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阶级社会知识状况考察之四

【总按语·兼答刘光晨】拉法格指出：“数学家的错误也就在于，他们没有想一想这些公理是怎样进入人的头脑的……但是数学公理不能靠推论证明这件事，还不能证明公理不具有像形状、颜色、重量或热量这样一些物体的性质……只有靠经验才能暴露……我们只能判明为经验所证明了的事实，并从中得出逻辑的结论……非欧几何学，——它的全部命题是相互联系在一起并且经过严密的推论而得出的，它的定理是同2000年来一直被认为绝对真理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定理完全对立的，——是人脑的逻辑的令人惊异的表现。然而，根据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单纯的意识上的虚构）可以看作这个逻辑的强有力的证明。这个社会成员被分为敌对的阶级；对雇佣工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工人的贫困随着他们所生产的财富的增长而增长；在物产丰裕中引起饥饿的生产过剩的危机；饱食暖衣的懒汉受到阿谀逢迎的赞扬而受贫困之累的生产者被人轻视，道德、宗教、哲学和科学把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说成是理所当然的；普选权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的少数；总之，在文明的物质构造和思想构造中的一切都向人类的理性挑战，然而这一切都是同完美无缺的连贯性相联系的，一切的不正义都可以用精确的数学从财产权中引出来，这财产权容许资本家有权盗窃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沿着《资本论》工作路线，只有劳动二重性才能解除“知识的神秘”。所谓土地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国家有机构成，都应当是劳动二重性的范畴，既是“知”（历史理论的生产一般），又是“行”（实践总公式）。然则，这种纯学术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对哲学工作神秘性的解除，也就不能最终解除思维神秘、逻辑神秘。如果不能实现“知识”，阶级本身就是个“概念空壳”。作为阶级的物质基础，技术构成乃是生产方式；正是这个生产方式承载了不同的生产的社会关系，作为各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形态”，支持形成了土地社会和资本社会等等形态的经济基础。种种社会有机构成正是说明生产力和社会联系的恰当中介和工具。从而，《资本论》完全不是用“数量逻辑”来构筑的。拉法格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本文的思想努力，即“只有唯物主义，从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根本制止住数学工具在知识逻辑形式方面的滥用。”

　　本文系拙作《<资本论>与天人合一

　　——关于劳动过程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的理论续作

　　许光伟|《资本论》与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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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续：阶级社会知识状况考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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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光伟‖阶级社会知识状况考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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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社会知识状况考察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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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延伸阅读：

　　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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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总公式和生产一般的“知”“行”不二

（一）

　　简单劳动从道路上来，结晶为系统的简单平均劳动，使得劳动形式定格为总公式实践意蕴的发展规定，同时价值形式成为与之同步的“理论制动阀”（刻画阶级统治的一般逻辑即生产一般理论）的随行装置。这是以商品生产（包括由之发展出来的剩余价值生产）为“化成中心”的历史世界考察需要用劳动价值论作为对象思维学——实体与工具统一，进行生长方式具象和认识构图的根本理由。劳动价值论的“知”通常为人熟知，劳动价值论的“行”往往为人们所忽略，而这是阶级生产的直接统治结构。立意莫若象，“劳动价值论的成长规定”（如总体劳动创造价值→资本主义简单劳动创造价值）的历史轨迹如图2。

　　图2 W（L）及其m（L）的历史化成路线

　　何谓劳动价值论？如上指出，这个理论其实和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的原理统一有关。图2展示了“劳动形式（总公式实践）+价值形式（生产一般理论）”的劳动价值论内部规定成长构造，它同时适用于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是个道路规定，也不断生出自己的系统运行形式。所谓知行合一定义，始源于此；在知识生产上之所以强调“知”“行”合一，言《资本论》不独是知识，更重要之处在于其为行动而设。

