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

编者按：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

——张文木目录

　　一、帝国时代的英国传统外交及其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

　　（二）汤因比开始写作《历史研究》时英国面临的世界形势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帝国利益

　　1．地缘政治

　　2．意识形态

　　二、英帝国的衰落与汤因比历史观的变化

　　（一）被剥夺的胜利者：英国衰落喜悲剧

　　（二）汤因比研究结论与衰落后的英国外交策略同步变化

　　三、1973:“尼克松主义”的出现与汤因比历史理论的调整

　　（一）主张英日向大陆靠拢以摆脱美国

　　（二）将“捧杀”对象从美国转向中国

　　（三）暗示“黄祸”将起，英日联手挑拨中美冲突

　　（四）爱的呓语

　　四、汤因比所肩负的“特别文化使命”及其学术评价

　　（一）“君子报仇”

　　（二）英国对美国“请君入瓮”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肩负着“特别文化使命”

　　（四）汤因比的学术研究远离真理

　　五、经验总结

四、汤因比所肩负的“特别文化使命”及其学术评价

　　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可英国人要报起仇来，百年也不晚。自丘吉尔起，英国政治家们就开始呼吁欧洲团结以实现欧洲复兴。

　　（一）“君子报仇”

　　汤因比在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历史，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然而，千百年来的因循守旧、各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与恐惧，都是压在欧洲背上的负担，阻碍了上述那种革新。从技术上讲，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从社会与政治上说，或许不可能进行改革。欧洲人作为个人，作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这些因素同传统的势力、感情以及复旧情绪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决不能摆脱在欧洲边缘已站住了脚的超级大国的操纵和摆布。看来俄美之间争夺欧洲资源的斗争，不可能有助于欧洲改组的事业。

　　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并没有忘记二战中为罗斯福出卖的耻辱，他们一直在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并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回忆录《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将这个目的说得更加明白：

　　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失落和衰退。

　　如前所述，美国能够在二战以后取代欧洲成为世界霸主的主要原因，是在亚洲尚未崛起之际，罗斯福联手斯大林有意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压缩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对美国而言，只有让苏联控制东欧，欧洲才能是小“西欧”；只有欧洲变为小“西欧”，它才能听美国的话。反之，东欧一旦回到西欧，大欧洲就会出现，这样欧洲的翅膀就会硬起来，就会反美国。二战之前的地缘政治特点是大欧洲压迫美国，二战之后美国翻了身，翻身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对欧洲版图做了大“手术”，即在二战中将东欧让给了苏联并由此大大压缩了欧洲的地缘政治空间。换言之，丘吉尔说的“铁幕”实际上是美国与苏联合伙拉起的，目的是为了挤压欧洲。

　　尼克松之后，美国人却再次忘记罗斯福教诲并失去了尼克松的智慧，再次戴上欧洲发送的“世界主义”高帽并为欧洲担起战略“清道夫”的任务。美国先将雅尔塔体制的关键支柱苏联打倒，结果事与愿违，美国不仅没有收获苏联留下的雅尔塔遗产，反而被欧洲怂恿着进行更大的扩张并使欧洲随后收回了在二战后失去的东欧地缘政治利益。正是由于罗斯福的有意安排，美国与苏联分享了战后“雅尔塔红利”近半个世纪；而苏联解体迄今凡20余年，美国便被“对全球事务的支配”的重任压垮并迅速衰落。

　　苏联解体后，尤其是科索沃战争后，美国已帮着欧洲将其地缘政治版图恢复到二战前的大欧洲的水平，整个东欧已融入并依附于西欧，随之而来的必是欧洲力量的增强和扩大。21世纪伊始，欧洲人又用捧杀的方法怂恿着美国冲入中亚，在美国被“请君入瓮”即进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后，欧洲又纷纷撤兵。值得回味的是，当年坚决支持美国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并“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这话一般的英国人读不懂，但能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尔、汤因比感到欣慰，让罗斯福、马歇尔感到痛心。如果我们了解二战前英国那呼风唤雨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布莱尔这句表面顺从的话中包含着英国人对美国人的那刻骨铭心的仇恨。

