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口号还没喊完，敌人就恶狠狠地挥动了屠刀，金成山、杨青山，两位同志倒在了血泊中。正在刽子手狞笑的时候，金成山竟然从血泊中，艰难地爬起来，挺直了身躯，满脸血污的面孔是那样的坚毅，他怒视着敌人，又高喊了两句口号：“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日寇走狗洋奴才！”
惊骇之余，恼羞成怒的敌人，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冲上去继续砍杀，一刀一刀又一刀，连砍了七刀，铁塔一样的中华好男儿金成山，才倒下去，壮烈牺牲。
晚年的张雪涛，闭上眼就会想起血泊中的金成山，还有被他的屠刀砍杀的抗日者、革命群众和无辜人民。
伪满军警屠杀抗日志士
1943年9月20日，张雪涛带领讨伐队，抓捕了金杖子村党支部书记金成山，还有一批抗日民兵、干部和群众，烧毁了多间民房及砸毁全部生活用品。
金成山同志被带到县城的警察局，连续拷打34天，体无完肤，也拒不交代我地下工作人员名单及八路军活动情况，而且还拼死掩护其他同志和群众，说：“本村只有我一个人是共产党，他们都是跟我作伴的普通老百姓。一人做事一人当，与他人无关。”
10月29日夜，张雪涛与其队副日本人井木各持战刀，将金成山及先后关押的我六总区通讯员杨青山带到刑场，用战刀砍杀。金成山同志不愧是钢筋铁骨的共产党员，张雪涛记了一辈子，晚年在睡梦中，还会吓醒，想起满身是血的金成山，在怒吼，在站起来，在向他扑来……
日寇屠杀我东北抗日志士
在《坦白书》中，张雪涛这样写道：“日寇侵华期间，我是‘三光’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卖命效劳日寇，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按理说，我这个万恶不赦的历史反革命，严惩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党和人民政府却宽大了我，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人民的饶恕，使我终生不忘。过去所为，我永远向人民低头认罪，时刻反省自己。”
张雪涛，满族，热河省（今属河北）青龙县马圈子村人，出身地主家庭，高小毕业后，参加东北军，曾在吉林警备第七旅十九团，担任文书上士。“九·一八”事变后，他回了家，不久经人介绍，到伪青龙县警务局当缮写雇员，由于“表现卓越”，先升巡官、警长，又被选拔到“新京（今吉林长春）”伪满中央警察学校学习。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中央’警察学校是一个培养担负‘国家’治安教育重任的警察官干部的中枢机关。”说白了，就是培养综合发展的法西斯分子，属于是重点培养的铁杆汉奸。
一年本科毕业后，张雪涛于1936年被分配到青龙县干沟警察署，担任警尉。同年夏季调到伪青龙警务科任司法警尉，冬季被提升为警佐，派到双山子警察署任署长。1939年夏，任伪青龙县警务科司法股长，1940年任警察训练所教官，1941年任警务科主任，1943年任伪苇子沟讨伐大队大队长。
请注意，在担任讨伐大队长的时候，张雪涛已经是“警佐”衔。在伪满文官中，这是“甲级委任”，基层干部的“顶峰”了，下一步就要晋升警正，跻身荐任官了。
那么，作为日寇的忠实走狗，张雪涛的“功劳”何在呢？
青龙县，因境内青龙河得名，原名都山县（因境内最高峰），1931年2月设置，属河北。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后，国民党和日寇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都山被日寇侵占后，归属伪满“热河省”管辖，改名青龙。从此，青龙县一度被沦为敌占区，激起了山乡人民反“满”抗日的怒火。
“中央警校”的课堂，注意伪满“国旗”和授课的日本人
