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柳青？
一
拙文《柳青是谁？谁的柳青》发表后，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一些热议，不少读者对电影《柳青》、《柳青传》以及柳青本人提出批评和质疑：
“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人们也会以不同面貌出现。不只是柳青，许多作家前后分裂的表演不是已经上演过了吗？能够坚守信仰、忠于人民，并为之奋斗的人毕竟是少数。我并不苛求柳青一以贯之，转变是正常的，但我会向为消灭剥削制度呐喊、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人致敬！”“是柳青说谎，还是刘可风说谎？”“如果柳青真的自我分裂，那是多大的悲哀！”“柳青去世于改革开放之初，在当时的社会司思潮下，他可能产生自我分裂、否定，但如果他活到现在，看到了四十多年来的情况，我想，他应该会有‘否定之否定’的升华。”“现在主流以‘深入生活’为话语来宣讲柳青，但社会却在‘改开政治正确’实际上否定了《创业史》的主题思想，这就必然造成无力、混乱、虚假、可笑。像丁玲、浩然那样坚守初心的革命作家，的确不太多。”“有很多两面人，多得超出超过我们的想象。”“近四十年里，有太多的红二代，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打肿脸充当各自‘父亲’的知音，一个个满纸铜臭地擦脂抹粉虚构还原出‘真实’的父辈。简单的生活常识是，父亲极少会和子女沟通与工作有关的‘内心’。因为双方这里有巨大的鸿沟，生活经历阅历相差太远。最了解父辈的，抛开私密的亲情，永远不是子女……”“柳青的女儿想干嘛？”“跟陶斯亮是一路货色，坑爹害己！”“这部电影就是高级黑！”等等。
归纳一下读者的意见，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普遍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持肯定态度，认定《创业史》是一部热情歌颂中国六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史诗性作品；二是人们大多把柳青和《创业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其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柳青怀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三是大都对《柳青传》和电影《柳青》持批评态度，尤其对柳青和女儿谈话时的某些观点，感到十分失望和难以接受。
其中的核心是柳青对“农业合作化”等问题究竟持什么态度？这关系到怎样理解柳青以及《创业史》。我在《柳青是谁？谁的柳青》一文中已有涉及，但还远远不够，需要进行更加细致、完整和深入的梳理，以便我们能够对柳青有一个客观、理性的认识。
二
“毛主席指示，还没有合作社的地方，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一九五三年冬天和一九五四年春天，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只要合符条件，合符章程、决议，是群众自愿的，又有公道能干的领导骨干，那就办的越多越好了。……看吧！社会主义力量，在一九五三年冬天，要占领全国的乡村阵地了。几千年分散的中国农村社会，在一九五三年冬天，从根基上开始动荡起来了……”
这是《创业史》第一部结尾的一段文字。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柳青胸中涌动着一股抑制不住的豪情。柳青曾经说：“我写《创业史》，是宣传人们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用共产主义思想，创社会主义大业，我是这样写的，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创业史》也是我自身的经历，我把自己体验的一部分和我经历过的一部分，都写进去了。生宝的性格，以及他对党、对周围事物、对待各种各样人的态度，就有我自身的写照。”
这大抵是符合柳青创作《创业史》时的思想感情的，后来人们也都是根据这一点认识柳青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从五十年代中后期起，柳青就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认识开始了很大的变化。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时，曾经有一个“出版说明”：“《创业史》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着重表现这一革命中社会、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全书共分四部，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直至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但为什么直到柳青去世前都没有完成呢？根据刘可风《柳青传》的描述，除了柳青在文革中遭批斗和疾病等原因，主要还是由于他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产生了不同于当时的主流的认识。
1981年《延河》第二期发表的李士文《关于<创业史>和极左思潮》一文中说：“柳青曾经谈到，他的第四部写成了也不发表，要等他死后才发表，因为他要在这部书中对合作化运动做出自己的评价。”后来，柳青又亲口对女儿刘可风披露了计划写的《创业史》第四部：“主要内容是批判合作化运动怎样走上了错误的路。”并具体指出了合作化运动的“错误”：
