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沙窝会议——督军团会议？！

　　松潘战役计划流产，意味着红军不经草地而北出陕甘的意图已无法实现。

　　松潘未能夺取，北出陕甘的大门没能打开，蒋介石正在调集大军，逐步压缩包围，准备围困和消灭红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之间——红一、四方面军实施《松潘战役计划》期间，蒋介石也部署各路敌军馈粮、筑碉、游说和组织土司武装拉扯封锁线，不断压缩红军的生存空间……

　　红一、四方面军的战略处境已变得非常不利。

　　但是，中共中央坚决贯彻北出陕甘的战略方针的决心和信心，并未因此而动摇。8月1日，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部的名义分别发往各部队的电报中，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战役目标——夏河、洮河地区：13时，朱德、张国焘电示彭德怀、余天云（彭德怀抄转）、曾传六、黄超、倪志亮、周纯全、董振堂等：“为进行新的战役部署，以攻取阿坝、向北发展为目的，决以二十五师、九十三师、五军及二七一团共九个团，组成第一纵队，以王树声为司令员兼政委，迅经卓克基、大藏寺向阿坝急进，以争取到夏河流域的先机”[1]；14时，朱德、张国焘电示倪志亮、周纯全、詹才芳、陈伯钧等：“我军改以攻占阿坝、北向夏河流域消灭敌人为战役目的，对松潘之敌则箝制之，对岷江两岸李（家钰）、邓（锡侯）、杨（森），大金川两岸刘（文辉）、李（抱冰）等敌则监视之。在有利时机得集中一部兵力实行回击……依此目的，现将原第四、第五纵队合并为第二纵队，以倪志亮为司令员、周纯全为政委，詹才芳为副司令员。”[2]

　　同日，朱德、张国焘在致倪志亮、周纯全、董振堂的电报中，还解释这个改变的理由：“因粮困[难]，经松潘附近北出包座[3]，对我已不顺利，现决改变道路，以主力出阿坝，先机占夏河流域诱胡敌出而消灭之。”[4]

　　8月1日，军委三局在毛儿盖编发新呼号、口令、讯号发全军。[5]

　　多年后，徐向前回忆道：

　　八月初，党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总部来到毛儿盖地区。军委召集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行动部署。朱德、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叶剑英和我，出席了会议[6]。大家一致认为，因松潘地区敌人兵力集中，凭垒固守，我军屡攻难克，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夏洮战役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背侧，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为作战目的。为实现这一新的战役企图，我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但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部兵力担负扼阻和牵制松潘胡敌的任务，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万一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7]

　　8月3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正式下达了《夏洮战役计划》：

　　我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现特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这一新的战役目标。

　　……

　　我军主力由毛儿盖、哈龙迂回松潘，或北出包座，既受阻碍，应即以主力一部迅速经卓克基，打通到大藏寺、查理寺、阿坝道路，消灭番兵马队。阿坝攻下，则应即以主力向北探进，以一部打通阿坝至墨洼路，以接引右路我军。我原在哈龙、毛儿盖大部主力，应……向班佑[8]、阿西[9]侦察，准备走此路，遭遇和消灭胡敌一部；然后向北转移以争取进占夏河流域的先机。另以得力一部沿小姓沟至羊角塘，钳制松潘之敌，以掩护我左右两路军及一切后方前进，万一由阿西北进无路，则再改经阿坝前进。[10]

　　计划部署的要点为：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军穿越草地，分途北上，向夏河、洮河地区开进。在卓克基地区的红五、红九、红三十一、红三十二、红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黑水地区的红一、红三、红四、红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11]。军委三局还制定了周密的战役通信保障计划，将全部无线电分队的隶属关系。电台使用的通用密本、专用密本规定，附于计划之后[12]。

　　徐占权、徐婧所著《决策·存亡——长征中的重要会议解读》，披露了张国焘等在此间的活动：

　　由于张国焘一直延误着红四方面军主力的北进，企图促使红军实施他的西进川康计划，同时，由此引发了党中央与张国焘北上与西进或南下的斗争。张闻天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北上战略方针，写了一篇名为《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毛泽东得知后，对张闻天说，现在写这样的文章没有用，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不会听进去的。张闻天忧心地问：如果张国焘坚持南下怎么办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忍耐、斗争、等待，不可操之过急，最好一起北上。”

