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常州毒地事件只是环境污染的冰山一角

　　核心提要：近日，有媒体报道，称自2015年底以来，常州外国语学校很多在校学生不断出现不良反应和疾病，有493人出现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异常症状，个别还被查出了淋巴癌、白血病等恶性疾病。家长怀疑与旁边的化工厂污染地块有关。调查也发现，污染地块部分污染物超标近10万倍，学校内污染物质与污染地块上的污染物质对应吻合。其实，这只是环境污染的冰山一角。

　　一、财富的代价不应是生命

　　我在2004年写文章，总结全球的“十大环境污染事件”，用的都是发生在国外的污染事件。这“十大污染事件”分别是：1930年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3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日本熊水本县俣病事件;1955~1972年日本富山痛痛病事件;1968年日本爱知米糠油事件;1984年博帕尔事件;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件。这个列表，今天在百度百科上可以查到。其实，该说法的最早出处是笔者于1994年在林金安主编的《植物科学综论》上，撰写的文章《植物对大气污染生物指示与监测研究-回顾、进展与展望》，该书由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介绍全球污染事件，是写文章的引子，写那篇文章的目的是重点介绍植物对环境污染的响应，是一篇综述性学术论文。当然，我也是在文献中查找有关资料的，能够找到的污染事件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将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件列入 “全球十大污染事件”之一，过去的文献中很少这样写，我是第一个这么介绍的，因为前苏联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传统的全球“十大污染事件”，基本发生在美国、英国、日本、比利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今，在这些国家已经见不到类似的环境污染事件了。“十大污染事件”都成为了历史，这次该轮到我们了。中国生态环境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发生了严重的退化，突出表现在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上。许多污染事件的严重程度已超过教科书上提到了全球“十大污染事件”，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太湖蓝藻爆发事件、盐城饮用水污染事件、陕西凤翔儿童血铅事件，等等，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癌症百强村”出现在中国版图上，只是中国的学者没有勇气将这些材料写在教科书里去。

　　当年资本主义国家在原始积累的时候，也是疯狂地掠夺资源，先污染、后治理，出现了全球十大污染事件，但全球十大污染事件出现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今在中国，短短30多年的经济发展，盲目追求GDP，我们就出现了“癌症百强村”这样的悲剧。发展的代价难道是无辜的生命吗?

　　就在我写出上面的文字的同时，我在山东沂蒙山区开展生态农业试验的邻村了解到，该村两名年龄仅40多岁的妇女几乎同时被癌症夺取了生命。30年前，这一带的村庄很少有人知道癌症是怎么回事，可现在癌症早已司空见惯。有些人家辛苦一辈子积攒的财富因癌症全部交给了医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比比皆是。那些贫困的农民家庭，一旦有人得了绝症，干脆不治，慢慢等死。

　　除了工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再来看看我们身边尤其食品中的致癌物质吧。最近，笔者连续审理了大量环境科学类稿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从中了解到以前鲜为人知的事实，初识了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化学名词。目前，除了牛奶、鸡肉、鸡蛋中有三聚氰胺，连肥料(化肥、有机肥)中也含有该类物质;室内空气可能充斥着甲醛;树木年轮里积累了三致物质(致病、致癌、致突变);冬瓜里最易被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脂(DEHP)污染;莲藕里可能含有手性多氯联苯;香蕉中多残留有含溴农药。那些化学家的发明，许多就是追人命来的，甚至让人断子绝孙(DEHP可令睾丸损伤)。在食品生产和销售上，以前遵守的底线是“图财不害命”，不能丧良心，而今利欲熏心的人早已干起了“谋财害命”的勾当了。

　　二、癌症村：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和谐现象

　　2009年7月，我收到某环保组织对华北某“癌症村”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显示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该村东、西、北三面临河断面，正处在污染物包围之中：河水乌黑，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卫生巾、塑料袋丢得到处都是;狗、猫、牛等动物毫无生息地趴在那里;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息。在不到10年时间内，该村已有30位村民死于癌症或白血病，死者年龄大约在55至60岁之间。

　　癌症村不仅出现在大都市所在的远郊区县，全国上下有案可查的就有近百家。由于生存环境严重遭到污染，那些村庄已不适应人类居住。当有钱的企业将财富掠夺殆尽后，留给弱势群体的是难以呼吁的空气和不能饮用的水，各种怪病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众多城市城郊接合部，因为交通便利和劳动力便宜，逐步发展成了工业园区，同时引进了化工、制造等污染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癌症村”、“怪病村”现象在中国各地频频被曝光，那些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如广东、浙江、江苏等，“癌症村”更多，它们集中分布在工业区周边或城市下游，形成对城市的一种可怖的包围圈。近些年来，“癌症村”出现了明显的“北上西进”趋势。

