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社会知识状况考察之一

阶级社会知识状况考察

　　——知行合一与《资本论》原理

　　【总按语】《资本论》为什么不说考察对象直接是“经济形态”，而说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其中藏有深意。盖言阶级的生产发生学根据，盖言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特征。关于阶级的知识生产，列宁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明确地指出：必须“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也指出，“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他还着重强调，“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这条路比井冈山时期还要难。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为此，《资本论》必须活学活用！本着大道曲成原则，本文试图以“《资本论》原理”为突破口，让古老的中华思维学工具重放华彩。

【提 要】经由知行合一，阶级的经济形态提供社会知识的统一原理，这涉及阶级关系及其统治形态的如何“知识具象”问题，引发对“《资本论》原理”的重新审视。据此，必须充分重视《资本论》对商品经济形态“知”和“行”的界定，科学引出唯物史观的知识规定——历史类型学、矛盾结构学及其危机形态学。阶级社会知识原理进而“阶级学”和“档案学”，其实是表明：唯物史观不外在于《资本论》，而内在于《资本论》，盖因在知识生产上唯物史观乃是确定工作路线和建立科学的表述的“统一的范畴”；然则在工作机理上，《资本论》确立的研究对象应视为对这一原理的应用规定。《资本论》说到底是以“价值规律”（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和交换规律）为依托，实现对商品和货币及其基础上的资本的全部历史过程的全景式鸟瞰；以“价值形式发展”求得价值历史知识，不过是将价值本身“社会具象化”，使价值“财产生活化”，使围绕价值关系的“阶级斗争”历史过程化。这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知识遵循，并意味着对市场经济的危机形式及其克服路径的分析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工作范畴为切入。通过说明价值形式分别附着在阶级实践规定上的行动（曰“总公式”）和阶级理论规定上的知识（曰“生产一般”），耙梳“知”“行”合一规定的生成和“知”“行”不二认识路线的形成，继而以“真假同体”的阶级对象知识属性为依托展开唯物史观与“经济知识”的对话，终能达成对《资本论》特有叙事体裁的澄明化理解。

关键词：唯物史观；《资本论》原理；经济形态；知行合一；知行不二；范畴；知识

　　引 言

【阶级写意】所谓阶级，在意指上可看《秦风 · 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老子云：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奉有余。这表达一种分配上的通则，马克思则使之座架于生产力发展，所谓：“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于是，从中引出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历史规定性。总体来看，这是探究阶级问题的工具基础，也就有了对价值形式与研究对象关系的重新审视。

　　然则，之所以进一步提出知识与理论领域的“知行合一”问题，在于科学说明马克思主义知识不限于叙述对象和叙述方法（例如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体系方法和逻辑方法），乃知、行的统一。其沿着唯物史观知识生产路径，从中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交往关系的经济形式。可见，《资本论》研究对象规定完全不是什么“逻辑起点的求解”，乃基于知行合一原则而获得。探索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绕不开“教科书意义的知识生产”，离不开阶级社会形态的知识状况的考察，也必须实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状况的整体勘察，要完成这些，《资本论》原理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地基。然则，必须从中托出“阶级经济学”的统一对象——经济形态社会，做到以“历史走出阶级”之理论觉醒，以“求真”之认识论态度和工作精神上下求索，最终以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指引科学构建。须知价值形式既是“存在”，也是“思维”，社会主义发展和利用市场经济形式应当立足历史实际，结合本民族的国情，从社会实践的存在规定出发，探索与中国现实契合的价值的经济形式。

　　——本文系拙作《<资本论>与天人合一——关于劳动过程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的理论续作[1]。

　　【[1]许光伟.《资本论》与天人合一——关于劳动过程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1）：5-22.】

　　第一部分 如何把握“经济形态的阶级关系”

