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谦：我为什么要为中医呼吁

贾 谦：科技部科技情报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从2002年起，先后完成中医药领域十余项国家级软科学研究。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原创性医学，是成熟的理论医学，可以应对各种疾病，包括西医认为新出现的疾病，如SARS、艾滋病、禽流感等，而且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几千年来，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即养生和保健的思想体现了医学的真正目的；中医不仅简便廉验，中医整体论的思想和研究方法有可能指导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引领社会进步。特别是要解决中国13亿人的健康问题，只能主要依靠中医药。

　　近年，由于各方的呼吁和努力，中医药重新得到社会和国家关注，有可能很快振兴，造福13亿国人；与此同时，也有人开始叫喊中医不但是伪科学，而且还是反科学，叫喊要告别中医中药。科学乃分科之学，他们硬言要把“科学”作为真理的代名词；他们无非是要彻底消灭中医药，彻底否定中华文化。中医药事业已经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我们痛心，我们悲愤。亡国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消亡。

　　我们要抢救中医，抢救中华文化，所以将过去的主要研究成果汇编成书，以为中医呼吁，为中医呐喊，为抢救中医尽一点绵薄之力。

　　我们课题组的创始人、我所徐绍颖研究员，在驻英使馆工作期间，曾帮助一个根本不懂中医的英国人创办了一家治疗皮肤病的中医诊所，为之从中国延请了一名中医师，疗效甚好，门庭若市，美国人和欧洲大陆人专门乘飞机前往求医。1992年，徐老师回国后向国家科委申请软科学研究课题--促进中医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这大概是中医药领域第一项国家级软科学研究课题。课题完成50万字研究报告，建议国家制订并实施“弘扬祖国传统医药学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徐老师退休后，我们课题组仍一直从事中医药领域国家级软科学研究，延续至今。尽管一波三折，总算坚持下来了。前后主持或参与研究的课题达10余项，包括中国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战略研究。

　　1996年，我参与了“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最后70万字的研究报告是我整理的，我又作为执行主编编辑出版了《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一书。当时，自己非常高兴，感到我们为振兴中医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事后，通过学习，通过与中医药界专家交谈，通过到企业了解情况，我发现这本书问题很大，误导了中药企业，过于强调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过于强调研究“有效成分”，过于强调“有效成分”的分离提取，实际上是按西药标准衡量和要求中药。不仅不是振兴中医药，反而是在扼杀中医药。于是，开始反思自己的认识，写了几篇文章，如《中药现代化之我见》、《中医药--应该重新认识的人类又一医疗保健体系》、《中医药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当然，从文中可以看出，尽管已经开始反思，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但不免带有胎记。

　　1999年，我承担了“中药产业现代化推进战略研究”课题的部分工作。这一部分的原题目是：中药系列标准的科学化以及与国际接轨研究。我将题目改为《中药系列标准的完善及国际化推进战略》，强调中药系列标准只能由我们制定，并向国际铺轨，让他们与我们接轨；我建议读者阅读这篇文章时，只看后半截即可，前半截讲5个P，即GAP、GLP、GCP、GMP、GSP，与中医关系不大，且是跟着主流思想走。

　　2001年，有单位给国务院写报告说，洋中药进口大于中成药出口。国务院领导批转有关部门：要迅速扭转洋中药进口大于中成药出口的怪现象。我研究中药出口多年，深知此说有误。我们向有关部门说明：此说不确。得到的答复是，这是从海关查阅的数据。我们又花了很大力气，重新查阅了海关数据，并到有关企业实地调查，证明他们不会查，查错了。假如洋中药进口真的大于中成药出口，我们应当感到高兴，因为洋人也会生产中药、使用中药了，说明中医药已经国际化了。但事实是，西方国家并不承认中医药。于是，我们将查阅海关数据的结果报告了有关部门，犹如石沉大海。2002年3月，又写了一篇文章--《我国中药出口占世界草药市场份额究竟有多少》，也呈送了有关部门，仍然大海沉石，不听声响。于是，我将之上网。

　　2002年5月，国家科技部办公厅在网上看到《我国中药出口占世界草药市场份额究竟有多少》一文，梅永红副主任找我谈了1个多小时，要我继续中医药战略研究。在办公厅和梅主任支持下，我这个退休人员又申请课题，继续研究至今。

