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遵义会议、苟坝会议与民主集中制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九十周年之际，有多少人会联想到近两个月之后与此次会议息息相关的苟坝会议的历史意义，尤其是二者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一、遵义会议堪称我党践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不仅丢了中央根据地，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与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但湘江一战导致中央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红军与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党中央有必要尽快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红军攻占遵义后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获得长征以来难得的喘息之机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与红军各军团首长的强烈意愿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并讨论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问题。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一部分红军总部与各军团的首长。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首先在会议上作主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力量的强大，白区地下党与各个革命根据地配合不够，瓦解敌军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的不够……总之，不肯承认主要是因为他与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随后，周恩来做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既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也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两个报告之后是自由讨论发言。张闻天率先表示了不同意博古报告的意见，他在与毛泽东、王稼祥多次讨论的基础上撰写了详细的发言提纲，着重分析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战略与战术上的错误，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毛泽东接着系统地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与“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点名批评了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等等。毛泽东的发言论据充分观点鲜明而得到了政治局多数成员的赞同，更在参会的红军将领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等相继发言，表达对毛泽东意见的认同。博古的追随者在会上纷纷回怼毛泽东的意见，尤其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凯丰就在会上批评毛泽东：你就是照着《三国演义》与《孙子兵法》打仗的。毛泽东反驳道：“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会上所有与会者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严肃的批评，但没有以势压人；有观点的交锋，但没有人身攻击；有最后的决议，但允许保留意见。会后不久陈云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对遵义会议讨论的概况作了简要概括：“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与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Ａ同志（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遵义会议最后做出了四个重要决定：一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是常委中适当的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是一次在高度民主基础上达成高度集中的真正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会议，经过明辨是非后思想认识上达成团结统一，解决了党内面临的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既纠正了错误，又团结了同志。遵义会议挽救了党与红军，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遵义会议是我们党一次完整践行民主集中制的成功实践，会议期间各方各抒己见、相互批评、直言不讳。面对现实问题，纵使意见针锋相对，也没有以权压人之事；面对具体事宜，纵使主张南辕北辙，也努力使“少数正确”变“多数正确”。会议期间气氛活跃、民主充分，真理逐渐浮出水面，意见逐步整齐划一。传承与弘扬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便是正确认识民主集中制度，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其哲学内涵的过程。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既有形式的统一又有逻辑的统一，是践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生动呈现。民主与集中是在个性中找共性，在个别中找一般的发展过程。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各方力量的合力，这就要求统一各种意见，尽可能地满足各种要求，在一个统一的、正确的思想指导下运行，这便是集中的表现。民主集中是在有差异的个性中找到统合的共性而在具体矛盾的个别中找到普遍和合的一般，是尊重个性与个别以保护多样与差异的象征，是寻求根本的、长远的、共同的利益及其意识的表现，是在政治实践中协调矛盾以统筹兼顾的根本保证。民主与集中是从局部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过程。客体有多样性与复杂性，其反映到原本多元化的主体身上时，各式反映的多元性就会更加明显。尊重这些多元性，允许其在党内自由地表达，这正是党内民主的表现。党内根本、长远、共同利益的一致性，所以这决定了主体认识的根本目的的一致性。民主集中是在差异的、片面的、相互矛盾的认识中整合出反映事物本质与发展规律的过程，是“真理越辩越明”的明证与促进认识从局部到整体而从现象到本质的综合判断。

　　我党应如何基于遵义会议的一系列经验把握民主集中制的哲学内涵？第一，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解决软弱涣散的问题。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强调尊重个体、发扬个性而拒绝自由散漫：一是要避免领导班子内部不团结；二是要避免个人对组织、下级对上级消极怠工、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三是要强调纪律严明，确保全党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第二，树立正确的集中观。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应明晰共性、整体把握。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既要避免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也要运用组织的有机性，调动成员的积极性，抓住“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在党内有序地开展组织活动，不把“班长”当成“家长”，按程序决策，确保民主活动不越矩、权力集中不出格，以规范性框架将民主的实质、集中的实效发挥出制度的优势。