　　与美国比较，英国外交手腕要相对圆熟得多。尼克松之后，汤因比的“笔战”再次达到目的：随苏联解体接踵而至的是美国国内先后出现了“美中冲突”和“文明的冲突”论调。其代表作是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1993年）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7年），以及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有着惊人的一致，前者即《文明的冲突》一书几乎就是汤因比《历史研究》的翻版，而后者则是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如愿以偿的结果。美国人被英国人诱入预设的思维陷阱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抛弃尼克松的智慧，梦游似地再步凯南老路，以“反恐”取代当年的“反共”，全面铺开为期10年之久的“反恐战争”。美国由此迅速衰落。

　　（二）英国对美国“请君入瓮”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小布什发起“反恐战争”后，英国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仿效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做法，在中亚趁美国之危，大做军火生意。2008年6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国防与安全组织（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报告数据，2007年英国成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国名单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场订单多年领先的美国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国接到其他国家价值100亿英镑（约200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新订单，占世界武器出口市场的33%。该报告中说，2006年，英国出口订单数额达到55亿英镑。帮助英国冲进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的“台风”（Typhoon）战斗机的大型订单（交易额为43亿英镑）以及与阿曼、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岸防舰出口订单。此外，来自北美国家的订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国从英国购买的武器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英国在怂恿美国冲入中亚后，与当年的罗斯福一样也在双面下注。2010年10月21日，塔利班组织一名指挥官对英国《每日电讯报》表示，英国是该组织最大的资金来源。按他的话说，塔利班受到英国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中心收到的捐款的资助。这名塔利班指挥官告诉英国天空新闻台：“我们不像政府，我们依靠个人（捐助）。我们从英国的穆斯林兄弟那里获得捐款，进行圣战。他们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获得资金、购买武器和开展战斗的方式。”

　　读到这里，笔者不得不再次提及193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那次内部讲话，面对即将爆发的欧洲大战，罗斯福计算了一下欧洲还二十几个独立国家后说，“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他说：“如果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英国、法国和其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决定起而战斗，那时你们就会碰到武器问题。”罗斯福向其同僚幸灾乐祸地交底说：

　　慕尼黑会议后，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会议举行于9月29日）那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惶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订购了飞机。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然而我想是300～400架。

　　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订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订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第二，现在我们不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希望法国继续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我们不希望法国不得不向这个、那个或其他事物屈服，因为法国屈服，英国屈服，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将不存在什么独立的国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说，尽我们所能——完全作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帮助法国和英国维护独立，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确实，目前它们的独立受到了威胁。

　　我想，阿瑟•克罗曾经说过：“这不是非中立吗？”是的，可以这样说。而我作为陆海军统帅和行政部门首脑，将竭尽全力防止任何军火进入德国、意大利或日本。为什么？这是因为自我保护是美国政策的组成部分。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40或50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

　　这就是真正的答复。你们不必担心由谁来批准这批订货或其他订货。我坦率地希望法国能够得到我们所能生产的最高速驱逐机。我国有六家公司生产这种飞机。我希望他们会得到他们能够在我国购买的最好的重型和中型轰炸机。这不是一个秘密问题。我们只保守一个秘密，那就是轰炸机瞄准具，这还没有向法国透露，也不会向它透露。我祈求上帝让他们得到飞机。很快地得到并把它们运抵法国。这可能意味着拯救我们的文明。