“解放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所有制的改变，社会结构的大变化，带来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问题，不经过锻炼，干部能成长起来吗？不经过实践，能取得经验吗？怎么能说是小脚女人呢？这样复杂、困难、艰巨的任务，这样深刻巨大的变化，大脚女人能行吗？是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甚至更长一些完成合作化，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好呢，还是两三年一哄而就就好呢？当时，当时，把所有人积极迫切要求入社都看成社会主义积极性，是不是符合事实？像杨加喜，郭铁人积极要求入社的目的和广大贫下中农一样吗？不过是为了在潮头上，不加入不行，入了反而好，可能在社里占个优势，争夺领导权……这两年的盲动、冒进，后来十几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它的恶果，对以后的发展造成深远的不良影响……”
——刘可风著：《柳青传》
柳青认为合作化运动的错误在于 “盲动”“冒进”， “一哄而就”，没有一步一个脚印，没有尊重客观规律，应该像“小脚女人”那样一步一个脚印，而不应像“大脚女人”。
柳青的这些观点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长期研究和思考的结果”。其中如“小脚女人”“冒进”之类的说法，明显是有所指的。
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曾就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过多次谈话，其中，他在十一月四日的谈话中说：“发展农业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被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的。‘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倒错了的，应当查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的，不然，那里的乡干部、积极分子，就憋着一肚子气了……”并明确指出，“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他还在数量上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要求，“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9、123、124页）
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毛泽东更是热情洋溢地指出：“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7页）
柳青对此却不以为然，甚至在私下予以反驳：“如果我们的革命只是为了夺取政权、掌握政权，那这个革命就是过去时代的循环；如果一个革命不能使生产力得到解放，生产极大发展，那这个革命的意义何在？”很显然，他理解的社会主义只是提高和发展生产力，而毛泽东是把农业合作化运动看做“改变生产关系”，由私有制迈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关键一步。可见，柳青对合作化的认识态度，同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系列论述大相异趣，甚至是根本对立的。
柳青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农业合作化”，而是经历了一个由个别到全体，从局部到整体的变化。导致这个“变化”的诱因，除了党内高层不同观点的影响，还因为他在农村基层参与和经历合作化运动时的某些实际经验。据《柳青传》记载，高级社成立后，他曾中断《创业史》的写作，创作了一部名为《恨透铁》的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柳青根据生活中熟悉的某个人物写成的，“这部作品包含他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重要看法，因为时间、篇幅和写作计划的原因，许多问题不能展开……他对周围信得过的人说：‘这篇小说是我对高级社一哄而起的控诉。’同时还说，‘1955年、1956年的大丰收，除了风调雨顺的客观条件外，最重要的是初级社这种组织形式，它的优越性还演员没有显示完。”（刘可风著：《柳青传》第207页）
柳青认为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的步子太快，是“急躁冒进”和“一哄而起”。恰恰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态度截然相反，而且异常鲜明，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报告时说：“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担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第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的后腿……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拿来批评我国目前的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但是我们不应当允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8、183页）
柳青对农业合作化的这些异议观点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受了刘少奇、邓子恢等人为代表的所谓“新民主主义派”的影响，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曾经不止一次地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提出过批评：“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批判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2页）