　　二、苟坝会议是对遵义会议的继续与完善

　　遵义会议期间，由于面临严酷紧迫的战争形势，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过去中央政治上的错误。从顾全大局团结全党的角度考虑，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尽量避免涉及政治路线的讨论，尤其是避免因讨论政治路线而导致遵义会议流产乃至党的分裂。为此，遵义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政治路线一般是正确的”。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毛泽东选为常委”，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此前毛泽东只是政治局委员之一，在战争环境中，政治局委员们分散在各部队而不可能经常开政治局会议，许多重大事务只能由政治局常委决定。毛泽东进入常委也就等于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其他组织调整则有步骤的推迟了一些问题的解决。如在遵义会议上，作为党的总负责的博古并没有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会议没有决定解除他的职务。《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李德）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军委领导是非常不够”；“而把这一责任放在少数的同志身上，首先是博古同志与华夫同志”；“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与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纠正，而且积极地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鉴于此，遵义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与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取消“三人团”也就取消了博古、李德对红军的直接指挥权，从军事指挥机构与军事路线上结束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三人团”对红军行动的独断指挥。遵义会议后常委何以分工？一是中央机关所在的军委纵队是19日离开遵义的，18日没有任何史料反映中央领导人有任何活动，18日完全有时间举行常委会议；二是取消“三人团”排除了不懂军事的博古与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而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鉴于要求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的呼声较高，红军前进的路上仍然充满凶险，中央急需毛泽东这样既懂军事又了解中国国情的干部出来参与军事领导乃当务之急或拖延不得的头等大事，因而《（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中的“扩大会完毕后中央常委即分工”，“即分工”的“即”意味着立即、马上、很快，所以18号召开常委会分工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三是对博古交权一事文件表述清楚为“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军机大事当即决定有鉴于“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红军撤离遵义后随之发生的土城战斗（青杠坡战斗）足以证明毛泽东也已直接参与了指挥红军，毛泽东在东皇殿向土城行军途中与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军委领导同志共同商定了作战计划，战斗过程中急令已北上进入赤水的红一军团返回增援，令陈赓、宋任穷率干部团上前沿阵地，提议召开政治局主要领导人紧急会议，决定迅速撤离战斗西渡赤水河都是由毛泽东参与并主导的。当时博古的一句“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也不成”也足以证明毛泽东获得了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显然是毛泽东能在苟坝会议上力排众议而做出正确决策的关键因素。

　　扎西会议期间，毛泽东基于对全局的把握提出了暂时放弃北渡长江回师东进再渡赤水河重占遵义城的战略目标。此议得到了中央与军委的一致认可，红军二渡赤水河出其不意地杀了国民党军一个回马枪，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胜仗。二占遵义后鉴于红军仍然处于强敌环伺的围堵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为了讨论作战问题，张闻天根据猴场会议的规定提出，“关于作战方针、作战时间以及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为了限制李德独断专行的指挥权，每天要召开二十余人的会议实行集体决策。这种情况显然与紧张的行军作战环境不相适应，二占遵义后张闻天看到毛泽东领导作战比较有把握，为了保证及时抓住战机并保证毛泽东能适时指挥，张闻天提议成立前敌司令部，由毛泽东出任政委直接指挥红军作战，3月4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与王稼祥联合签发命令：“为加强与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就这样，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排斥后重新获得了直接指挥红军的军职，这一命令将前方机动灵活指挥作战的权力交给了毛泽东，但军事领导的集体体制仍然存在，所以在实际操作中仍有可能丧失作战机遇与矛盾碰撞，而紧接着的苟坝会议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更加机动作战而突出重围完成了长征壮举。3月9日，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堵集结在遵义附近的红军，次日1时军委收到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要求攻打打鼓新场的“万急”电报。朱德认为攻打打鼓新场对中央红军西进开辟新的根据地较为有利而表示赞同，毛泽东则从军委二局送来的情报与三局破译敌军各部来往电报发现蒋介石正调兵遣将围堵红军而不是反对。前敌司令员与政治委员发生分歧，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也难下决心。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再次召集由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与军委局级干部参加的会议讨论林、聂建议。会上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直到晚上21时仍然没有争出结果，无奈之下毛泽东表示辞去前敌政委职务。会议最终通过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撤销了毛泽东前敌政委的职务，决定攻打打鼓新场并由周恩来起草作战命令，11日清晨发至各军团。深夜，中革军委二局译电员戴镜元再一次截获蒋介石部署“围剿”红军的情报并及时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深夜去周恩来住处说服了他，二人又一起说服朱德暂缓下达作战命令。3月11日一早，经周恩来提议，张闻天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撤销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我们过去反对‘三人团’是反对他们不结合中国实际指挥打仗而不是反对‘三人团’那样的组织，现在作战动辄搞那么多人开会，不利于在紧迫的军事指挥上抉择。指挥战争，权力必须相对集中。”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向张闻天建议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张闻天乃于3月12日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至此，毛泽东正式进入指挥红军的最高军事机构，对指挥红军转战有了最高的指挥权力。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是遵义会议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后新成立代表政治局指挥军事的最高机构，标志着遵义会议改变中央军事领导、军事路线任务的圆满完成，进一步提升与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与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由此可见，苟坝会议是对遵义会议的继续与完善。