　　2002年11月，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王孝涛老师建议下，特别是我看到，由于我作为执行主编编辑出版的《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一书在中药现代化路径认识上的错误误导了国家决策，使《纲要》仍然要搞“有效成分”分离提取，感到非常惭愧，于是写出《中药现代化国际化反思》，在其中，我检讨了自己的认识错误以及对中药企业的误导。

　　上述文章都收集在本书第一章：中药现代化国际化反思。

　　2003年，我们主要研究了中医药今天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战略地位。由于我们认识到中医是理论医学，可以应对各种疾病，于是，2003年4月中旬，在SARS最紧张时，课题组到广州调研中医治疗SARS的效果，请教了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彭胜权教授、赖小平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朱敏教授、二附院即广东省中医院吕玉波院长和黄书记。他们的介绍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医完全能解决“”问题。4月17日将《中医药可以解决型肺炎调研报告》呈送科技部。温总理在我们课题组建议重视广州经验的报告上批示：在防治中，要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我们从广州请来战斗在一线的中医专家邹旭教授、林琳教授和丁辉博士，4月26日上午在京召开了“中医药成功防治学术交流会”，科技部徐冠华部长、北京市防指挥长、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都分别接见了广州专家，防指挥长还请我们提出中医介入治疗的实施方案。

　　2003年的总结报告主要讲中医目前处于从属地位，已面临灭顶之灾；而中医药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应该重新确立中医药的战略地位，建立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一报告引起广泛重视，仅山西运城市就翻印7000份，广为散发。

　　2003年8月，应国务院研究室陈永杰司长要求，我撰写了《确立中医药战略地位的重要意义》一文，陈司长前后修改五六次，最后，以国务院研究室研究报告名义呈送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这份报告后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中医药报》、《科技日报》等7家报纸刊出，也在《中国工程科学》、《医药世界》等5家杂志刊出。吉林市翻印5000份，上海绿谷集团翻印数百份。后来，国家制定中长期科技规划，直至第三轮稿子中依然说青蒿素是中药现代化的典范。于是与邓铁涛、张晓彤起草了《建议将“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重大科技专项列入中长期规划的呼吁书》，温总理批转科技部研究。中医药终于作为重大问题列入了规划。

　　上述文章均收入第二章：重新确立中医药的战略地位。

　　2004年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研究。一方面是农村医疗卫生需要什么样的科技支撑；另一方面是10多次去艾滋病村考察中医治疗艾滋病的疗效。最后的结论是，只有中医药才能保障13亿人的健康，中医药能够解决艾滋病问题。

　　在此调研期间，科技部办公厅梅永红主任、罗晖处长不仅予以指导，而且亲自带领我们以及办公厅同志去调研，并亲自到艾滋病村考察那些自动前往艾滋病村、自己拿钱免费为艾滋病病人进行治疗的民间中医的疗效。梅主任亲自修改和起草报告，徐部长将报告报送吴仪副总理，吴仪同志批示：要组织中医界参加AIDS防治工作。因此，佘靖副部长听取了我们关于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的汇报。遗憾的是，汇报之后，有关部门不仅没有肯定这些民间中医在治疗艾滋病上的作用和功劳，对他们进行任何帮助，民间中医反倒因为没有行医资格、所用药品没有国家批号而不得不离开艾滋病村，不论患者如何挽留。他们没有行医资格，责任在有关部门硬按西医师标准要求他们；中药与西药不同，将汤药制成丸散膏丹是一个中医的基本技能，只要不上市销售，何须批准？他们是有功之臣，却被西化的规定撵出了他们的战场。“只有黄埔军校毕业的才能抗日，老百姓抗日有罪！”

　　赵国求先生出了一本《中医基础研究现代科学基础初探》的书，嘱我为之序。在序中我谈到西医一直说中医是经验医学，不科学。我认为，中医是理论医学，西医在很大程度上是经验医学。出版时有人将后半截删去了，这样就不完整了。在这里补足后半截，采用原文。