　　——《资本论》研究对象内涵重议

　　研究对象是亦知亦行的规定，是唯物史观的内在认识事件。正是对研究对象的看法不同，导致经济学被二重化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体现完全不同的经济科学导向；前者的扬弃发展使自身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者则由于拒绝“生产关系”的阶级对象关系的科学表述路线逐渐沦落成为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转而以“物象关系”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关系设定。物象关系其实是生产关系的科学认识反面；这导致在对待商品社会的知识问题上：为了实现“知”“行”合一，政治经济学必须进行求真的知识生产，以“价值形式”作为统一的概念架构的知识形式，乃至作为理论逻辑的统一的展开形态。为此，必须排开“认识论至上”，这也是一味以“数学模型”为师，追前沿、跟主流的研究者难以体察的工作规定。设计教科书的资产阶级学者以“资源配置”为统一研究对象的范畴形式和知识逻辑的展开形态①，显然是“知识的扭曲”，相应改变着价值形式的认知外观，赋予其拜物教的理论的意识形态（如供求替换“买卖的形式”）。深一步看，这是“拜物教统治之成”的理论反映形式。简洁起见，我们用图1展示这一分化历程。

　　图1 商品经济形态阶级关系的“知”和“行”

　　经济形态社会的阶级“知”和“行”是理解阶级的关系档案学基础，以“资源配置”为价值形式的认知“反面”，势必使经济学屈从于数学，又以直观和形式化的数学理性掩盖着价值形式的历史的阶级的理性。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怎样的经济科学呢？其既要展示每一阶级生产关系类型的形成和发展、展示它的历史没落图景，又要展示全体阶级生产关系的历史图景、它的历史生态学景象，为此，它的工具必然是阶级关系之经济形态档案学；马克思说的“抽象力规定”实质指向这种东西，所指的是形成唯物史观工作批判力的范畴法。然则，价值形式既针对阶级统治，又针对拜物教的统治方式和形态。这必然是价值形式前置于商品拜物教批判的根据和理由：既说明阶级统治，又说明拜物教统治工具的由道路而系统的形成，最终说明相对阶级统治本身而言，“拜物教统治形态”不过是阶级压迫关系发展所必须具有的工具和需要充分依靠的“理论实践系统”。这是一种强大的自我抽象的神秘性力量，它使得“几乎所有的以数量来加以度量的基本经济范畴：‘价格’‘利润’‘利息’‘工资’以及‘租金’，这些都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价值的不同形式，而且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相互联系。”[2]108【[2] 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这种工作命名法取意于“道名”统一。研究对象的每一方面元素和工作内容都既是价值形式的“知的规定”，亦是它的“行的规定”，是“道之行”和“名之知”。对生产方式而言，范畴意义的道是历史之行、矛盾之行、规律之行，范畴意义的名是历史之知、矛盾之知、规律之知；对生产关系而言，下降一步，是矛盾之行、规律之行，乃至矛盾之知、规律之知；对交换关系而言，则再下降一步，是规律之行、规律之知，乃至有了范畴意义本身的知与行的规定。价值形式的行实际就是“价值的行动”，所以考察生产方式时，必须考察历史的价值行动规定——商品交换价值的历史发展形式，以引出“货币转化为资本”统治类型。交换价值是资本的直接前提，要阐明这个前提，必须沿着“这个前提（即道路－系统）”继而深入探究商品生产“道路规定”和“系统规定”；“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是不可能的，正像不可能从不同人种直接过渡到银行家，或者从自然直接过渡到蒸汽机一样。”[3]215【[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对交换关系来说，“行的规定”意味着历史、矛盾、规律、范畴在社会关系中的现实实存，表明“价值形式”乃指示着商品社会的阶级统治关系（或曰“统治原理”）的知识总范畴，是为财产统治历史世界（规定）之终；对生产关系来说，价值“行的规定”意味着阶级斗争与阶级统治，其知的形式《道德经》谓为“有名”；对商品生产方式来说，价值形式“行的规定”则意味着阶级关系的始航，其知的形式《道德经》谓为“无名”，是为财产统治历史世界（规定）之始。由于有了一贯到底的行动线索，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得以从商品经济形态的工作地基上生长出来，形成一个阶级关系的历史“道路－系统”形态。生产关系、交换关系表现为商品生产方式发展的依次历史展开，是为商品经济形态社会理论之成立。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资本论》开篇的“商品”必须视为对生产研究对象的规定：第一节言道路，第二节言系统，第三节复言道路，最后一节复言系统，从中引出统一经济形态社会的典型样态。所谓道的层次，言历史对象关系——类型和道路形态，确定“道路－系统”结合的基本类型；所谓名的层次，言研究对象逻辑——结构和系统形态，确定“道路－系统”结合的基本结构。从中引出的“价值形式”亦必是商品两因素、劳动二重性、交换价值发展、商品拜物教四者统一的规定：“作为权力结构性关系的‘阶级’包含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内在逻辑中，但是‘阶级斗争’却不是这样。马克思认为充分的商品化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所要做的就是使商品形式运动起来，运动的渠道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2]22【[2] 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历史、矛盾而又规律、范畴而又知识、概念，是锚定于研究对象知识系统的不同层级规定，指示《资本论》的“知识品格”乃有关于经济形态社会的阶级档案学的“知识具象原理”。由于指明了事物的生长方式：道路→系统，阶级统治的实践类型和理论类型在生成论上得以意义统一，并经由范畴生产达成阶级统治与拜物教统治之间的“知识对话”，——这为科学的阶级斗争实践提供理论武器。统治阶级思想形态第一次以公开的、揭掉神秘纱幕的方式面世，极大启发人们抵御“拜物教经济学”的行动自觉及其意志力。