　　三、掌握更多的情报让毛泽东有了在苟坝会议上力排众议的底气

　　遵义会议坚持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苟坝会议则坚持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原则，二者分别展示了民主集中制的两个方面。“少数服从多数”不难理解，“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该如何操作？

　　“真功夫在会场之外”，遵义会议如此，苟坝会议更是如此。毛泽东通过遵义会议重掌军权后指挥红军“回兵黔北”，于2月18日、19日二渡赤水，在娄山关与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8个团，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接着，又痛击敌吴奇伟增援部队。这一仗，总共歼敌二十个团，成为长征以来打的最大胜仗。遵义战役的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士气，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毛泽东在红军内的威信也迅速回升。国民党军吴奇伟的两个师被击溃后，敌人战术改为长追稳打。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行营，组织对中央红军的新一轮围攻，布置重兵，构筑堡垒，企图在乌江以西聚歼红军。专门破获敌人密电的军委二局，时刻注视着敌情的变化。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8日，毛泽东、朱德与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境内的苟坝。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首长林彪与聂荣臻，建议红军主力进军苟坝西边的打鼓新场与三重堰，歼灭该地黔军。10日白天，新任中央总负责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与会者均赞成采纳林、聂的建议，只有新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毛泽东坚决反对。因为通过分析电台破译的敌军情报，毛泽东已敏锐地感到蒋介石正在暗中向打鼓新场一带调兵遣将。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情报表明蒋介石在贵州的大部分兵力都在打鼓新场及其近旁并计划在此聚歼红军，进攻打鼓新场是啃硬骨头，会陷入敌人五个纵队的围攻而遭到土城战役那样的败局。但会议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民主表决而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为了唤醒求战心切的红军指战员，也为了避免疲惫已极的红军陷入凶险境地，毛泽东甚至大吼“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一直追随博古的凯丰质问毛泽东：“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张闻天则说：“不干就不干吧！”毛泽东回怼：“好，我不干！”然后气乎乎地离开了会场。接下来，会议决定进攻打鼓新场并撤销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由彭德怀暂时代理前敌总指挥。10晚日23时，会议还在进行，突然传来敌军联络的信号，正在军委二局值班的戴镜元一下兴奋起来，敌人果然是掌握了红军的动向而在打鼓新场布下了“口袋”。戴镜元拿着情报飞奔向毛泽东的住处，大权旁落的毛泽东一时为红军的前途与处境忧心忡忡。