　　中国处理1吨污水的处理费用1.2～2.0元，工厂1天排放污水十几万吨，治理费用达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果该企业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2008年以前最多罚20万元。加之中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一事不能两罚”，偷排私放往往被认定是同一个行为，企业只需要罚款1次，但按潜规则办事，则可排放1年，“节省”费用300多倍。在达标排放和交罚款排放之间，企业多选择后者。至于那些因环境污染而死亡的无辜生命，则难以划到他们的赔偿范围之内。如果环保部门盯得严，那些污染企业还有跟地方政府叫板的权利：“你不欢迎我，有的是地方欢迎我”。

　　为什么工业污染造成如此众多的“癌症村”出现?那些打着造福地方的企业不是已经建立的污水处理设施了么?为什么他们不用呢?看了上面的数据就很清楚了。

　　下面是记者列举的中国“癌症村”名单。因为类似事情异常敏感，记者出具了报告癌症村的文章出处。这些出处均为官方媒体，包括《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这样的权威媒体，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再也不容我们藏着掖着。

　　江苏盐城市阜宁县古河镇洋桥村：因为靠近一家农药厂、两家化工厂，该村于2001—2004年有20多人死于癌症(以肺癌、食道癌为主)。因空气和水污染，村民睡觉时以湿毛巾捂口鼻，鸭子不在水边而在猪圈里放养(《江南时报》2004年报道)。

　　江苏盐城市阜宁县杨集镇东进村：受巨龙化工厂严重污染，2001—2006年5年间死于癌症(以食道癌、肺癌为主)的村民近100人，村民每天吃护肝片。化工厂曾被村民起诉，只开出每人70块钱的补助条件(《中国经营报》2008年报道)。

　　江苏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新岗村：据当地村民介绍，在最近的七八年，新岗村初步调查有57个癌症患者，死亡年龄都在50岁到60岁之间(《中国青年报》2009年报道)。

　　江苏无锡市广益镇广丰村：村子被液化气公司、化工厂包围，1999至2003年间患癌死亡24人，超过该村总死亡人数1/3。毒气、粉末铺满小巷，村口怪味甚至熏跑前来拜年的亲戚(

　　《中国消费者报》2003年报道)。

　　江苏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高桥村、黄墟镇土门村等)：因水系污染，仅在区医院收治的恶性肿瘤病人从1997年起呈显著上升趋势，71%是来自本区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部乡镇。(《中国环境报》2004年报道)

　　江西南昌市新建县望城镇璜溪垦殖场：从化工厂里外漏的污水流进水稻田，将田里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户人家近20人患癌，以喉癌、肺癌为主(《江南都市报》2004年报道)。

　　江西玉山县岩瑞镇关山桥村： 村子附近的6个石灰窑常年外喷灰粉末、煤烟，导致关山桥村100多亩粮田减产，即使在下雨天，菜叶上也一层白灰。近年60余户的小组有10多人死于癌症(《人民日报》2006年报道)。

　　江西余干县新生乡柏叶房村：饮用水含汞量超标3倍以上，10多年来夺去45条生命，另有20多人因此痴呆变残，是全国有名的“癌症村”。(《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4年报道)

　　四川简阳市简城镇民旺村：因化工厂未经任何处理的工业、生活废水大量流入沱江，导致水中亚硝氨的含量超过国家规定排放的30倍，原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近年每年平均有5人死于癌症。(《民主与法制》2004年报道)

　　四川德阳什邡市双盛镇亭江村：该村躲过了地震却难逃污染，至2008年，癌症致死者达五六十人。该村在汶川地震中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杨佳，其母于3年前因患口腔癌而喝下农药自尽(《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报道)。

　　河南沈丘县周营乡(黄孟营村等21个村庄)： 沈丘黄孟营村14年(1990-2004)间因癌死亡逾百人，占死亡总人数近半。癌症源于沙颍河上游工业、生活污水任意排放所造成的严重水污染。沈丘全县21个乡镇全部被污染，村民只得赊账买纯净水(《西安晚报》2004年报道)。

　　河南浚县北老观嘴村：上世纪80年代起迅速成长的小造纸厂所排工业废水，导致数百公里长卫河污水墨汁一般，4年多79人死于癌症(《南方周末》2002年报道)。

　　河南长垣县常村镇前孙东村：严重的水体污染导致5年内数十人死于癌症，河中鱼虾绝迹，河水无法灌溉农田(《广州日报》2007年报道)。

　　广东韶关翁源县新江镇(上坝村等5个村庄)：矿山开采产生的大量废水流入上坝村、小镇村，曾为“鱼米之乡”的小村，耕地变成了棕红色。至报道时，该村皮肤病、肝病、癌症患者越来越多，鸭子下水后，最快四五个小时就会死掉，最慢三四天也会死掉。(《法制日报》2001年报道)

　　湖北襄樊市朱集镇翟湾村：3年内3000人的村庄里100多人死于癌症，其中大多是30到50岁的青壮年劳力。村民认为这些是因为流经村旁的那条他们赖以生存的小河受到了严重污染(《长江商报》2006年报道)。

