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快女护士”哭诉领导支持时，工会去哪里了？

　　2024年2月，华裔澳大利亚护士何嘉仪在大洋洲锦标赛拿到女子单打冠军，并入选巴黎奥运会。媒体报道说，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她一边在医院尽职地照顾病人，一边在周而复始的训练与公开赛里刷着自己的人生履历。

　　在很多国家，奥运会和冬奥会的赛场上，站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全职运动员，他们是医生、消防员、教师、工程师……日常有着稳定的职业，只在有限的时间里训练和参赛。靠着独立的工会支持与灵活的社会机制，他们能够在工作与体育梦想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而在我们这个号称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一名护士仅仅因为想在周末参加一场马拉松，就需要通过哭诉来寻求领导的理解，这恰恰是一种深刻的反讽，因此有必要追问，那个旨在保护工人权益的工会去哪里了？真的没有一种制度安排平衡职业发展与个人兴趣吗？

　　工会的历史从来不是抽象的。它诞生于工业化初期，当流水线和资本迅速扩张时，工人被视为可以随时替换的零件，工作时间漫长，报酬微薄，缺乏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声音几乎没有任何谈判能力，只有通过结社、集体行动，才能迫使雇主让步，逐渐推动工作时长限制、最低工资、安全生产等最基本的权益进入法律与制度。这是工会最初的背景——在权力严重不对称的劳资关系里，用集体的力量抵抗个体的脆弱。

　　因此，工会的核心功能有三：第一，作为劳动者的代表，进行工资、工时、假期、安全保障等方面的集体谈判；第二，作为劳资矛盾的缓冲机制，建立制度化的协商渠道，避免冲突升级；第三，作为劳动者的凝聚中心，提供互助、福利、文化教育，让工人有归属感和安全感。

　　然而，当工会逐渐被纳入权力系统，被行政化，它也就失去了独立地位，其锋芒自然被磨钝。尤其在中国，工会更多地被当作“附属机构”，承担的是节日慰问、文体活动、福利分发的功能，而在工资集体协商、工时安排、权益博弈这些最需要工会发声的领域，它往往缺席，甚至被刻意“温柔化”。于是，工会从原本的谈判代表，沦为“送温暖”的组织；从原本的制度博弈者，变成了“协调情绪”的摆设。

　　这就造成了张水华式的荒诞，当个体面对规则与个人热爱的冲突时，工会本应站出来，与医院沟通赛季调班、补偿机制、荣誉认定等，却完全消失在视野里。最终，冲突只能通过泪水和舆论来放大，工会的空白被网络舆论替代，这不仅是劳动者的无奈，更是制度的缺席。

　　换句话说，工会的本意是把眼泪化为可行的制度条文，让个体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必靠哭诉。但在现实中，它却被削弱为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的附庸，失去了保障和谈判的功能。这种失责，才是今天重新追问“工会在哪里”的根本原因。

　　对比他国，制度的差异显得异常刺眼。在欧洲一些国家，设有法定的“体育假”（Sporting Leave），非职业运动员若代表国家或受承认的体育组织参加国际赛事，可在明确的条件、流程和时限内申请专项假期，通常独立于年假之外，且配套有清晰的资格认定、申请时限与雇主义务，避免靠同事的情面。

　　在企业层面，哪怕在市场逻辑强硬的美国，也有“雇员—奥运选手共存”的HR机制探索。家装零售商家得宝曾与美国奥委会合作，为在职奥运选手提供“弹性时间+福利延续”的安排，允许其在赛季集中训练、在淡季回到工作岗位，HR用制度化流程和预算吸收训练期的人手缺口。这类项目后来经历商业周期调整，但其把运动员的时间需求纳入公司的人力资源治理的思路，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

　　2021年10月的伦敦马拉松，英国医生菲尔·塞塞曼（Phil Sesemann）在数万选手中脱颖而出，以2小时12分58秒的成绩列第七，成为首位冲线的英国选手。这更提示我们，即便在工作强度极高的公共服务岗位，个体也并非注定只能是单线条的人生。

　　把这些经验摆在中国语境下，“工会在哪里”的追问真正指向的，已经不是张水华护士是不是该参加马拉松，而是谁来代表普通劳动者与资方讨价还价，把领导的“通融”和同事的“兜底”，提前变成可行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