　　原文名称为：知行合一与《资本论》原理——阶级社会及其经济形态知识状况考察，载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5-27页）

　　注 释：

　　① 这是对于“形式化的牢笼”理性工具的需要。“所谓资源配置，在资产阶级理论家看来，不过是‘物象化’的一种秩序。”（参见《<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原理考略——东方社会“思维舞步”的方法论性质及政治经济学通史考》，载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② 所谓：“考虑到有关深层理论的重要性和商品形式的广泛性，勾勒出商品的一些基本特征是非常有用的。商品，首先它是一个东西（实际上是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可以卖出或买入，作为一个单元，它是一种私有财产权力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私有财产的形式，商品形式给资本家的占有权提供了巨大的结构力量。”（参见《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第30-31页，新华出版社2013年出版）

　　③ 相比W（L）形式，O（L）即共同体生产。无独有偶，如果我们将商品构成对生产一般术语的生产转换成共同体构成的场合，结果也是一样：（1）有机构成I：共同体‖劳动过程，从共同体对象中析出“分工”和“协作”。（2）有机构成II：共同体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在上述两个对立统一因素基础上，在共同体生产关系中继而析出“共同体生产劳动”。所谓由共同体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同样指示了三个工作范畴：分工、协作、共同体生产劳动。（3）有机构成III：共同体交往关系‖劳动过程，从共同体生产劳动的二重性质的基础上，在共同体交往关系中进一步析出“协作形式”。（4）有机构成IV：共同体生产方式‖劳动过程，在协作形式发展基础上，通过落脚于“历史生产方式的意识”，最终形成“O（L）的生产一般”。在知识图像上，其同样具象为5个术语组成：共同体生产劳动、分工、协作、协作形式以及共同体人格崇拜的生产方式意识，以配合于统一的行动规定——主体关系形式。

　　④ 唯物史观知识命题定格研究对象表达。这种表达集中于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专注于质与量统一的如何社会实现，而不屈从于一般的科学逻辑。它通过研判“阶级史观”获得对权力结构的完整理解，致使历史与经济不同层面的考察以极为合理的方式被组合。然则，这一路线意味着“唯物史观知识”贯彻在对象的全部领域中的实现，造成对历史典型事实的需求。以至于《资本论》英文版对研究对象的处理，更多采用学科类型比较视角的社会形态结构学的定义方式，所谓：The physicist either observes physical phenomena where they occur in their most typical form and most free from disturbing influence, or, wherever possible, he makes experiments under conditions that assure the occurrence of the phenomenon in its normality. In this work I have to examine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corresponding to that mode. Up to the present time, their classic ground is Engl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England is used as the chief illust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y theoretical ideas.

　　⑤ 理论和实践是知、行的科学研究意义的工作范畴。故而对于任何“知的科学”，知和行相统一是在先的，明确这一点，是自然科学的巨大贡献。马克思强调它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并且“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行动相比认识而言，在规定上：可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考察知的科学必须明确的前提是，“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7-1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⑥ 在《商品》中，所谓生产一般理论，或者说总公式的“商品生产一般”，即指此。