　　此时夜已很深，他提马灯沿着崎岖的小路来到周恩来住处做最后的争取。周恩来重新研究了二局侦破的敌人情报后，表示赞同毛泽东的主张。3月11日清早，重新召开军事会议，周恩来说服了与会者，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终于取消了，毛泽东也再一次肩负起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据周恩来后来回忆：“但毛主席回家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这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周恩来还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打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啊！”1959年，毛泽东在讲到“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时强调：“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周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苟坝会议上复出不久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对多数同志的意见而坚持己见？他凭什么能察觉到蒋介石正在暗中向打鼓新场一带调兵遣将、布下“口袋”呢？史料显示，除了军委二局破译的敌军情报，毛泽东还通过一些隐秘而特殊的渠道，准确全面地掌握了敌情动向。王清波的《卢志英事迹考略》一文中提到苟坝会议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对情报，因分析水平的不同，出现差异甚至完全相反意见的可能是有的，不足为怪，但是请读者注意，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样的敌情，毛泽东与大家的意见截然相反，显然不正常。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毛泽东有着不只是二局单一的情报来源！抑或有着同样来自二局但更深处，此时其他人包括领导人还不知晓的微纤渠道。”遵义会议之后的中共中央与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的历史的诸多记载里，有一个微弱纤小的细节记载。苟坝会议开会之前，毛泽东接见了几位‘地方的同志’，谈了很长时间，谈的是‘根据地建设’。这是一个不完全是史学研究论文而是有着类似报告文学或传记文学的记载，因而人们有理由不予认真的对待。但我们咨询考察了它的出处，证实它有确实来源，而非信口浮言。”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几位地方同志”究竟是谁，毛泽东又与他们谈了什么？王清波调查考证后认为，彼时潜伏在毕节专员公署任总务科长的“红色特工”卢志英，为了摸清薛岳、王家烈与滇军的驻防，到毕节周围，包括打鼓新场的山川形势都做过详细考察并将这些重要情报向中共中央写了秘密信件或电报，详细做过汇报。《卢志英事迹考略》一文中还揭示，1935年1月底到3月初，卢志英在毕节活动频繁，除了贵阳还不止一次去过昆明并对毕节周围国民党部队有过详细的调查了解。该文中没有直接点明“几位地方同志”的名字，但显而易见，王清波倾向卢志英是“几位地方同志”中的一位。还有一则地方史料，引人注目。在苟坝毗邻的平正仡佬乡，父老口口相传着这样一个红军长征故事：山登铭是平正的阴阳先生，在仡佬族中威望很高。1935年3月某日，红军中的“毛大汉”请山登铭找几个仡佬族人谈谈话。于是，山登铭约了芶敖德等到马坎兰石头见到了“毛大汉”。毛大汉说自己与山登铭是老熟人老朋友，希望与所有仡佬族人交朋友。座谈中，山登铭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在打鼓新场周围看到很多国民党军，听当地人说是打“红毛”的。“毛大汉”非常重视这一情报，立即派人与山登铭、芶敖德一起赶往打鼓新场，摸清详细情况后，返回苟坝汇报。事后，“毛大汉”、周恩来等在兰石头召集二三十仡佬族人开了一次感谢会。周恩来感谢道：“要不是山登铭与平家寨的仡佬族同胞，红军肯定要吃大亏。”这时芶敖德才知道“毛大汉”就是红军统帅毛泽东。综上可知，毛泽东关于打鼓新场国民党军队部署的情报，至少有三个来源：一是军委二局破译的敌军来往电报，而是潜伏在国民党阵营中的地下工作者传递的情报，三是当地群众反映的情况。特别是后两个渠道获悉的情报，林彪等一线指挥员不可能了解。

　　《孙子兵法·谋攻》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孙子的这句话。根据《论持久战》，“战争不是神物，乃是世间的一种必然的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那么，如何才能“知己知彼”、“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呢？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与必要的侦察，与对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与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与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与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正是由于“使用一切可能的与必要的侦察手段”，毛泽东科学地“知彼知己”，掌握了准确而全面的敌军在打鼓新场的部署情形，果断地阻止了攻打打鼓新场的盲动，从而使红军避免了一场可能的灭顶之灾！“知彼知己”，也是毛泽东指挥人民军队，克敌制胜，打败强大的国民党军，建立新中国的一大“法宝”。