　　罗斯福的这篇交底式的讲话引起在座要员的鼓掌。他们明白了罗斯福将带领他们不仅要取代欧洲的世界霸权，而且还要利用欧洲的灾难大发横财。

　　时光如梭，风水轮换。进入21世纪的美英开始角色置换，今天的英国人正在扮演当年美国人的角色：在消耗美国的同时还要利用美国与世界的冲突大发横财。

　　1857年马克思在《印度起义》一文中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看来，马克思说的“报应的规律”在当今美国身上得到了应验。“春江水暖鸭先知”，最能感受到这个“报应的规律”的是美国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里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 ，他于2010年12月13日逝世，临死前他对医生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要停止阿富汗战争”。2011年2月25日，曾积极支持美军参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离任前夕在美国西点军校演讲时警告说：未来任何国防部长如果建议总统向亚洲、中东或非洲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借用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MacArthur)的委婉说法，‘都应该检查他的脑子是否正常’。”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肩负着“特别文化使命”

　　总之，汤因比的学术与其生涯显然是贯穿政治的。汤因比不仅在英国外交情报系统长期任职，而且还与英国“罗兹会社”有着密切关系。1891年，全球最大钻石巨头戴尔比斯集团创始人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国创立的“罗兹会社”，会社确立的“崇高”目的是：

　　将大英帝国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在帝国议会实行殖地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大学导师卡洛•奎格雷（Crrroll Quigley）教授1949年在所著的《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一书中披露：罗兹会社的口号是：

　　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

　　罗兹会社由三个同心圆圈子构成，内层核心圈由罗兹本人主导，成员皆为秉持永葆大英帝国理念的富豪精英，，结成“罗兹秘密会社”（Rhodes Secret Group）,1901年后被称为“米尔纳小组”(Milner Group)。第二层是“塞西尔小组”(Cecil Group)，由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主导的政治圈权势人物组成。第三层即最外圈由阿诺德•汤因比 和金融家安东•米尔纳 （Anton Milner）勋爵主导，成员为知识分子，称为“汤因比小组”。阿诺德•汤因比为罗兹会社确立的观念主要是：第一，英国历史代表着伟大的道德思想——思想自由的演变，最有利于英帝国的完整统一；第二，任何人最关心的应该是为国家服务的责任感和义务；第三，工薪阶层在英语社会中做社会服务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这三个小组中，“汤因比小组”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塞西尔小组”施加政治影响，“米尔纳小组”提供财力支持。三圆同心，相辅相成，组成影响英帝国和世界命运的秘密组织。

　　罗兹会社的核心成员皆通过严格选拔组成。入选成员被送进由罗兹会社的控制机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泰晤士报》《圆桌》杂志以及外交部或殖民办公室等进行历练。“这些人在学术界广泛占据要害位置，通过新闻媒体引导并影响舆论”。罗兹会社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英帝国自治领、殖民地和前殖民地遍设分支。如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就是罗兹会社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其“首要目标是由英国以联邦的形式统一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最终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他们“不定期秘密集会，统一规划部署，从幕后对政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

　　1920年7月“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在巴黎的一家饭店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大多是罗兹会社的成员”。1926年该研究所获英国皇家特许，取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IIA）。笔者目前尚未见到明确的资料证明在巴黎参加和会的汤因比是否在组织上加入罗兹会社，但从汤因比叔父在罗兹会社中所起的作用、1936年希特勒接见汤因比 和1939年后汤因比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事务研究部主任的履历及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核心观点与罗兹会社的“汤因比小组”的理念惊人的一致等方面比较分析，“《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J．汤因比则从早年就进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说法是非常可能的。

　　1975年10月22日汤因比去世，他不如丘吉尔有幸，丘吉尔看到了美国在朝鲜战争后的衰落，而汤恩比看到的则是美国衰落后在尼克松手中开始中兴。好在他的后生们不辱使命，终于在21世纪初，将美国送上国家衰落的快车道。

　　（四）汤因比的学术研究远离真理

　　一般说来，被压迫民族的历史观更接近真理。19世纪的德国是受英国资本压迫的国家。如果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的著作与阿诺德•汤因比的著作放在一起比较阅读，就会发现前者更接近真理，因而其论证也比较有力；后者在吓人的巨量资料和庞杂无序的知识掩饰下，让人看到的只是以英国外交利益划线因而不顾事实的虚伪，其论证只能是闪烁其词。这是因为前者是在为反抗英国压迫的德意志民族和全世界无产者呐喊，后者则是在为英国霸权张目。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同一个问题，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感受从而立场不同，其结论也就大相庭径。一般而言，被压迫者的学说容易接近真理。