　　⑦ 所谓知－行－行－知，概括起来，就是这么三句话的要义，曰：知后必有行；行后必再行；行后必有知。

　　⑧ 正因如此，“马克思不认为这些抽象是‘暴力抽象’，因为劳动随着历史的改变而改变，也趋向于变成简单抽象劳动。因此，作为理论学家，他只是扩展完成理论，这个改变的过程一直随着资本的改变而不停地改变着。”（参见《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第71页，新华出版社2013年出版）

　　⑨ 根据拜物教的理论，价格系统似乎只能以数学的方式进行决定，——这其实是暗示了社会关系的完全被商品化。

　　⑩ 没有对价值形式“真假同体”性质的揭示，就不能从知识生产上完成对“真假共相”的认识澄清。GDP（资产阶级理论工作者对“各种收入”的命名）从统计实践看，必然是真（价值计量）和假（价格计量）逐渐化合的经济数值。从真假同体最终演变为真假共相，然则，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外表上伪装起来的经济形式的知识形态学。

　　⑪ 对这个过程加以总结即是：“政治经济学理论范畴的形成来自三方面：社会劳动过程、阶级斗争以及以‘秩序’为中心的物象均衡。经由‘拜物教意识’批判，‘仿市场’范畴的根基被瓦解，阶级斗争被‘事格化’，并置身于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参见《劳动过程与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贡献的性质》，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

　　⑫ O-W的转化形式“A-W”构成所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的核心内容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产生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以此为工作地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应当视为“封－建”的转化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外表上是金钱关系，这是它的“买－卖”关系和历史上已有类型的不同之处，它导致“经济学具有成为一门闭门造车的学术领域的倾向，并且这还伴随着对数学方法的顶礼膜拜……在商品化被认为具有彻底意义的抽象经济理论层次上，这种权力关系消失在貌似客观和中立的数字下，这些数字被视为经济理性的缩影，而经济理性则被视为人类理性的缩影”。（参见《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第9-10页，新华出版社2013年出版）但真实的情况是，“经济学应被认为是‘科学’从而赢得声望是一场重大的学术丑闻……作为一套思想体系，经济学普遍地既欺骗了买者也欺骗了卖者。”（同上，第1页）

　　⑬ 以分工为社会生产过程的“封”，以协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建”，这是基于私有制财产生产的发生学考量。“分工产生出密集、结合、协作、私人利益的对立、阶级利益的对立、竞争、资本积累、垄断、股份公司，——全都是对立的统一形式，而统一又引起对立本身，——同样，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在一切价值都用货币来计量的行情表中，一方面显示出，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另一方面显示出，在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个人，对于所有个人表现出来的异己性的这种基础上，商业的活动又使这些物从属于个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9-1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⑭ 这是党坚持对私有资本实施科学的经济引导，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理性根据，“资本作为财产组织方式和共同体生产本位的结合属于运行层面的规定性，是财产概念隶属于各种形态的主体工作范畴。然则必须破除推理解释的神秘，进行真正意义的历史知识生产。”与之相反，“市场论鼓吹者在宣扬‘没有所有制基础的市场’，其实是理论滑向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加区分的资本范畴观。”（参见《论生产目的规定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理性——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学“哥德巴赫猜想之谜”实践解决的理论内涵和意义》，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⑮ 中国的士农工商主体形态则是混杂的类型向化合的类型过渡。

　　⑯ 《红楼梦》是欲“补天”的，但终不究规律，失之于“僧道儒”；《红楼梦》“补天之法”旨在寻求革命，而终未获成功。《资本论》因致力于阶级之知识档案学描述，遂终于留下成果，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收之于“历史－矛盾－规律－范畴”工作链条。

　　⑰ 为了突破“形式化的牢笼”理性认识，必须在科学上把握剩余价值实现一般；同时经济形式乃统治工具化身，作为数学形式和阶级工具的统一，作为虚幻形式的社会共同体，“资本的国家”必然为社会关系所规定。然则《资本的流通过程》在考察上之所以是抽象的，在于指向阶级统治的一般结局。资产阶级国家无疑是资本阶级统治意义的“最大跟班”。正是这一规定锁定“GDP王国”的形式理性领地，它的历史出场启动全部的现代庸俗生活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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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许光伟.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品性与理论品格——基于《资本论》的视角[J].经济纵横，2018，（3）：12-24.

　　[19] 许光伟.论生产目的规定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理性——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学“哥德巴赫猜想之谜”实践解决的理论内涵和意义[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6）：105-113.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