张国焘为了攫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即在毛儿盖地区紧急召开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公开宣布党中央实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声称要用枪杆子来审查党的“政治路线”。正如毛泽东对张国焘所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向中共中央公开要权。张国焘还打着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要求将他提出的红四方面军一批干部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并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即不进兵。同时，他为给中共中央施加压力，还在中央驻地做了一个严重的军事示威。并在整个红四方面军中封锁中共中央的影响，做了一个反对中央、反对中央红军的政治动员，全然不顾党中央再三号召两军团结北上的政治任务。另外，他还派人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大肆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派别活动。

　　因此，党中央为了推动张国焘执行党的北上方针，决定在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3]

　　1937年3月30日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张国焘“一到毛尔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中央的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他却来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的常识。红军中也是有界限的，红军不能干涉中央的路线。因为红军是军队，是服从军委的命令的。”[14]

——毛泽东所言的“督军会议”，指的就是沙窝会议前夕的这次“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15]

　　因张国焘提出要检讨中央政治路线问题[16]，8月4日～6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沙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下八寨乡血洛村）召开会议。关于这次会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地点是在中共中央机构驻扎地、离毛尔盖约二十里的沙窝。这里四面皆山，山上树林茂密，山沟中有一个藏人的小村庄，自成天地。当天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我和陈昌浩偕十余骑兵由毛尔盖附近策马赶去参加会议。我们到达沙窝山口时，张闻天已在山口外迎候，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次秘密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我虽指出陈昌浩系中共中央常委，可以列席会议，但他仍不接纳。于是陈昌浩只得暂时在山口外放牛亭休息，等我会后一同返回原驻地。[17]

　　张国焘这是在故意煽情胡说：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陈昌浩是当然的出席者，张闻天不可能将他拦在会场之外！陈昌浩那个时候也不是“中共中央常委”，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他是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增补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8]）。而恰恰就是这次在沙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实际上，张闻天在8月3日21时就向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发出了开会通知：

　　国焘、昌浩、向前：

　　请准于明四日十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

　　闻天

　　三日二十一时[19]

　　看见没有，连不是政治局委员的徐向前、傅钟、李富春等人也在要求与会之列。

　　张国焘也不存在着将这件事情记错了时间和地点的可能：从两军会师到这次沙窝会议，党中央一共召开了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芦花政治局常委会议、芦花政治局扩大会议、沙窝政治局扩大会议等4次会议，两河口会议时陈昌浩在杂谷垴以东80里外的东门外（地名）徐向前驻地而未能与会，芦花政治局常委会议陈昌浩也没有参加，芦花政治局扩大会议陈昌浩是与会者之一。

　　所以，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的这段说辞毫无来由，纯系子虚。

　　根据沙窝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等人[20]。这与徐向前的回忆也是一致的，徐向前本人没有与会，去开会的是张国焘和陈昌浩[21]——其实红四方面军出席会议的不光是这两位，还有傅钟。

　　芦花政治局扩大会议刚开过不久，又要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张国焘并不满意芦花会议的结果，“我才是这棵大树”的心理在这段时间里继续滋长，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取得最高的军事指挥权，而是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力了。

　　于是，“检讨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被他提上了政治局会议的桌面。[22]

　　这次会议议程为：㈠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㈡“组织问题”。

　　会议上，张国焘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要讨论检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战略方针问题，甚至进而要求改组中央政治局。1937年3月底的延安批张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张国焘“一到毛尔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中央的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23]。

　　张国焘在发言中对中央的川陕甘计划表示怀疑，不承认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是轻视根据地造成的，同时他还在战略方针和部署、少数民族政策、一四方面军的团结等许多问题上，向中央提出了种种指责，归根结底，是要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此外，他还重提了前不久在芦花会议上讨论过的“组织问题”，要以“提拔工农干部”为理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份增补四方面军11人进入政治局的名单，而随军长征的中央政治局成员，这时也才不过是9人。很明显，他这是要以“枪杆子的多少”，来改组中央政治局，一举获得政治局内的多数地位。