　　比如对于拿破仑的评价，与汤因比不同，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拿破仑在欧洲政治家中是较早认清英国“自由贸易”虚伪本质的人。拿破仑曾说：“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李斯特肯定地说：就当时法国的商业政策来说，拿破仑这句话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这位伟大天才，以前并没有研究过这些学说，“这对于他，对于法国来说，真是一件好事”。恩格斯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

　　关于不列颠在印度殖民统治造成的后果，与汤因比不同，马克思说：“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

　　19世纪的德国与18世纪的法国一样，也在遭遇着英国资本的冲击和剥削，命运相同，感受及其学术结论也自然与汤因比不同。退一步来说，同为压迫者阶级，汤因比与其前辈，地缘政治学者哈•麦金德，甚至与其同辈，美国战略思想家沃尔特•李普曼相比，其眼光也有泥云之别。前者大而无当，以其浩如烟海的资料吓人，后者文章不长，其结论却常能一语中的。

　　五、经验总结

　　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只有趟过了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血泊的共产党人才认识到“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今天对于西方人反华手法，我们仅仅从警惕的角度对其加以总结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同样需要认真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请君入瓮”。具体说来，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的文化交流要与国家的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相呼应。大国文化的国际交流，即使不是所有，至少也有相当的内容都贯穿着外交目的，在对外交流中，宣传什么，输出什么样的知识，是与国家的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相配合的。比如，近代日本“学术”就有明显的为侵华战争服务的“笔部队”的性质。日本启蒙思想家、文学家福泽谕吉（1834～1901）在他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就将世界文明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层，它将中国和日本放在同一层次，称之为“半开化国家”，以此淡化中华文明对日本文化的绝对影响，为将日本从东亚文明的边缘地位提升到中心地位的理论做了铺垫。他主张用武力向中国、朝鲜输出日本的所谓“文明”，1895年甲午战争中日本获胜，福泽谕吉将此视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打败中国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福泽谕吉的“文明”观标志着日本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的终结；亚洲文明的中心在日本，中国是日本文明的附属的“中国观”由此形成——这也成为后来中国汉奸意识的精神支柱。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其长期军备的必然，也是日本对华战略中意识形态“笔战”的结果。血写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适度淡化意识形态从策略上说是可以的，但从战略上讲则是要吃亏的。枪杆子和笔杆子，我们在什么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对外开放中——都不能忘记，更不能放弃这“两杆子”。

　　第二，文化传播从“自在”（自发）转向“自为”（自觉）是世界文化交流中表现且需要我们认识和掌握的国家文化运动规律。理论上说，近代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与其世界扩张是同步的，但实践上说，这种同步却还存在着从民间的自发行为向国家的自觉行为转变的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转变明显加速。沃尔特‧李普曼注意并研究了这种转变，1922年他在《公众舆论》一书明确指出：“在目前控制局势的这一代人中间，说服已经变成一种自觉的艺术和世俗政府的一个常规功能。”

　　1913年德国外交部用于支持海外学校的预算拨款达150万马克。1920年，法国外交部将国外法语学校与著作办公室升格为法语著作司，明确其使命为“法国的对外知识扩张”。美国学者鲁塞尔•加尔特（Russell Galt）注意到法国在埃及进行着的有组织的文化争夺，他写道：“在埃及英国拥有教育上的控制权，但法国却主导了埃及学校的教育观念。因为法国有一个有组织的文化宣传机构，而英国却没有。法国的‘笔’比英国的‘箭’更有效果。”英国政府曾经意识到“它在创建一个帝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明”，但同时也意识到英国在殖民地文化争夺中的劣势地位，决定对这种“创建文明”的活动加以支持。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负责推进英国的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在当时英国对外宣传工作取得相当的成效，以至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无不羡慕地说：“在英国，宣传被作为第一级的武器使用；在我国，却是失业政客的饭碗，或者至多不过是一些腼腆的英雄们的一种职业。结果宣传对我们来说，其效果等于零。”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传播从民间的自发（自在）形式向有组织的自觉（自为）形式转变规律，不仅是表现在国家间的斗争及其理论传播领域里，它甚至同样在阶级斗争及其理论传播领域。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批判在社会主义理论传播途径上崇拜“自发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倾向时说：