　　依据这一原理，劳动发展以劳动过程为实践“总公式”，并决定劳动质的状态。在阶级社会中，劳动的发展同时置身于一定的统治形式，如在商品社会形态中必须具有W（L）和m（L）形式；与之对应的各种价值形式一般在原理上可以统一为个别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转化的价值形式，在阶级统治关系上即“价值统治”的四重经济形态。

　　所谓元、亨、利、贞，乃统治的行动，对应统治层级的不断攀升；故而，“转化的价值统治”也即该运动循环层级最高意义的阶级统治水准，并且将过渡到下一历史运动循环类型。这种历史化成路线同时意味着商品生产的各种历史总公式必然由劳动过程化来，由于阶级统治例如资本的统治，使劳动过程的组成元素各自具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形态，以外在方式或异化形态结合⑧。

　　【⑧ 正因如此，“马克思不认为这些抽象是‘暴力抽象’，因为劳动随着历史的改变而改变，也趋向于变成简单抽象劳动。因此，作为理论学家，他只是扩展完成理论，这个改变的过程一直随着资本的改变而不停地改变着。”（参见《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第71页，新华出版社2013年出版）】

（二）

　　正如天人合一内在结构是劳动过程，知行合一的“内在结构”乃有机构成也，是以在总公式实践和生产一般理论之间展开的一场场“对话”，皆由W（L）及m（L）所化成，所谓逻辑起点范畴说实指知识具象的秩序。价值形式（作为“意”）锚定在实践行程的深处，化为“言”，就是历史知识；这样商品生产的总公式本身必须作为统一的“象”予以对待，正是经由这个总象，“价值形式一般”得以道承。价值一般是个总道的规定，必具象于道路，然后落实于系统实践，从阶级统治到拜物教统治，完成其历史使命。作为理论知识，价值形式一般继而是将“知－行－行－知”形式化，例如，行－知－行、知－行－知可以说是体现在实践和理论环节的“价值形式总公式”。显然，若言抽象力即范畴法，是就这些总公式的内涵而言的。《资本论》说到底是关于“唯物史观知识”的具象——所谓“价值形式之变”：由于坚持做到历史观上的知行合一，即意味着道路与系统的工作连体性得到贯彻，复由事物生长方式转向对事物认识方式的追问，于是使研究－叙述方法统一的问题得以解决（见表3）。

　　表3 《资本论》价值形式之变——知、行对话维度

　　封之（统之）、建之（治之）是一体的。然则，商品形式代表着阶级压迫的历史关系形成，是阶级关系对象即统治规定本身，与之不同，价值形式进而表征“统治方式和社会工具”，从工具层面回答阶级统治“何以是”和“何以能”。

（三）

　　表3集中展示了“唯物史观知识”具象之路，展示由价值形式不间断的转化运动所引致的发生在“总公式”（作为“实践的行”）与“生产一般”（作为“理论的知”）之间的对话，以及这一对话对该具象途径的意义。“价值形式何以能变”和“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同一命题的不同方面。既是“知”“行”合一，又是“知”“行”不二，即是说，价值形式必须被理解为知的规定（如商品、货币、资本、职能资本、非职能资本等等）和行的规定（如产业资本、资本积累、竞争活动、垄断活动、信用活动、虚拟资本等等），作为具有理解中介规定意义的统一。一面是阶级，一面是拜物教，理解中介是“阶级”（阶级客观）与“拜物教”（阶级主观）的关系统一，是以资本乃“两面体的规定”。资本归根结底是“价值形式”。正是由于采取价值形式统治的缘故，导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何以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认知上极难被察觉，——于是乎，“根据‘拜物教’的概念，马克思证明了在纯粹的资本主义商品化中，社会关系会逐步消失”，换言之，“如果商品是主要的社会经济连接器，那么商品化程度将决定社会关系客观化或者物化的程度。”[2]52-53

　　【[2] 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不仅是知的命题，也是行的命题：图1中，它作为“价值形式”，既是价值向剩余价值的阶级生长关系，又是“拜物教的价格”向“拜物教的利润”生长意义的规定形成⑨；图2中，作为“价值形式”，它将W（L）的化成运动和m（L）的化成运动合而为一。