伪热河省，地处伪满州国西南“国境线”上。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我党我军领导的人民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日寇如芒在背。1938年11月，日军内部文件显示：“今后的治安对象实际是共产党及共军，现在已是武装战转向思想战。敌人为了准备明年的进攻，而装扮成表面上平静，实际正以巧妙手段逐步地有计划地实行争取群众的工作。”
为此，它们制定了“特别肃正计划”，除了日军的“核心”作用外，特别强调汉奸的作用，要求伪满军警“积极果敢地彻底进行讨伐，迅速根除潜伏在境界之‘匪’。”
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伪警察讨伐队，日寇采取“以华制华”的狠毒策略，伪满各级警校培养的“职业警察”是讨伐队的骨干分子，在此基础上，招募一些兵痞、地痞、土匪、流氓和一些无业游民，配备叛徒、特务作为辅助，日本人往往担任副职，即实际上的监军和领导者。警察讨伐队起到了日寇所起不到的作用，在“围剿”我抗日军政人员上，它们是穷凶极恶的，在执行“三光”政策上，更是极端残酷。
以青龙县为例，由于紧挨我们的冀东抗日根据地，我党我军活动频繁。1941年秋，建立了青（龙）平（泉）工作团（相当于抗日县编制），以都山为中心开辟出一大片新游击区，并建立了四个区政权（覆盖现宽城全境），甚至有些村子还建立了村政权，村设办事员、武装委员、农会主任、妇救会主任及交通员等。
国民党不要东北人民，共产党却要把反抗的烈火，燃进东四省，让东北人民看到民族解放的希望火种！
面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深入发展，鬼子汉奸惊恐万状，立即调集兵力，加强长城沿线的封锁控制。除日本关东军108师团的主要力量外，先后又调来伪满军10个旅和省属警察讨伐队20多个，各县也积极扩建讨伐队及各类反动地方武装。
顺便说一句，出卖杨靖宇烈士，穷凶极恶的抗联叛徒程斌，也被调到热河，继续从事罪恶勾当。
叛徒程斌率领追捕杨靖宇同志的濛江（今吉林靖宇）警察讨伐队
尤其是青龙县，先成立了隶属于伪警务科的巡防队和特务队，接着伪热河警务厅，又从内蒙、东北调来13个警察队，驻防青龙。到1942年底为止，各种派遣队、巡防队、警察队和特务队，达到16个队，2500多人，分布全县各地。其中11个队，用来围攻我青平工作团。
青龙县境内，各种名号的伪军警“讨伐队”，通归伪警察讨伐队司令部指挥，司令由日籍伪警务科长池尾兼任。汉奸再听话，也得给它们安个日本“领导”，以防万一。
每支讨伐队，设正、副队长各一名，日本人担任副队长，却掌握实权。掌实权。下设三个中队，一般每中队辖两个小队，每小队又分为三个分队。总计兵力100至250人，武器配备有步枪、机枪、手枪、手榴弹，还有一到两门六零炮。
张雪涛讨伐队，是伪满青龙县讨伐队中，实力较强的一支。该队驻地在苇子沟（今属宽城），下设3个中队，9个分队，共230人。张雪涛任大队长，还有三个日籍副队长，下面的中队长和分队长都是“中国人（汉奸）”。
追剿抗联的讨伐队（这张照片常被误认为抗联，请注意左下角文字及军服细节）
日本侵略者为了消灭活跃在长城线上的抗日武装力量，开始对这一地区大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进行灭绝人性的摧毁，妄图彻底破坏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从而达到“竭泽而渔”的目的。
作为日寇的忠实走狗，张雪涛对此非常卖力，他可不讲什么老乡，什么满族、汉族，什么亲戚朋友，心里面只认他的日本主子，日本人让他抓谁，他抓谁；让他杀谁，就杀谁，绝不含糊！
1943年1月31日，张雪涛带领20多名警察到椅子圈进行“清乡”。由于特务魏秀成告密，八路军办事员孙景华被敌人抓捕。张雪涛亲自将其押送到峪耳崖宪兵队，交给日寇处理。敌人刑讯8天，各种毒刑用遍，开水浇、雪地埋、钢针刺、熨铁烙，孙景华同志视死如归，半字不吐抗日秘密。