　　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他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越是年轻，也就必须越加积极地反对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也就必须越加坚决地警告工人，叫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对“夸大自觉成分”等等的恶劣的劝告者的话。

　　为此，列宁同意卡•考茨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的观点，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

　　读了汤因比的书，我们对列宁的教导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文化的国际传播，从而国家意识形态的国际博弈方面，我们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历史比较还很年轻，没有多少经验，更没有“多得不能相比”和“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的“传播工具”。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西方国家为实现国家意识形态传播自觉掌握和运用文化传播规律的经验，将对外开放中的文化传播从民族自在（自发）水平更加积极地提升到国家自为（自觉）水平，以实现中国的外交目标。

　　第三，国际文化传播是讲政治的。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不仅有国家间意识形态扩张的内容，在国家战略方面还有被称为“理论杀手”们设计且用“学术”巧妙包装的用于误导对手国家战略方向的内容。常用的手法有三：

　　其一，用牧师的口吻向对手国家散布以抽象人性为核心的“普世价值”，空谈普世之“爱”及相应的“和平主义”理论。这些理论的特点是用宗教替代政治，将西方价值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是人类价值的范本。接受这种理论的后起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就会自降国格、人格，自觉天然不如西方，结果是在西方世界的进攻前自毁长城，使敌人得以长驱直入，最终为西方打倒。比如17世纪的欧洲人之于印第安人，19世纪的英国人之于印度人、南非人，20世纪末的美国人之于苏联人，21世纪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之于伊拉克人，前者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将后者打垮，甚至消灭的。

　　其二，如果第一种方法即用“爱”包装的“和平主义”不见效，就用“学术”包装的“依附论”使对手甘为附庸。比如英国推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就是这样。它在英国已建立起高起点并获高势能资本的历史条件下，主张经济自由，建立实际上以英国资本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英国在印度所做的就是将印度经济变为英国资本的附庸，印度的这种附庸地位至今未变。拿破仑看出其中的陷阱，他针对英国资本实行大陆封锁。正因此，拿破仑及其政策备受英国斯密学派及汤因比的抨击。李斯特说：“不论他们怎样说，有一点总是肯定的，这就是，受了这个封锁之赐，德国所有各种工业初次获得了重大发展；凡是熟悉德国工业历史的人必然能为此说作证。”中国蒋介石时期的经济走的就是依附英美资本的路子，诚如毛泽东所言，这条路线“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推行的依附帝国主义经济道路的结果引发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结果是中国人民拒绝了依附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使新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迅速崛起并形成独立的一极。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西方又将亚当•斯密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分工”理论引入中国，企图再置中国于国际资本的附庸地位。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

　　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国家为了逼使中国就范，让苏联解体悲剧在中国重演，开始对中国进行了封锁。中国顶住了西方的压力，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其结果是西方经济在21世纪初出现衰退，中国经济却出现了新一轮高涨。

　　其三，如果前两招不奏效，西方政客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设计出最有杀伤力且屡试不爽的捧杀策略，将“世界主义”高帽扣在已经崛起且无法制约的对手国家头上，让这些国家的某些领导人头脑膨胀，在西方的热捧中担起超出其国力的“道义”目标，最终为其庞大的目标所拖垮。如前所述，丘吉尔及后来的英国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消耗美国的。他的“铁幕演说”让美国扛起了“世界民主”的大旗，并由此让美国栽倒在朝鲜和越南战场；1972年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并大幅收缩外交目标，1973年汤因比就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推出《展望21世纪》，企图一箭双雕，在怂恿美国防范中国的同时，又将“世界主义”的高帽扣在中国头上。在苏联解体和美国衰落后的今天，英国人又如法炮制丘吉尔、汤因比的手法，在将“世界主义”的大帽转扣到中国头上的同时，更企图挑起美国与中国的冲突，让中美这两个雅尔塔体系的关键支柱国家在“零和”式冲突中双双倒塌。

