艺术潜能、获取创作自由的必由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发扬延安传统，一直在深入生活中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因此从创作主体上保障了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繁荣。但是，“改造世界观”这个本来正确的命题后来却被极左倾向所利用，成为压制、打击文艺工作者的借口。进入新时期以后，事情似乎又走到另一极端：由反对极左倾向而把“改造世界观”的命题一起否定。人的精神生命和物质生命一样，一旦停止新陈代谢的运动，必然要导致腐败。文艺圈子中人在圈内、圈外生出的种种乱象，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所谓“改造世界观”，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说就是“自我革命”。事实总是在从正反两方面提醒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巩固人民作为文艺主人的地位，就必须强调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党员文艺工作者不能成为“自我革命”的例外；文艺工作者倘若还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就必须把“自我革命”作为自己主动采取的精神形式。为此，以适当方式专门搞一次文艺整风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