　　有关文章收入第三章：只有中医药才能解决13亿国人健康。

　　2005年，重点研究了中医教育、科研、临床及中医药研究的方法论。我们在总报告《走出误区，重铸中华医魂》中指出：百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失误；亡国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灭亡。多年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中医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中医的振兴有赖于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文化复兴的意义必将远大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年总报告反响较大，不仅山西、吉林翻印了上万份，广州邓铁涛老教授以及湖北中医学院李今庸老教授都分别自费复印30份，分送省里有关领导和学校领导。

　　同年，我们还强调了西药是短命药，中药是万岁药；中国的中医药市场是世界医药市场的一部分，中医药首先要为中国人健康服务；均写入《新时期名厂名药战略刍议》、《新时期中医药国际化战略》等文中。以上文章作为第四章。

　　应邀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所25周年所庆写了一篇短文，谈了谈作为软科学研究人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其中谈到“振兴中医、复兴中华文化，人人有责”，算是本书的结尾，故放在第四章最后一篇。

　　本书所收的文章不少，为了节省读者时间，建议主要看看目录中字体加黑的那几篇文章，因为这几篇充分代表了我们课题组的思想。我们的文章只是课题组近几年研究的结果，只代表课题组的想法，是一家之言。我们的看法不一定都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所以放在这里，是希望与读者共同探讨，共同为振兴中医、复兴中华文化出谋划策。

　　有不少同志好心地劝我们：不要说人家西医不好，只说自己好就行了，免得西医反感。这些同志说得有道理，但他们忽略了一点：我们不是站在中医立场说话，而是站在国家高度、从13亿国人健康角度来进行学术研究，来比较哪种医学能解决中国13亿人健康，来考虑哪种医学能代表医学的未来方向，来考虑如何才能复兴中华文化的问题，因而学西医的同志不会有意见。再者，我们说的是西医的医理、西医的方法论，而决非针对西医大夫；西医大夫没有错，是他们学的西医理论和方法论有其天然的缺陷和不足，或是教育出了问题。我们相信，读者不会从这些方面挑我们的毛病，所以尽管我们也知道有些地方说得尖锐了一点，但也不作改动，保持原样。

　　也有同志说，凭你们课题组几个人挡不住西化的滚滚潮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愿随波逐流，我们要尽我们一份力量来挽救中医。更何况我们相信，我国必将建立“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体系”，而且中医的整体论思想必将用于指导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引领社会进步，因为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的自然科学已经破坏了环境，破坏了资源，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和文化”将会在本世纪产生巨大影响。

　　近年的研究，得到科技部各级领导特别是得到办公厅梅永红副主任和罗晖处长的大力支持、指导和帮助；在人人躲着艾滋病病人的时候，梅主任和罗处长亲自与我们一起去艾滋病村考察，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没有他们的支持，没有他们在思想、方法、观念上的指导，我们是不可能完成这些工作的。也需要特别提到马燕合司长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也因此，有人称他们为科技部的“梅中医”和“马中医”，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学过医。自从2002年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工作开展以来，不少专家如陆广莘教授说：过去科技部是外国科技部，搞的都是外国科学技术，现在才是中国自己的科技部。

　　我们所的历届领导都非常支持我们课题组，特别是赵新力副所长和武夷山总工。我们还记得，SARS肆虐期间不许开会，但他们竭力支持我们召开中医药成功防治**学术交流会，邀请广州抗SARS一线专家来京传经送宝，赵所长还亲自前往主持会议。

　　课题组顾问邓铁涛老教授不顾年近90高龄，3次应邀赴京参加我们的会议，而且不断来电话提出建议，指导我们工作。其他顾问，如贾蔚文研究员、陆广莘教授、李维贤教授、王永炎院士、张绪通教授等，均十分关心课题工作，常常予以指导。澳大利亚中医药事业奠基人林子强教授也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除此之外，许多地方卫生部门如广东省中医局、广东省中医院、山西省运城市卫生局等；许多院校如广州中医药大学、河南中医学院；许多中医专家如朱良春、周仲瑛、吕维柏；企业家如吕松涛、闫柳柏；民间中医如徐世杰、崔扣狮等，都对我们工作给予了极大帮助。帮助过我们的人太多，在此难以一一列出。仅以此书的出版作为对他们给予我们的关心、帮助、爱护的衷心感谢与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