敌人杀害孙景华时，孙景华依旧面不改色，笑对屠刀，他告诉敌人：“你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八路军一定会清算日寇、汉奸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累累罪行，光复山河，再造中华的好日子，不会太远了！东四省，迟早要重回祖国怀抱。”
为了杀人诛心，鬼子最后改变了策略，给孙景芳判了徒刑，关在本溪监狱，让他做苦工，切身体验“大日本帝国的强大”。说白了就是发挥“最后价值”，充当“人肉电池”，时间不长，就累饿而死。一起被抓走的群众，还有一百多人，他们中的青壮年男性，多数也被扔在鬼子的各种暗无天日的黑狱中，作为免费劳动力，折磨而死，有去无还，连具尸体都找不回。家里就剩下妇女和孩子，生活无着，苦不堪言，不少家属也死了。
在被日本主子“赏拔”为讨伐队长，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张雪涛讨伐队”后，汉奸张雪涛感激涕零。为此，经常对都山地区，今青龙、平泉、宽城和辽宁建平一带，我们的大片游击区（敌人化为“无人区”），进行反复“扫荡”，反复“围剿”。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
1943年9月13日，张雪涛带领全队到李家窝铺的大厂沟讨伐，将5名抗日工作人员包围，讨伐队尖兵头目宁永满当场打死指导员黎明，并打伤黎明的通讯员，其他3人突围。
三位被讨伐队抓捕的基层抗日干部（都是朝鲜族同志）
我们的伤员，被敌人带到苇子沟讨伐队部，关押八、九天后，小通讯员虽然负了伤，左腿膝盖被打碎了，却咬紧牙关，坚决不出卖同志，并拒绝敌人的医治。张雪涛大怒，让人将这个半大孩子，绑到射击靶场的木桩上，命令全队200多人站在百米开外的距离，拿活人练习射击打靶。每人3枪，张雪涛觉得不过瘾，最后用机枪指挥射杀，通讯员被敌人惨杀。
汉奸宁永满，因为杀害抗日人员“有功”，张雪涛对其进行公开表彰，在全队“庆功”会上，奖励其伪币10元及毛巾、牙具等生活用品。
1943年10月15日，张雪涛率队去东李杖子讨伐，走到北龙潭将正在宋成轮家开会的六总区委书记高守训及干事韩永生、通讯员杨青山包围。在突围中，高韩二同志英勇牺牲，杨青山被捕，后与金成山同志一起遇害。
1944年7月，张雪涛讨伐队在佟杖子，捉捕9名八路军战士，随后即展开屠杀。张雪涛本人连续砍杀5人，剩下4人由分队长邵玉砍杀。
使用战刀杀人，体现出汉奸的特殊“民族性”
三天一讨伐，五天一扫荡，作为日本人的忠犬，张雪涛这个讨伐队长是相当尽职的。几乎全年无休，不分昼夜，无论雨雪，有没有“情况”，都会出动。
仅1942、43两年间，张雪涛直接杀害我抗日工作人员及老百姓就有17人，这还不包括与我方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作战时，我方被射杀人员，及被张雪涛“检举”送外地关押的被杀人员。而且张雪涛的杀人手段极其残忍，基本都是用日本战刀，活活砍杀。此外，张雪涛对坚持“无人区”斗争的人民，不仅是血腥屠杀，还大肆抢掠群众财物，最后纵火焚烧群众的房屋，使其无法生活，也造成了大量非正常死亡。
1943年7月27日，张雪涛带领讨伐队到朝阳山北沟搜捕坚持山区斗争的“猫山户”，烧了16户50间房子。同月30日，又烧了不进“人圈”的群众搭起的无数马架窝铺。1943年9月13日，将井家庄全庄11户55间房子全部烧毁，抢走毛驴7头。1943年7月，张雪涛带领讨伐队去老岭搜山，抢老百姓300多只羊，张雪涛从中挑选40多只好羊送回家中。另外，还带领匪队抢薄荷寨等地农民粮食20多石。
日伪制造的千里长城无人区
当时日寇正在搞“人圈”，也就是集中营，张雪涛讨伐队的所作所为，就是为虎作伥，妄图把不愿屈服的群众冻死饿死，真可谓丧心病狂，全无一点中国人的人味儿了！
解放后，根据群众检举揭发，张雪涛担任讨伐队长的两年多时间，烧毁群众房屋，至少在500间以上，被抢财物不计其数。
当然，这是敌人的角度，描写人民的苦难，总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作为施害者，他们即便日后进行了思想改造，也很难有太多感同身受的痛感，所以这里我想从群众的控诉书中，选取几段材料，让读者能有切切实实的痛感，毕竟历史是需要感知的，没有痛感的历史，怎么让人牢记呢？
