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发动继续革命》——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和共产主义理想
正如《筚》书前面叙述的,有着假以拥毛实则反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现象,所以也如作者所述毛泽东的反应是“一种人是‘反革命’,搞‘地主阶级复辟’;一种人是‘死官僚’‘糊涂人’。更由于‘反革命’利用‘死官僚’篡夺了地方的领导权。”(P124页)这真是一针见血,完全正确,否则《筚》书哪来有全盘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依据呢?
相信作者所叙述的事情是真实的,怎么能不把在某人主持工作下出现的不少社队干部在成份划分中“遭到批斗抄家,并使用肉刑”,与毛泽东区分开来,而要把“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归咎于毛泽东领导下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呢?为什么不把作者引用的注解,毛泽东说:“对一切受了冤枉的,都要平反”(P125页注③)的话,用同样的笔墨叙述清楚呢?“毛泽东并没有把问题完全归责于基层干部”,这是毛泽东敢于担当,勇于担责,然毛泽东的谦卑却成了他错误的根据。说“1961年,是毛泽东思想最为冷静的一年”,“毛泽东倡导全党搞调查研究,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调查运动”,结果“毛泽东本人仍然只听汇报,并没有这种切骨的感受”,这个前后表述是否也有“加以发挥,添油加醋”呢?“只听汇报”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召开七千人大会?为什么“个人崇拜”的毛泽东会崇拜出“分歧”,以至要“强力干预”?
“坚持集体经济方向更重要,因为一搞包产到户,农民就会重走两极分化的老路。”“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P136-137页)然而,“包产到户”当年被毛泽东“强力干预”掉了,三十年后不是都应验了毛泽东的预言和担心吗?就“包产到户”本身而言,在“弃耕撂荒”、“土地流转”,到再推动“农村合作社”,就已宣告了彻底的失败!不是某些人要早搞二十年,而是毛泽东早看了二十年。“包产到户”不仅破坏人民公社的组织基础,更是动摇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最终就是路线问题。
“继续革命”,无产阶级在推翻资本阶级政权之后,还要肃清其残余势力,铲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防止境外敌对势力的颠覆和资本主义复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战争的形式已不局限于直接的军事斗争,帝国主义国家更多的是采取了阴谋武装他国的反对派,扇动颜色革命,寻找并发动代理人战争,制作地区冲突,实施“和平演变”等,除此之外,还有通过政治、经济、金融、贸易、科技、文化、意识形态等,几乎一切可能的领域展开斗争。所以,可以更贴切地讲,“世界大斗争不可避免”。毛泽东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我们创造了几十年的和平环境,但这决不等于没有了斗争。更何况,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保证其不会蜕变,官员不会腐化。因此,毛泽东提出的“继续革命”理念是正确的!
《筚》书认为:官僚主义的根源是工资等级制、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但作者回避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监督权和民主集中制的根本问题。一个家庭都要计划经济开支,更何况对于一个如此大且人口多的国家。顺便试问,如果是所谓的市场经济,是否就没有了官僚主义,干部就一定能对上负责对下负责了呢?近的看台湾,远的看美国,他们的官员对谁负责了?
毛泽东让田家英给刘少奇带的两点意见:“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在一个点上。”(P144页)刘的“倾盆大雨”式的万人工作,搞桃园“四清”,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计划经济的问题吗?难道就不是极左路线吗?自然会引起基层干部的不满,然把这种不满说成是“阶级报复”,是“反革命事件”,都已上升到敌我矛盾的层面,要“一律撤职,开除党籍”,甚至“判处死刑”,从这些做法,就可以知道,为何“大跃进”会失败!毛泽东的态度是很明确的,毛刘的斗争是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其阶级局限性,这是客观的事实,是当时国情的必然,把毛泽东看透知识分子的局限性,说成“毛泽东对知识界的不信任根深蒂固”,纯属个人的主观武断!即使在今天,如果文化领域没有藏污纳垢,又何以要“清网行动”?
《筚》书歪曲了毛泽东要消灭的“三大差别”,毛泽东要消除阶级等级差别,而非“限制社会分工”;把保障人民生活基本需要的生产和供应,说成是“限制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毛时代的“按劳分配”是建立在“各尽所能”基础上的分配;要从“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迈向工业化的社会。然作者的字里行间,尤其在注解中,(P147页注③)把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都称是“乌托邦”,实质就是否定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
人与人有了等级之分,可见资本主义的平等和资产阶级法权显得何等的虚伪。把人民群众追求“无等级社会模式”说成是“狂热追求”,把追求共产主义崇高的理想和目标说成是“人间灾难”的起因,借红色高棉极左错误无非要为等级制摇旗呐喊。“为什么如此多的民众带着宗教式狂热投身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说明“文革”有发生的群众基础和存在的合理性,因为人民群众需要一条路线——社会主义。并不是《筚》书所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只有毛泽东说了才算。”而是人民群众分得清是非,看得清道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是从旧中国过来的,有着受剥削和压迫的切身体验。“桃园经验”以及修改“后十条”,(P153页)是形左实右,用极左的手段最终搞乱了基层组织,结果是破坏“文革”。由此可见,如果把“文革”的失败归咎于毛泽东的身上,就是极端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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