　　【⑨ 根据拜物教的理论，价格系统似乎只能以数学的方式进行决定，——这其实是暗示了社会关系的完全被商品化。】

　　价值形式的知识原理具有两维，导致任何推理哪怕是“辩证推理”都不能实现对“资本内在本质”的揭露。唯一的办法是将资本逻辑视为从历史走入现实的“行动逻辑”与“知识逻辑”合成，在意义上进行分裂，通过形成理解张力，实现本质的自我显露。既作为“理论上的辩证法”，又作为“实践上的辩证法”，理论与实践的对峙与互看就成为资本实现自我生长的“历史世界”规定。资本的价值形式由对峙与互看的“历史行动生成”而来，又通过自身特有的阶级实践，直接强化着这种规定性。然则，总公式最后必然成为价值形式实践状态的具象，而生产一般对应成为价值形式理论状态的具象，是为“资本具象”；它们既是资本的构筑元素，又是资本对自身进行显露的“不二法器”。

　　“价值形式之变”的实践根据是总公式，理论根据是生产一般；一阴一阳谓之道，使资本“生死历程”得以全面呈现和展示。实践的转化以理论为中介，理论的转化以实践为中介，这同时使得《资本论》不可能依照单一路线前进，而必须既按照历史、又按照逻辑进行。历史在这里起到了总公式的作用，以至于它和逻辑可以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如果否认实践归根结底是决定理论的东西、一切理论说到底是“历史理论”，那么，就很容易把资本逻辑抽象化、形式流程化，忘记了资本原来是从历史走入现实、又根本是要走向未来即一种历史过渡的实践性的东西。说马克思关于资本所做出的理论不外乎是商品形式的理论，因为这种规定贯穿了整体经济生活，这个说法基本是正确的。但若要说由资本所产生的经济逻辑是基于“商品化的假定”而被严格地推理出来的，则十分错误。毕竟，从商品形式“开始接管”经济生活一直到“商品化程度”的完全化，这是个历史关系的渐进生长过程，从而，逻辑的东西始终是历史的东西，酝酿阶级关系的逻辑不具有自我推理性。以价值规律为例，它实际上不是任何的推理，而是对商品生产规律和它的交换规律（即“货币流通规律”）的一种知识综合，是对“商品生产方式的规律”的客观陈述。表3中，价值规律的经是“商品生产方式的规律形式（总形式）”，价值规律的纬则是“生产一般I”（价值形式一般总论）。可见，“‘经济规律’不能脱离历史生产规律本体。”结论是，“从历史内容看，价值规律属于商品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以至于“价值规律在完整意义上是按商品所有权生产和交换的统一，即作为了商品的历史生产规律与其经济运动形式的规定的统一……并且依照这个观点，‘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毋宁说是价值规律本身的范畴形式。”[6]

　　【[6] 许光伟.《资本论》有机构成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之一[J].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4）：29-42.】

（四）

　　同样的情形适合于马克思对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说明：这其实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社会的一个总象意义的图景描绘，即决定该经济形态历史发展趋势的“总规律”；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历史形成到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向资本主义流通规律的转化，从资本主义再生产规律的社会形成到资本主义流通向分配的转化，最终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性规律”的形成，——并且在这里，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规律成为统一它们的“总形式”。这是马克思最终决定以“资本积累”为《资本论》全部主题最初总结的根由。然则，“以《资本论》而论，如上指出，设若《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为‘合卷体’，那么，资本积累、市场、危机这三个范畴的写作就会是另外一种布局，或宁可说目前的版本乃是原有底稿的‘重新布局’……一是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及其转向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形式的研究……二是结合资本积累过程的危机阶段机理的解剖……以说明资本积累两种基本形式的动态回环过程……（可见）上述三个范畴的写作内容，只不过是作为了资本主义全部本质研究的总结。”[4]