　　当然，这么说绝不意味中美之间没有矛盾，但中美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就其性质而言属于雅尔塔体制内部利益调整的范畴，而英国与美国的矛盾，则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由欧洲主导的凡尔赛体制和美、苏、中主导的雅尔塔体制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想恢复的就是已经失去了的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比较而言，欧美间的矛盾要比中美俄之间的矛盾更为深刻和不可调和。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美国外交屡犯大错之后，英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怂恿美国犯更大的错误。就在布莱尔在自传中对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行为表示“不后悔”不久，英国前首相布朗在宣传新书《大冲撞之外》时表示，如果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能应对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体的崛起，在接下来10年中，全世界人民将目睹“西方大衰落”。2010年12月，就在美韩、美日在黄海军演的当口，英国《经济学家》就组织“笔部队”创作并刊登除该刊记者，“背后还有中、美、日等国的26位作者参与了创作”的长达14页的封面文章《中国崛起之威胁》。文章开篇用“卧薪尝胆”的典故比喻了中国的发展。文章详细地讲述了中国春秋末期越王勾践如何以阶下囚的身份卧薪尝胆，最后击败吴王夫差的故事。文章称，经历了金融危机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发现，中国越来越富有，比预想的还要强大。中国的上升与美国的下滑形成强烈对比，这让全世界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强盛的国力，并且由此使中美两国的关系变得尖锐起来。由于对中国具备攻击性的害怕和猜疑，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崛起。“中国和美国注定是对手，但不一定是敌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月23日，就在美国逐渐从伊拉克撤军的当口，布莱尔在伦敦出席伊拉克战争听证会上呼吁美国现在应当是“把我们的脑袋从沙里拔出来”，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说他经常走访中东地区，发现到处都有伊朗“负面影响力”。他认为，西方国家不能再把伊朗或极端分子的所作所为归咎于自己，大家应该以必要决心，甚至武力来阻止后者继续我行我素。布莱尔也在听证会上说，在美国入侵伊拉克近一年前他就承诺支持美国。“我当时十分明确而又简洁地向布什总统表示，你可以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将与你们同在。”布莱尔最后这句慷慨激昂的话所表达的深层语义就是：英国将长期消耗美国，并永远与美国的错误同在！

　　其四，在指出合理目标的同时却给对手国家预留下陷阱，这是打击新崛起而文化哲学底蕴较浅的比如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最有效方法。比如，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汤因比的历史观就在美国催生出像凯南、麦卡锡、布热津斯基等爱国的“战略家”，他们给国家指出符合战略逻辑却不合战略哲学即超出美国国力许可的战略目标因而将国家引入歧途。与美国和苏联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因而有深厚哲学底蕴的国家，这一点使中国在国内和地区治理方面——与英国和美国相比——是有相当的经验的，这方面的经验使中国不容易受到骄纵；与苏联相同，中国——与美国，特别是与英国相比——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中又是一个后进因而是没有多少世界性经验的国家，这方面的欠缺又使中国在“正确”的目标下容易高扬起大无畏献身的气概。这种“气概”曾使苏联领导人在世界治理方面失去列宁和斯大林的有限守成的哲学，在忽左（如勃列日涅夫）和忽右（如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极端政策中将国家推向解体。这些教训对刚刚融入“世界历史”不久的中国来说需要格外加以注意。

　　当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比如他提出在未来“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建立世界政府”和“实现世界统一”的设想有着相当的开发价值。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有过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尽管马克思的设想与汤因比的设想路径和本质完全不同，但他试图使人类通过自觉采取统一管理的体制来避免整体毁灭的目标与马克思是一致，也是合理的。对此，我们不能在倒掉汤因比历史观“洗澡水”的同时连其中的“婴儿”也倒掉了。