承德县南双庙村民高和控诉：在敌人的拘留所里，先让他跪在炭火上“过堂”，“拿铁钩子打我，然后又把钩子放到火炉里烧红了烙我的手指缝，伸到我鼻孔里烧，还把铁铲子烧红了烙我的脸和鼻子等处，烙得满脸稀烂，十多个月才好。” 接着送到承德监狱，“仍是照样的过堂和拷打。”此后以“国事犯”，被判七年徒刑，送到安东（今辽宁安东），关押到日本人投降前夕，才被释放。
高和的“待遇”还算“好”的，同批被捕的无辜村民和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干部，有的被杀害，有的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5到15年不等），有的虽然被释放，却由于严刑拷打，回家不久就死了。
内蒙喀喇沁旗农民王凤祥控诉：“承德警务厅来的便衣队，到我家说我和我的父亲有‘私通八路军’的嫌疑，将我父子俩用绳子绑上，用汽车拉到王爷府警察署。和我们一起被抓去的还有高子祥、李有、崔振和、陈子荣、张永江、侯增等人。拉到王爷府警察署后，给我们带上手铐、脚镣。日本鬼子每天过我们三次堂，不是打就是用凉水掺辣椒面灌，把我们身上打得像锅铁一样。以后将我父亲和陈子荣、高子祥三人送到承德警务厅。我父到承德以后，因受刑过重，押了半年多放回来了，回家不多日子就死了。高子祥、陈子荣从承德回来不几天也死了。”
承德大营子屯于俊和控诉：“来了二十多个伪热河省警务厅警察讨伐队，叫开会。开完会把阎廷富弄进沟里，到刘营南沟把我留下的一间房子给烧了，我家二个瘫疤子残废人被阎廷富给拖了出来，要不就给烧死了，还烧了四石小米，计一千五百二十斤。回来又抓人，有我、王信、刘振荣、刘俊成、阎廷富五人。弄到五家押四十天，过有十多次堂。每次过堂时都被打、灌凉水加辣椒面，灌昏过二次。问我，八路军刨围墙都什么时候来，给八路军送过几次信，给八路军养病号请过几次先生（医生），不招就灌凉水、打骂等。把我们送伪承德检察厅模范监狱，这次送去十七人，，在承德监狱蹲了一个多月被放回的，回家后就生病，半年多才好。这些特务，是由伪热河省警务厅来的。我母亲因我被抓忧虑成病，在我被抓走后三个月就死了。”
在这些控诉书的末尾，往往都有群众的共同要求，要求讨还血债，向日寇、汉奸复仇。比如高和的控诉书中，就很具体的提出：“我要求人民政府，严厉惩办这些日本帝国主义的罪魁祸首、屠杀和迫害我们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为我们所有被害的无辜人民伸冤报仇，讨还这笔血债。”
这里还要多说一句：张雪涛是满族，但这个汉奸，不能代表满族人民。
在我党的领导下，青龙一带的满族优秀儿女，觉醒起来，组织起来，他们不甘心去当亡国奴，和汉族人民一起，英勇不屈地奋起了抗日救亡斗争。仅以牺牲为例，经调查统计，满族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先后有6341人遇害，占抗战时期牺牲各族干部群众总数（13400）的47.3%。
抗战胜利后，张雪涛所在的讨伐队，由于罪孽深重，怕被人民清算，杀了日本人后，向我起义，不久叛变，投靠国民党。张雪涛先后在国民党都山县保安警察队任中队长、谍报队长，在热河保安第四团任连长，在傅作义的三十五军任营长。
1949年1月，北平（今北京）和平解放，张雪涛也成为起义人员，但他觉得共产党，尤其是青龙一带的老百姓，不可能放过他，于是同年8月逃亡绥远（今属内蒙）。后来绥远也和平解放，1951年张雪涛继续逃亡，先后在沈阳、彰武等地隐匿。
张雪涛消失了，青龙一带的群众不答应，他们要求跟张雪涛算总账！
在群众的一早要求下，经过我公安机关的不断追捕，1960年5月20日，张雪涛在彰武被缉拿归案，随后押回青龙，接受人民的审判。
听到这个好消息，群众沸腾了，纷纷检举、揭发、控诉，强烈要求人民政府为人民做主，将张雪涛处以极刑。
烈士金成山的母亲高俊香，在控诉书上这样写道：“说到这，我恨不得一手把他拽到跟前，我咬他两口，我把他千刀万刮也解不了我的心头之恨，因为他不仅杀了我的儿子，断了我的后，而且把我们金丈子烧、杀、抢弄的太惨。我要求政府把罪犯张雪涛执行枪决！”
