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中激进的陈独秀，为什么最后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

　　这是在知乎上看到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回答也能解答一些读者对近几年形势的困惑，所以发到公众号来。

　　我在长征史系列中比较详细地讲到了王明、李德等人的变化，和问题中对陈独秀的描述类似，就是从一开始的左倾冒险主义变成后来的逃跑主义。顺风期就觉得敌人不堪一击，要主动进攻大城市，迅速解放全省解放全国。遇到挫折就觉得敌人太强，只能丢盔弃甲赶紧逃跑，别的什么都不顾了。

　　官方的说法是，王明“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而政治上，王明一开始是激进地要在国内打倒民族资产阶级，37年国共合作之后，却又大转弯地要求把一切交给蒋介石指挥。

　　其实左倾和右倾，速胜和投降，都是一体两面。毛主席对此早就分析过，而且明确说明要理解这些错误的社会原因，而非停留在批判陈独秀、王明等人个人品质的不足。

　　毛主席所分析的社会原因就是，中国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多数（小农也是），这必然会反映到党内，许多人免不了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小资产阶级必然会有“革命急性病”，无法准确判断事物的本质规律，而是会为了眼前的情势所迷惑。而无产阶级思想则要求革命热情与实际精神结合，既相信革命目标的最终实现，又充分认识现实的严酷，做好长期斗争遭遇挫折的准备。

　　最近几年大家可能也有感受，随着国内国际局势的变化，许多人几年之内就会在“粉红”和“神神”之间反复横跳。其实仍然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一个世纪过去了，这种根本的社会规律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而改变。

　　直接上毛教员原文：

　　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错误路线与反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进行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能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弄清楚。现在中央指定读五本理论，是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的人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在小资产阶级十分广大的社会中的一种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也是一种必然性，无产阶级思想是革命热情与实际精神相结合。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是用改造与感化的方法，引导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入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不能采用急躁的消灭的方针。

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反映到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及由于这种思想而产生的错误，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内战时期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过去在国际上也有这种现象，例如在巴黎公社时期犯“左”的布朗基主义错误，后来又犯第二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个规律是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采用的政策会反映到无产阶级党内来。例如，中国资产阶级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采用联共政策时，我们党内容易产生右倾错误；在皖南事变，便产生“左”倾错误，有人认为是又一次“马日事变”，主张举行全国暴动等等，资产阶级一触，我们即跳。

　　在四中全会后到中央工作的同志，有一些没有参加过大革命，却认为自己似乎是很高明的。这也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之一。

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这个方针现在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我们反对四中全会后党内斗争的错误方针，因此要采用宽大政策，否则便成了四中全会的学生，便不能弄清思想问题，吸取经验教训。

　　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一段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应着重于取得经验教训，要照顾到以后，不重视惩办，只作政治结论，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 节选自《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