　　但问题是，在目前无政府的世界体系中，一个国家——即使是像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那样为了世界正义的目标而自愿——倒下的结果，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其他国家的落井下石。如果没有马克思说的“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的历史条件，即使是对人类有益的诸如“建立世界政府”的合理目标，与当年的共产主义者实行“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样，是仅凭一国之力——不管其社会制度如何——承担不起的重负。

　　列宁、斯大林在早期革命时也曾相信和迫切等待过社会主义革命中的“联合行动”。当他们意识到这样的历史条件不可能出现，空等就意味着死亡时，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自保，都转而与德国签订了妥协性和约，斯大林还与丘吉尔于1944年10月达成“百分比协议”，放弃了部分世界革命的义务，结果保住了苏联的存在并使苏联发展为世界性的大国。勃列日涅夫不明白这个道理，上台后又要当世界社会主义“中心”，到处支援“世界革命”，向资本主义世界“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结果将国力耗尽并为苏联解体做好了铺垫。

　　今天的美国人也遭遇了同样的认识误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美国替代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但罗斯福明白，获利的同时也增大了守成的支出，而美国的国力可以取得更多的战争胜利，但不足以守住和消化美国从这些胜利中获得的全部利益。为此，他联合苏联，将世界一分为二并以此瓜分了原属于欧洲的世界“财产”。与苏联的合作使美国确立了其战后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从杜鲁门始，美国领导人接受了英国戴给美国的世界民主领袖的高帽，介入朝鲜、越南内战，结果导致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的衰落。尼克松上台后意识到“世界民主领袖”也是美国担不起且还有可能为此压垮的重负，于是便转头与中国握手，降低了美国的国力支出，美国由此获得中兴。苏联解体后，美国政治家们又滋长起“世界主义”的幼稚病，再次戴上英国人扣给他的“民主领袖”高帽，冲到巴尔干、冲到中亚，结果陷在中亚不能自拔，于2008年始国力迅速衰落。

　　1952年9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时曾对周恩来表示“中国应变成亚洲的兵工厂，它今后应给其他国家提供专家”；斯大林甚至设想让中国挑头建立与联合国“并行不悖”的地区性组织，苏联将“尽力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主要作用”。但中国领导人还是回避了担当亚洲地区红色“领袖”的角色，采取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外交方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又给我们制定出“中等发达国家”而不是当时流行的“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其中都贯穿着长期坚持地区性守成，不做超级大国的国策理念。这种不透支国力，使国家战略目标与国力相匹配的稳健政策，又使中国稳步进入21世纪并在世纪初的世界经济普遍低迷中赢得了巨大的发展。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有一种叫“塞壬（Siren）”的海妖，经常飞降海中礁石或船舶之上，用自己的歌喉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导致航船触礁沉没。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衰落后，便不断向苏联和美国发出“塞壬”的歌声，结果使得苏联于20世纪90年代触礁解体，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两次碰得元气大伤。1973年以来，以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发表为起始，英国和日本联手试图诱使美国和中国进行“零和”式冲突，与此同时还不忘将“捧杀”的目标转向即将步入世界的中国，要让中国戴上已将苏联和美国压垮了的“世界政府”的重负，要让“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如果中国在初步进入“小康”社会的今天，忘记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在国际关系中“不称霸”和“不做超级大国”的教导，为汤因比发出的这种“塞壬”歌声所迷惑，那前天的英国、昨天的苏联和今天的美国就是前车之鉴。

　　总之，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英国人是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经验比较丰富，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是比较圆熟的，因而也最需要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学习的。昨天欧洲人借美国人之手埋葬了苏联，今天又借中亚人民的手将美国拖垮。对此，我们在崛起之初，要在提高警惕的同时，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而我们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做好准备。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来源：东方复兴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