1968年，张犯案件全部审理清楚，按他的罪过，死多少回，都不冤枉。问题是张雪涛后来参加了国民党，随部队北平和平起义，当然他自知罪过太大，北平解放后，张雪涛跑出来，藏匿了很多年，才被挖出来。
权衡再三，1971年10月31日，青龙县革委会对张犯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该犯在历史上，虽曾犯下漏天罪行，但经多年反复查证，其确属于北京和平解放人员，后又未发现新的罪行，根据党“对于起义人员中的历史罪恶问题，应本着既往不咎的原则，一律不作为反革命分子或其它坏分子处理”的政策，对其教育释放。”
1981年，根据《关于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青龙县委、县政府又给张雪涛“落实政策”，做了适当安置，每月发给一定数量的生活费。
北疃惨案中被日军毒气杀害的儿童，1942年，流萤 摄
政策是政策，历史是历史，作为老八路的后代，我是意难平的，所以在史料中，翻检到这段历史，把金成山等基层烈士的悲壮故事，告诉今人，也把汉奸张雪涛的丑陋面目，昭示世人。
想起西北军出身的傅二虞，劝“老朋友”孙良诚不要下水当汉奸时，曾说的一段话：
“汉奸万不可当，当窑姐也不能当汉奸，汉奸皮披在身上，一辈子剥不下来，终身之玷，遗臭万年，自己儿孙在人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
外篇：从一张照片说起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就是《晋察冀画报》记者雷烨烈士，拍摄时间为1941年1月26日，拍摄地点为河北丰润潘家峪。
熟悉抗战历史的朋友，都不陌生，前一天，即25日（农历腊月廿八），在潘家峪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军以极为残忍的手段在潘家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惨案，屠杀1230名民众，烧毁民房1200多间。在被日军残忍杀害的无辜村民中，仅儿童就有443人，妇女215，老人164人。
根据当年的调查材料，鬼子走后的屠杀现场，是这样的——
“野草坡上没有拾草的孩子，也没有一群群的牛羊，再也看不到村中袅袅的炊烟，只留下一片瓦砾场，几堵断墙上还存着‘庆祝中日满和平’、‘建设东亚新秩序’。
村外石桥到岩石下有一个2尺宽3尺深的洞，塞满了苍绿的松枝，洞外散乱一地的苞谷秸，尚未烧尽的拿出，松枝里面是4具焦黑的女尸。
石桥旁就是潘惠林家，一进院就是人尸恶腥的血味迎面扑来。
宅门右首石槽上一个女尸赤身裸体，大半个脑壳被炸没，殷红灰色的肠子袒露出来，将要到月的胎儿两手尚抱着小头横躺在母亲的肚肠里，据人说这是潘正东家的孕妇。院子里是死尸盖着死尸，火苗还燃着，认尸的人挑水泼了半天，水泼下去，人肉发出“吱吱”的声响，发出焦臭。
在焦头断臂、肠肚崩裂的尸堆里，夹着那些弯曲污黑的小手、焦黑模糊的小头、炭似的小腿和小棉鞋。夕阳里吹来一阵阵的北风，院里弥漫着一片异样的腥焦，布片、人发、尸灰在凄风里旋舞起来。
深入火宅，迎面站着一个焦黑、拖着肚肠的男尸，两手直伸，两眼洞黑，裂着齿，全身赤裸。瓦砾中盖着人尸，尚冒着黑烟。在这阴惨的瓦砾堆中，还似乎听到哀叫惨号。
一间塌坍的牲口棚里埋了50多个死尸，这是躲避机枪扫射而奔进来的，在烈火包围中又遭塌坍的重压，结果烤炙而死。
一口水井里死尸无法打捞，那是遭硫磺烈火的煎烧，皮肉崩裂，忍不了绝痛被迫跳下5丈多深的水井。
地窖发现30多具女尸，身上都没一块布片，在沾满血污的身体上尚看得出被挑破的下身，肚肠拖出，瞪眼裂牙。据逃出的难民说，这30多具女尸是先遭轮奸再遭杀戮最后又焚烧的。
所有的尸身最后集中在大院里，一堆四肢、一堆焦肉和肠肚、一堆狼藉的骨殖和一堆人头，没有棺木，只有把炕席当棺木，一条炕席包一个或两个，一共用了128个炕席，挖了两个大坑，东坑里男尸，西坑里女尸，没有潘家峪的葡萄，没有鲜花祭酒，只有主持公葬的墓碑。
对灾难深重的潘家峪人民，我们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决心作为崇高的敬礼。”