　　【[4] 许光伟.《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原理考略——东方社会“思维舞步”的方法论性质及政治经济学通史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4）：36-57.】

　　统之则治之，所谓钱而统之、分而治之。然则，“理论与实践不是相互孤立的工作领域”，虽然在知识形制上，理论的自我结构化逻辑和实践的历史路径彼此相对区隔，但由于坚持“经纬合一”，“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展开——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再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形式”，最终在价值形式“知”“行”的重新统一中，“实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事的意蕴的生长，从中定格阶级的社会生产对象、流通对象、分配对象乃至认识对象。”

　　可见，表3引入《资本论》第四卷的方式在于肯定“《资本论》实际是从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的统一开始。”[6]

　　【[6] 许光伟.《资本论》有机构成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之一[J].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4）：29-42.】

（五）

　　研究对象是行的基础上的唯物史观知识命题。

　　常见的误读是：它是不同历史层级或对象范围的“规律知识”的意义组合，这些知识在内容上彼此独立、互斥，甚至混杂无序，只是依靠逻辑法则的强制或某种特别的综合方法，它们才结成统一的工作整体。殊不知，《资本论》中各种规律并非“孤岛的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的同一经济形态规律的不同方面规定，可见，强调真理即规律之统一，并源自历史本身，是多么重要啊！在历史领域内，强调“知”“行”合一，犹言实践与理论之统一。

　　所谓“知”“行”不二，则继而指示知识生产的理论部分（逻辑）、历史部分（历史）统一，犹言研究与叙述之统一。知行合一归根结底决定知行不二，如《资本论》首篇设计即是具体的体现，是故商品生产方式的知识范畴必然是“商品和货币”。“价值形式转化”是认识产物，也是实践形式：道路规定是“交换过程”，系统规定是“货币=商品流通”；阶级与拜物教的知识二重化运动自此萌发，复由此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突出了真假学的重要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生命力在于其本质规定性的形成，即总公式II领导生产一般II的历史规定性形成及其向总公式III领导生产一般III历史规定性的转化，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真的规定”；相较而言，资本主义藉以阶级与拜物教统治之各种收入的形成乃“假的规定”⑩。

　　【⑩ 没有对价值形式“真假同体”性质的揭示，就不能从知识生产上完成对“真假共相”的认识澄清。GDP（资产阶级理论工作者对“各种收入”的命名）从统计实践看，必然是真（价值计量）和假（价格计量）逐渐化合的经济数值。从真假同体最终演变为真假共相，然则，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外表上伪装起来的经济形式的知识形态学。】

　　理论上的缘由似乎是“利润率取向下降的规律”（剩余价值分配的一般规定）使然，而“事实上，在资本理论的深层结构动力学中，生产的所有输入和输出必须完全商品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商品经济的逻辑，资本也就不能作为自行增殖被概念化，同样，经济也不能清楚地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区分开来。”[2]29

　　【[2]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性规律”的出现决非偶然，它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矛盾的社会产物，进一步是“以流通为中心的资本再生产运动”历史生成规定的运动结晶。以价值形式统辖资本，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权力乃至权力、权威、权利之间的关系得到很好厘清，而有完整的资本生死历程的生活呈现。资本形式的职能形态全面转向“非职能形态”则表明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转型升级达到了峰值水准，这是一个“死亡区间”，其必然导致“数量（计量）经济学的极大崛起”，这种“形式化的牢笼”使人忽略乃至忘记资本的权力结构，直至将其剥削属性和它可能带来的生产效率直接等同起来。

　　那种把商品混同于产品，又把根植于交易过程的商品看成是完全的自然进化过程的人们最终试图否认：“商品形式在历史上（包括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完全控制经济生活的，但是它在资本主义中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商品形式恰恰使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有了其独特的性质，结果也表明了它是现代社会的核心。”[2]41

　　【[2]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