　　张国焘在会上的发言，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反驳。

　　当时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制定的左倾政治路线，的确存着很大问题。而毛泽东本人，就是这个“政治路线”的直接受害者。但对这个政治路线的检点和清理，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和很多当事人，也涉及到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负有重要责任的共产国际，这都需要作很充分的准备和铺垫才能进行。而此时共产党正面临着生死抉择的严酷战争局面和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的环境中，是并不具备这些条件的！

　　张国焘选择在这个时候就“政治路线”的问题发难，醉翁之意，那已经是明白无误了！

　　毛泽东“督军团会议”的比喻，那还真是没有说错。

　　但这时的张国焘，还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革军委的副主席，他还以党的名义掌握着有数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蒙蔽着红四方面军的大批干部，包括四方面军最高级的军事指挥员们。坚持党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抵制错误的路线和倾向，需要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维护党的团结和红军的团结，领导全党和全军都走向正确的道路，更需要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

　　沙窝会议就在这种极为复杂的两难氛围中，艰难地进行着。

注释

　　[1]《红军总部关于攻击阿坝北进夏河流域给彭德怀、余天云（彭德怀抄转）、曾传六、黄超、倪志亮、周纯全、董振堂等的指示（节录）（1935年8月1日13时）》，《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5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2]《朱德、张国焘关于改攻阿坝有关部署致倪志亮、周纯全、詹才芳、陈伯钧等电（节录）（1935年8月1日14时）》，《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5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3]包座：藏语“务柯”的音译，意即“枪筒”，今四川省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包座乡，因包座沟笔直形似枪筒而得名。包座河谷中有两个“包座”，一为“上包座”，因位于包座河上游而得名，又名俄若塘（意为“奶桶坝”——因地形形似奶桶），一为下包座，因位于包座河下游而得名，在今达来（藏语“花虎”之意）附近。红军过境时所称“包座”一般是指上包座。

　　[4]《朱德、张国焘关于巩固卓克基区域及筹粮等工作致倪志亮等电（1935年8月1日）》，《后勤工作·文献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5]《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史·革命战争时期》第46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6]这是一次军以上干部会议。

　　[7]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91～第29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8]班佑：藏语“弯佑”的谐音音译，意即“老和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班佑乡班佑村。

　　[9]阿西：藏语“快乐吉详”之意，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阿西茸乡，若尔盖县境内有两个“阿西”，一为阿西茸，意即“永远快乐的农区”；一为草地阿西，红军过境时的文献所称阿西均是指阿西茸。

　　[10]《夏洮战役计划（1935年8月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3～第60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1]《夏洮战役计划（1935年8月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3～第60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2]《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史·革命战争时期》第46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13]《沙窝会议：重申党的北上方针》，徐占权、徐婧：《决策·存亡——长征中的重要会议解读》第139页，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

　　[1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第6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5]1936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就张国焘问题致电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出：“他（指张国焘）为达到西出目的，并在领导上征服中央起见，他就利用了一方面军的疲劳与减员，利用了敌人包围，番人反对的严重环境，还利用了中央与全国及国际的隔绝，举行了一个紧张的干部会议，在会议上宣布中央的机会主义路线，并提出他的十几个干部要求批准做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他认为遵义会议总结五次‘围剿’经验的政治局会议是党的调和主义，而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即不进兵。在中央机关的附近作了一个严重的军事示威，同时他在整个四方面军中封锁中央的影响，并作了一个反对中央反对一方面军的动员，造成了四方面军对于一方面军异常恶劣的关系，全然不顾及中央所号召的两军团结北上的政治任务”，“我们认为，欲求得共同北上，欲转变国焘与争取四方面军，必须采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针，因此除对党的路线估计一点坚持原则的立场外，其余均向他让步。首先恩来、泽东退出了军委工作，任国焘为总政委，……”《兰台稿存》第143～第145页，2005年5月13日印。

　　[16]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9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17]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458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18]《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第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19]《张闻天关于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1935年8月3日21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0]《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5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2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92～第29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22]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459～第464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上）》第725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