　　苟坝会议坚持真理服从真理，昭告了实事求是乃民主集中制的本质要求。第一，必须把实事求是当作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民主集中制的本意是防止独断专行，集思广益以做出符合党与人民根本利益的决策，如果脱离了求是的轨道则很容易滑向随大流的邪路。苟坝会议第一天，二十来人举手赞成去进攻打鼓新场，尽管毛泽东根据情报与战略经验极力反对这个计划，但还是被机械的“少数服从多数”否决了，民主集中制如此被扭曲则是因为与会同志的一腔热情代替了从实际出发的理智，也因为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把民主集中制当作平衡双方意见的工具，尤其是在毛主席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据理抗争时，又表决掉毛主席前敌司令部政委，则是把民主集中制当作打压少数反对意见的手段。民主集中制被赋予实事求是的内涵就有了注重以求是的态度倾听不同声音，立足敌情的实际善待反对意见的良好氛围才会有敢于否定自己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气，就会有在真理旗帜下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之结局。苟坝会议告诉我们，实事求是乃民主集中制的生命，更是科学集思广益做出科学决策的立足点，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才能做出符合实际的决策。第二，必须特别重视运用民主集中制目的与要件。民主集中制目的是统一意志与行动，如果不恰当的滥用，就会给党带来损失。遵义会议之后，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考虑到以前的负责人专断不好，每次开会讨论军事行动都由二十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造成了中央政治局几乎天天都在开会讨论红一方面军与其他各根据地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每次研究军事行动都要经多数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不懂军事领导表决通过，必然暴露出不认识正确意见否决正确意见的弊端，这种严重脱离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的战争环境，把民主集中制教条化，把民主表决形式化，导致苟坝会议攻打打鼓新场那样置党与红军危险境地的错误决策，也提出了怎样运用民主集中制，怎样科学对待民主集中制的重大问题，最终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改变这种领导方法，果断成立新的三人军事小组代表政治局全权负责指挥军事，自然成为完善发展民主集中制的成功探索。当今一些领导喜欢个人说了算，又打着民主集中制旗号独断专行，就在于扭曲民主集中制，而少数主要领导怕影响面子，怕影响进步，坚持错误决策，更是把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原则当作挡箭牌。只有坚持科学与求是的原则才能正确对待与执行民主集中制，只有坚持汲取各方面智慧的集中而不是程式化的集中才能保证科学的正确的集中。

　　四、如何传承苟坝会议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特殊方式？

　　中国共产党用实践证明，强大的战斗力来自于党的强大生命力、关键时刻的决断力与错误的自我纠正能力，其中无不闪现着民主集中制的光芒。从遵义会议上双方意见的针锋相对、相互批评的直言不讳到苟坝会议变“少数正确”为“多数正确”的逆转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靠呆板的数学公式、笼统的抽象思维、民主与集中各占多少的粗略比例划分,也不是什么时候要民主、什么时候要集中的简单时间把握。面对现实执行中对民主集中制繁荣割裂论、等同论、拍板论、客观判断论等理论、实践误区,发扬民主、善于集中是民主集中制发挥作用的关键。苟坝会议是“四渡赤水”关键时期决定红军与中国革命前途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行动、智慧与毅力使我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战略性、全局性决策上的优势与灵活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一，模范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苟坝会议之初，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参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与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都一致同意攻打，毛泽东持反对的态度，会议还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取消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对此，毛泽东虽有意见甚至发了脾气，但尊重多数意见，保留个人意见，模范遵守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第二，巧妙运用个别酝酿，更加重视集体领导。在决定红军与中国革命前途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并不在乎个人得失，而思考的是如何扭转错误决定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局面。深夜，毛泽东去周恩来住处要他晚一点下发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然后二人又一起说服了朱德。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经过争论，毛泽东、周恩来与朱德终于说服参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与中革军委委员决定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毛泽东从个别酝酿入手逐个说服有影响、有威望的周恩来、朱德，再一齐说服了大家。为了加强集体领导的工作效率与决断能力，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3月12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负责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新“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毛泽东巧妙应用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化解分歧、统一思想而化繁为简、高效决策。由此，红军在军事行动上、战略机动上实现了化被动为主动的重要转变。

　　“上下同欲者胜”，民主集中制是汇集党员智慧、发扬党内民主、凝聚党内共识、集中统一于党中央的决策与部署上，是我们全体党员思想一致、行动有效的好制度与制胜法宝。我们要做到令行禁止，要严格执行党章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规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自觉地做坚定理想信念的表率、认真学习的表率、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表率、弘扬优良作风的表率。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不负重托，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以自己的最大智慧、力量、心血，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投稿188金宝搏体育官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