　　河北涉县(固新村等至少6、7个村庄)：沿太行山南麓、漳河水系分布。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辖内癌症患癌者明显增多。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一地域的食管癌、胃癌发病率为全国平均发病率的20多倍。(《新民晚报》2004年报道)

　　河北磁河两岸诸多村庄(西南留村等8个村庄)：磁河两岸的8个自然村，因污水渗漏，近两万多村民的生活用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些地区地下水已有臭味。有的村患癌死亡人数占死亡人数近半。(《法律与生活》2007年报道)

　　河北唐山市迁西县吴庄村：近5年来，不足700人的小村陆续发现10位癌症患者，这10户人家比邻而居，两户之间最远的直线距离不超过100米。原因疑为炼铁厂污染(《科学新闻》2009年报道)。

　　安徽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刘庄：著名的“癌症村”。近年有66人死于癌症，当地的水“黄得像牛尿”，被称为“致命水”。(《人民网》2001年报道)

　　湖南益阳市南县厂窖镇全固村：水质出现问题，井里压出来的水竟然可以用打火机点燃。是当年日军投弹地点，数十年寸草不生，被疑是毒气弹在作孽。(中国新闻网2008年报道)

　　湖南隆回县金湖村：20年间，这个总人口285人的村落里竟有29人接连暴病而亡，主要是胆癌、肺癌患者。村民怀疑井水被农药污染。(长沙政法频道(F•TV)2006年报道)

　　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新村：10年内118人因癌死亡，引起省卫生厅和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高度重视。(《海南日报》2008年报道)

　　海南万宁市新群村：该村的肺癌死亡率是全国肺癌高发地区的9倍。当地村民使用的生活饮用水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海南经济报》2008年报道)

　　陕西华县瓜坡镇龙岭村：1974年以来，该村民小组共死亡58人，死于癌症的29人，死于肺心病、脑血管病的2人，仅1人属于自然死亡。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林景星等专家根据环保志愿人士采回的样本，得出惊人发现：该村的土壤、所产面粉和蔬菜均受到剧毒元素的污染。(《北京青年周刊》报道)

　　陕西商洛市贺嘴头村：从1991年到2003年的12年间，全村共有46人得癌症死亡，高峰期几乎一月一个。在1991年各个工厂未建之前，全村两三年才有一两个得癌症的。(《西安晚报》2003年报道)

　　浙江萧山区南阳镇(坞里村、赭山街村)：死于癌症的人数占了村里死亡人口的80%。26家化工厂的日污水排放量保守估计在2000吨以上(《每日商报》2004年报道)。

　　山东肥城市肖家店村：2006年，该镇死亡90多人，三分之一是因为癌症。死者平均年龄48.2岁，年龄最小的仅4岁。专门负责记录死者名单的王医生称，这些癌症都经过县以上医院核实，如此多的癌症患者，肯定与水污染有关(《重庆晨报》、央视经济半小时2007年报道)。

　　内蒙古包头打拉亥：经医院确诊，癌症死亡率为70.9%。公开资料显示，该地区地下水溶解性固体、硫酸盐、总硬度、氯化物依次超标3.8、9.9、4.9、0.8倍，属于劣五类水。调查发现，癌症源于包头钢铁放射性毒水污染。尾矿坝水泄漏，还令周围村子土地种不出庄稼，10余年间77人死于癌症(《新民周刊》2006年报道)。

　　云南宣威市来宾镇虎头村：上世纪70年代起，肺癌发病率高达6.5%，是世界平均发病率的近1000倍。(新华网“焦点网谈”栏目报道)

　　天津市西堤头镇西堤头村和刘快庄村：5年间200多人患癌，从曾经的“鱼米之乡”沦为恐怖的“癌症村”。据调查，村子四周近百家大小化工企业昼夜生产，黑烟污水随意排放，臭气噪声处处弥漫(《中国质量万里行》2009年报道)。

　　重庆市梁平县碧山镇黄桥村：这里的村民过年时以钟馗像驱“病魔”。从2003年起，500多村民中就有近20人相继死于癌症，可病因无人能知(《重庆日报》2006年报道)。

　　从上面一系列的沉重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的GDP是用环境污染和老百姓的健康换来的。在那些经济落后地区，农民打工或者失去土地换来的钞票，最终因环境污染，致使各种怪病增加，将辛苦一生的财富拱手交给了医院，有些甚至过早夭折。我们绝对不能无视“癌症村”的存在。建议在考核政府官员一项中，将其所管辖范围内癌症病人的数量作为“劣迹工程”重要“考核”指标。人命关天，谁以牺牲生命换财富，就让他丢乌纱帽，必要时采取严厉的法律制裁措施。

　　(原标题为《癌症阴影笼罩下的中国乡村》 责任编辑：霍青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