请注意，潘家峪的人民，并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吓倒，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
幸存的潘家峪人发誓：“一定要向敌人讨还血债，为死难亲人报仇。”
3月初，潘家峪的潘树平、潘树成、潘树堂等20多名青年，带头成立了3个“抗日复仇小分队”，积极配合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附近村庄的子弟也纷纷响应，积极参加，队伍迅速发展到120多人，后成立“潘家峪复仇团”。
1941年5月9日，冀东抗日领导人李运昌等同志，在火石营召开遇难同胞追悼大会，并将潘家峪复仇团正式归入八路军建制。
1942年7月18日，“复仇团”与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十二团战士在迁安县甘河槽设伏，与敌激战5个小时，全歼150名日本侵略者，俘虏100余名伪军，潘家峪惨案的直接策划者——驻丰润日军指挥官佐佐木二郎也被潘家峪“复仇团”的战士亲手击毙，终于为潘家峪惨案中遇难的父老乡亲报了血海深仇。
请注意，复仇团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复仇团后来改编成八路军正规部队，整个抗战期间都在与日伪战斗，而且战绩不俗。抗战胜利后出关，进入四野系列，然后南下，一直打到海南岛。
所以，这里容我说句可能政治不正确的话：
我们的导演，除了关注南京，能不能关注些发生在农村的日军制造的惨案，特别是惨案发生后，这里人民的反抗，他们是觉醒的人民，是被组织起来的人民，更是不可战胜的人民。
换言之，惨案我们愤怒、悲伤，但是惨案之后，我们更该看到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斗争。看到党的领导，看到毛泽东思想淬炼过的人民，特别是他们的精神面貌，与原先有什么大不同？
晋察冀山区民兵用土枪土炮打击日军，1940年，沙飞 摄
又：今天是日本“无条件（实际上并不是）”投降80周年。
“八·一五”这个日子，我祖父在的时候，是家里的一件大事。他和他的老战友们，那时总会庆祝一下，搞几个菜，喝些白酒。我当时还是孩子，看着他们这群“老八路”，又笑又哭，并不理解，只是能发现，随着岁月流逝，参加聚会的人，越来越少，直到我祖父也走了，这样的活动，就不知道，还办不办，还有几位健在的能参加？
一晃几十年，我家最后一位“老八路”也走了，上个月我到山西参加活动，专门带着他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到平型关大捷纪念馆，代表我家参加过抗战的几位老同志，向牺牲在这里，以及曾在此奋战过的，他们的老战友致敬。如果有机会，或者凑够路费，我也想回冀鲁豫去，看看他们曾经奋战的地方，向牺牲在那里的英烈，致敬。
我家最后一位老八路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当然，形式并不重要，搜寻史料，把基层革命史写下去，这就是我实打实的抗战。有生之年，让今人知道更多无名无姓的革命者、抗日者的英名与伟业，比如前面提到的指导员黎明烈士，这肯定是个化名，但他是谁，他一定是个青年，来自哪里，他有怎么的经历，他为什么选择革命，选择牺牲，他有家人，在哪里，他的家人知道他牺牲了吗，知道他的英勇事迹了吗……
说实话，我这个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还动辄享受“待遇（你懂的）”的自媒体，去搞清楚，发出来，太难了，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情况，但不去做，对不起良心，所以我只能说，尽我所能，尽量挖掘整理发布出来，被我的读者知道，哪怕只有一个人，多一个人知道，也是好的。
2025年8月15日01：55于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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