可见，柳青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些思想，是当时党内在“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两条路线之争的反映。站在这两种不同立场看农业合作化，显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欧国家相继出现改革浪潮，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柳青停止了《创业史》第二部的写作，“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研究来研究去，认为南斯拉夫的经验比较好……南斯拉夫真正做到了入社自愿，出社自由，农村只有四分之一合作化了，在全国的农户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但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大，它是用农工商联合企业等集体形式和个体农民合作，引导，辅助个体农民，他们发展集体经济是缓慢的、逐渐的，不是急风暴雨似的。”（刘可风著：《柳青传》第429页）
柳青的认识并不仅仅来自他的个人经验，更多来自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认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虽然后者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反作用于前者，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前者。但马克思的这种思想在苏联被超越或者说“修正”了。先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突破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先在一国取得成功的论述，然后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通过“疾风暴雨”的方式，在苏联实现了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中国革命也是如此，从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到新中国成立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是对苏联模式进行超越和修正的结果。当然，在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向人民公社迈进的过程中，中国更多汲取了苏联经验，但具体路径上还是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例如在所有制上，苏联的集体农庄和中国的农业合作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都有很大的不同。对此，柳青似乎很不以为然。他一方面对被中共视为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改革赞赏不已，对苏联式社会主义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对十月革命后列宁短暂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倍加推崇，而对斯大林在苏联“强力推行”社会主义颇为反感。这种态度甚至影响了他对斯大林本人的评价：“斯大林三十年的统治，把共产主义运动导向一个奴隶制度，一切只服从一个人。……没有斯大林，就没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现象，包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刘可风著：《柳青传》第460页》。
柳青的这种批评应该说不无道理。斯大林社会主义的确在苏联造就了一个高居人民之上的特权官僚阶层，当人民的民主权利缺乏保障，必然会导致官僚主义和特权腐败，正是鉴于当时中国社会同样存在的官僚主义和特权腐败现象，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探索社会主义民主以及人民群众参与和管理国家，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但柳青无视这一事实，把毛泽东和斯大林相提并论：“……他（指毛泽东）后来不正确地估计个人威信，群众运动的表面现象使他头脑发热，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了，说邓子恢是‘小脚女人’，后来，他也意识到带来许多问题和矛盾……文革后期，父亲写了这样一段话：‘错误是从夸大自己的作用，忽视经济基础的作用开始的，由于不愿意重新认识自己，就对公众掩饰自己的错误，从而对周围人暴露了自己平凡人的弱点。在清除了对立派别的人以后，待之而来的不是一些正直的、有真知灼见的人。’父亲是跟着毛泽东的革命道路一直走过来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他和中国人民一样，十分崇敬毛泽东，虽然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多有负面看法，但听者能感觉到，他认为毛泽东的出发点大多是为人民的，希望他醒悟，能认识，能改变。但后来，有些失望地说:‘过去每次运动结束，我们都要反省自己的错误和不当，这次运动，他怕是不会承认了。”（刘可风著：《柳青传》第461、463页）
刘可风还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柳青听到毛泽东逝世后的反应：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已沉寂多时全城的高音喇叭响起了交流电的呜呜声，我心里一紧，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分外悲痛的语调播送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
