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是历史必然
作者认为人们“在论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时,只谈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极少论及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两者本来是相互联系的外延和内涵的关系,“社会”是一种形式的固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讲,就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发展阶段,而“革命”则是这个阶段中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阶段。作者把两者割裂开来,以此来证明毛泽东要“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那么,毛泽东是放弃“革命”的外延呢还是要放弃“社会”的内涵呢?因为这个问题不说清楚,作者就很难在后面尤其在《发动继续革命》一章中说清楚其“历史本身的逻辑”。即使说毛泽东要放弃,是否就意味着新民主主义就结束了,难道就没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发现,现在许多做法,包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给予私人企业以合法地位,正是当年新民主主义要做的事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决策者不可能采用‘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的说法,而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改革提供依据的说法。但在一些高层官员内心,并非没有‘社会主义搞早了’的想法。”(P5页)首先,“所为现在的许多做法”不是当年要做的,只是当时社会的客观存在。其次,中国的私人企业恐应该讲是从洋务运动之后慢慢诞生起来的,大部分是以私人工场作坊的形式为主,不存在合法性的问题,满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及各路诸侯军阀都没有禁止过。与其说是“放弃”不如说是要改造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秩序”。虽然说不能用“退回”的说法,不是因为换了个说法就能改变“倒退”的本质。至于说“千篇一律的农业集体化模式”,既有认识的问题,也有潜台词,是要说社会主义不能千篇一律,还是要说要搞私有制才是社会主义?是要证明“社会主义搞早了”,还是要证明赵某人说的“搞社会主义,这一点,错了”?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先不论这个论点是否被修正过,到1976年已完成了这个转变,又为何要从来呢?原来是“人们很快意识到,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行不通。”这个“人们”是什么人?但地主、资本家肯定是这样认为的,在他们那里肯定是行不通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虽然进程很快,但也是有过程的,并不是一蹴而就,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78年也只不过二十余年,作为人类史无前例的一个壮举,不但没有好好总结,就枉下断言,把新生事物要扼杀在了摇篮里,这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吗?共产党人的探索精神在哪里?如果现在再重提这个问题,是前个三十年行不通呢,还是后个三十年行不通?现在能搞社会主义是否也来个“退回”或也换个说法呢?还是说现在就是不能搞社会主义?这里还有一点要说明,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没收私有财产,对资本家是采取了“公私合营”的方式,不能把加快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看成是否定私有经济,它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毛泽东对合作社性质的“半社会主义的”提法是客观的,它的存在是渐进式的。毛泽东的“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基点,(P12页)正说明毛泽东不是头脑就那么容易发热的,而是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
放在特定的语境和环境中,“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代替封建主义的剥削方式是一个巨大进步”,这种说法没有错,但不能否定剥削的性质。推动社会发展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如果把“剥削”看成了推动社会发展,那是极其错误的,若把这种观点落实到行动上,那就是路线问题,其导致的矛盾和斗争必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值得注意的是:要阶级斗争并不等于要阶级消灭,它是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包括意识形态的矛盾斗争和路线斗争。同时,建设社会主义不能靠强迫,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共识。“总是‘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说法其实都是带有个人观点,不是全面客观的。
把“市场萧条”归咎于“打击投机资本”本身具有偏见性和偏面性,相反是过度投机导致了市场萧条。(P20页)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尤其在物资紧缺的时期,必然且必定导致市场萧条,民不聊生。难道在上海刚刚解放之时,打击投机资本错了吗?1950年1-4月,全国刚刚解放,政权不稳定,社会不稳定,企业倒闭、厂长外跳是政权更替的原因,而不是“打击投机资本”造成的。
土地改革的本质是要改变生产关系,正如《筚》所述,毛泽东在《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中说明要保存富农经济和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共同纲领》中提出尊重现实,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不放任自流,引导农民向合作化方向发展。成立合作社本身是因势利导的事,但这成为《筚》书多为诟病的一个方面。合作社触及了所有制的形式,涉及到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发展道路,所以也成为姓“社”与姓“资”的分化和路线斗争的根源。因为有些人认为“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要限制富农发展,雇工、单干,就当放任自流”,这些荒唐的观点被毛泽东否定后,在后三十年里不死心要重来一边,然现实是证明了毛泽东的历史远见。“只有组织合作社,把农民引导走向集体化,才是实现了全部领导权。”这是党迈向领导全体人民的第一步,也是农民获得政治权利、组织权利、经经济权利的第一步。那些鼓吹市场经济的人,没有弄懂其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始就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进步,似乎都源于分工。而“合作化”使农民从传统的小农经济中开始孕育了分工和合作。
既然“反映许多贪污分子与资本家的贿赂有着密切关系”,“发现资本家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行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展“三反五反”的斗争错了吗?《筚》书“联想到今天中国仍存在的权力寻租现象,不难理解当年‘混合经济’制度下存在钱权交易的空间,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也符合资本逐利性的本质。”(P29页)看似在赞同今天的所谓“混合经济”,但紧接着用了“不过,……造成许多私人工业无事可做,工人失业,税收大幅度下降。” 是要否定“混合经济”呢,还是要否定公有制经济?联想到今天有人鼓吹“混合经济”如同一辙,就是不要反腐,任由资本兴风作浪,为今天的社会丑恶现象找借口。《筚》书用了当今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混淆和偷换概念。“改造”和“斗争”是有区别的,“斗争”也不等于就是“专政”。所谓毛泽东“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后才过度到社会主义”,这是《筚》书引用了簿一波给田家英的信,基于薄个人理解怎样不作细究。“完成”与“过度到”本应是同意,但《筚》在此有分开表述之意,通其全篇内容,似藏着潜台词,就是要说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是“革命论”和“社会论”的“二元论”。从而借助毛泽东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中所提到的“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1页)的概念来说明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正确的。然而,毛泽东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本质的区别,此“资本主义”根本不是那“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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