我即刻动身，赶回家，见父亲定定地坐着，他一直这样久久地坐着，没有说话，没有表情。许久，他好似有解脱感地说了一句：
“一个时代总算结束了。”
柳青还给毛泽东做了一个“盖棺论定”的评价：“他是新民主主义自始至终不朽的人物。”（刘可风著：《柳青传》第463页）
联系到柳青听到毛泽东逝世后那句“一个时代总算结束了”，再看这句评价，柳青对毛泽东的态度再明白不过了。他心目中“不朽”的毛泽东，只到新民主主义时期为止，而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即“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毛泽东“多有负面评价”。这也许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也都是以中共“八大”为分水岭，将改革开放视为恢复“八大”制定而没有执行好的正确方针。而这个“正确方针”通常被认为是以刘少奇、邓小平所代表的。也正是从“三中全会”后，刘、邓不约而同得到了平反，毛泽东则被认为在“八大”后犯了“左倾”或“极左”的错误。
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柳青和“后三十年”主流的中共党史叙述不谋而合。难怪《柳青传》把他塑造成一个顾准式“先知”的。
后来，柳青曾对女儿说过，他并不赞成对毛泽东所谓三七开的评价，他当然不是替毛泽东辩护，而也许恰恰相反：“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有启蒙的功绩，列宁充分肯定这一点，但是，这个人到后来做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列宁和他进行了无情的斗争。斯大林也一样，要分阶段来分析。”（刘可风著：《柳青传》第464页）
我并不是据此认为柳青把毛泽东和“无产阶级革命亊业的叛徒”普列汉诺夫相提并论，但这段话至少流露出了他对毛泽东的真实态度。
三
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在关于写《柳青传》的缘起时曾说：“他（指）柳青生前出版的东西和他的思想，差别实在太大了。但是，他来不及完成整个作品就去世。如果我不写，后人会一直误解他。”这的确是事实。柳青一直被公认为新中国前三十年特别是“十七年文学”最具代表性和成就最高的作家，同时也被视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热情拥护者和歌颂者。直到《柳青传》和电影《柳青传》，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既然相反的事实后，还有读者认为，“柳青把毕生的才华献给了人类最伟大的探索——实现共产主义。他热情讴歌，挥笔书写，那种深情和炽烈决不是蝇营狗苟者所能体察。今人须仰望先生，岂可俯察？电影的失败，就在于以貌似客观的表现前辈，实际是抖售自己的私货。如此而已。”将其心目中偶像破损的责任归咎给了《柳青传》和电影《柳青传》。殊不知，真正“误解”柳青的，并不是《柳青传》和电影《柳青》，恰恰是读者自己。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的只是文学史上的那个柳青，而并非柳青本人。真实的柳青一直藏在《创业史》背后，面目隐晦，讳莫如深。这恐怕是中外文学史上最大的一个神话。“文革”结束后，柳青曾一度被当作“极左人士”批判，的确是冤枉他了。
柳青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神话不被戳破，把自己隐蔽在《创业史》背后，除了女儿和少数几个知己，生怕自己真实的思想为世人所知。他也许并不害怕这些思想被公开，只是觉得还没有到公开的时机而已。
这个时机被他的女儿抓住了。
表面上看，柳青通过跟女儿的谈话否定了他耗费巨大心血创作的《创业史》，其实只不过是把自己从《创业史》里剥离开罢了，如同一对曾经患难与共的夫妻或老友分道扬镳那样。《创业史》变成了一个没有“作者”的作品，柳青“失去”其作品之后，不仅没有任何损失，反而获得了丰厚的奖赏。因为，他去世后的中国社会，很快废止了《创业史》讴歌的那个“新事物”，农村社会主义的典型不再是大寨，而变成了最先分田到户的小岗村。历史又回到了《创业史》开篇的起点，但并没有沿着柳青为其主人公们设计的道路往前走，而是后退，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站在胜利者位置的并不是他着力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却是那个一心想发家致富的郭振山。而他自己，也无意中成为了郭振山们的代言人。
这恐怕是柳青本人做梦也未曾料到的。
应该承认，无论是创作上孜孜不倦、精益求精，近乎圣徒般的追求，还是对农村生活的熟悉了解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柳青都达到了他同时代许多作家所不能及的高度。《创业史》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便是证明。在这一点上，柳青无愧于“人民作家”的称号。电影《柳青传》把他塑造成中国的托尔斯泰，倒是恰如其分。我甚至也不怀疑柳青内心深处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但历史的戏剧性突变，让柳青获得了将自己从那个已经被新的时代拒绝接纳的陈旧角色中剥离的契机，在他去世多年后，通过其女儿刘可风之手，创作了一部新的作品，这部新作的主人公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
这是柳青超出许多同时代作家的又一个表现。
1978年，柳青曾在去世前对女儿说过：“下一个时代，你们会右，也许会右得不能再右了，走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回过头来寻找正确的路，历史上这样的现象太多了。”（《柳青传》第470页）
从《柳青传》中披露的柳青的思想，不少读者觉得他已经够右了，但从这段话看，他自己似乎并不这样认为。
我很好奇，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真的如柳青担心的那样，“右得不能再右”了，他会建议我们“回过头”去哪儿，向谁寻求“正确答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