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19日《新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连载4天。这一天是明朝崇祯皇帝吊死煤山300周年，陪都重庆政界学界及社会由此引发一连串震动。
很显然这文章是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而来，批驳了满族征服中国是因明末“党派倾轧”和“流寇横行”，把明王朝败亡说成是在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和满族八旗兵的“内外交侵下，竟以覆灭”的。郭沫若以大量有据可考的史实，论证明亡的原因，根本在于明室的专制和政治的腐败，造成官逼民反，外族乘虚而入，而非《中国之命运》所谓“流寇”和外族侵犯。
历史上，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依赖宦官”、“轻信专断”，其治下不仅官场腐败，大小官员皆贪，盘剥百姓无度，且天灾频繁，中原饿殍遍野。据《明季北略》卷十二记载：李自成农民军退出北京时，发现皇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每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放着如此充盈的家当，朝廷却对民间灾情置若罔闻，任凭官吏横征暴敛，导致饥荒肆虐，最终必然逼得人们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甲申三百年祭》借历史之实，巧妙地回应了蒋介石所谓明亡始于“寇乱”的谬论，尖锐地把如何吸取历史教训，从制度上找到防止为政者腐败的规律推到了人们面前。同时，《甲申三百年祭》也折射出当时中国的现实苦难：让人不难从崇祯的专制，联想到蒋介石的独裁；从明末中国社会的天灾人祸，联想到1942年的中原大旱；从腐败丛生的明末吏治，联想到声名狼藉的国民党官场。文章自然使国民党当局如芒刺在背，《中央日报》迅速组织文章大加挞伐，指责郭文“影射当局”、“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咆哮不能“听其谬种流传”。
这篇让蒋介石恼怒的文章，却让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深受启发，发现了其中巨大的思想价值。毛泽东在读到李自成进京后因骄傲自满和部属腐败而导致最终失败时极为兴奋，连连击掌称赞好文章。
1943年至1944年间，正处于中共整风的高潮期，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齐聚延安。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就中国革命和中共党的建设进行理论思考成果大丰收的阶段。而《甲申三百年祭》的问世及其所触及的问题，恰好与他的思考相契合。
在郭沫若的叙述里，李自成的武艺精湛、指挥有方、治军甚严，规定官兵禁私藏金钱，经城镇禁入住百姓家，除家室外禁与女人相处，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起义军入驻京城之时，依旧是行军装束。只可惜，李自成进驻京城不久，他就被胜利冲昏头脑，听不进良言，乱政轻敌，军纪涣散，以致首领生活腐化，宗派内耗日增，其结果是他创立的大顺政权仅存40余天就以悲剧收场。
事实上，毛泽东对李自成起义失败原因的关注，早在1926年他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期间就开始了，他在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就曾提到明末农民起义。《甲申三百年祭》的系统总结，启发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革命局限性的进一步思考。
毛泽东指示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并要求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作为整风文件进行学习。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意谈到他让全党学习的用心：“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毫无疑问，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正确的，但不等于说农民就是天然的无产阶级。正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性质与社会阶级基础的判断，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占大多数的军队，除了领导阶级不同之外，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诸多相似之处，必须重视对中国农民起义历史教训的总结。
从共产党自身的经历看，对中国革命艰巨性的现实思考一直是毛泽东是记忆犹新且不断反思的，所以他特别注意从历史经验中找规律。在《学习和时局》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表现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他还讲到了1931年在抗日运动中因骄傲所犯的第三次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受的挫折，以及1938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因骄傲所犯的第四次路线错误给革命带来的损失。
毛泽东的这些回顾，意在说明骄傲自满对革命事业的巨大危害，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是一个善于反思历史、从中吸取智慧和教训、并且用科学思想武装的革命党。所以要对党的前途命运做长远思考：《甲申三百年祭》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的一个规律，就是一旦胜利，领导层上下皆逐利、皆腐化。
而对于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中共来说，如何从政治上改造党、防患于未然，毛泽东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因此《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泽东列为整风文件绝非偶然，它对推动当时全党整风是起了极其重要作用的。
当年的一些老干部回忆说：“差不多每个人都以李闯王进京失败的教训，联系自己的思想作风作对照检查，并且揭露出少数已经腐化堕落的人，纯洁了革命队伍。懂得了‘不能忘记艰苦奋斗，继续战斗’的道理。”此后，陕甘宁边区相继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等法规，以逐步探索廉政建设的途径。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而到了1949年3月，在河北建屏县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已经看得见的胜利、中共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新形势，毛泽东庄严地在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殷切号召。他形象地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曲折成长，已经发展为当时有270万党员的大党。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过22年艰苦奋斗，已经成长为400万人的威武雄壮之师。毛泽东和全党同志一样，兴奋溢于言表是很自然的。然而作为具有高度历史自觉的无产阶级领袖，这些话也绝非轻松之词，这从七届二中全会的几个重要文件中可以看得出来，也从此后几十年的党内思想斗争可以体会得到。
首先是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认识。
近年来一些人主张共产党“退”回民主主义，丑化革命、抵制社会主义就是由这个认识开始的。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们毕生追求的，都是如何使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变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但他们都主张以西方为榜样，学习英美，学习日本，走资本主义道路。
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的传播，使中国共产党主张走俄国人的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革命从此改变了面貌。到了解放战争初期，有些民主人士向往美英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幻想在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找所谓“第三条道路”，这实际上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和摇摆性，他们追求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到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面临覆灭的时候，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文件仍把希望寄托在一些个人民主主义者身上，鼓励他们推翻马列主义，推翻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设计。
在共产党内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陈独秀认为既然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就一定是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所以当时共产党只能去帮助国民党，因而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因此，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从理论上明确了中国未来的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使全党保持清醒头脑，同时也为将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改造指明方向。
正如毛泽东说的，基本矛盾的提出和规定是“带着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的，它指明了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是战略性的。但是，基本矛盾并不一定就是主要矛盾，它的解决不是近期的事，目前的主要矛盾即目前的主要工作和行动纲领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学会管理城市。这样就把革命的长远目标与阶段性任务区别开来。
事实上，即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也只完成了一半。直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反帝的任务才算真正告一段落，由此为中国开启了60多年的和平建设时期。也是这一年，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土改，才彻底结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革命的敌对势力不同意这个认识是由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但党内同志也不同意就很奇怪了。
其次是关于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认识，这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从会议发表的公报和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报告看，不仅提出了迅速夺出全国胜利的方针、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新中国经济、政权、文教各方面建设的基本政策，而且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是建国初期指导全党各项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所以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为“新中国奠基的党的代表会议”。
近年来，一些文章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已把私人资本主义看作了国营经济的主要对立面，明显地强调了私人资本主义的消极作用，从而降低在私人资本主义所应达到的发展程度问题上的调子开辟了道路。”著名的理论家于光远的《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代表作。他认为毛泽东从1940年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发展到高峰，但七大后却从这个新民主主义论的立场一步步后退，晚年最后走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道路。
他说“把新中国的基本矛盾作这样的规定，就暗含了不顾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把消灭资本主义作为第一位任务的危险……。产生这种不正确的思想的认识根源，就是认为革命的发展只表现在一个问题上：从打倒某一个阶级转变为打倒另一个阶级。也就是认为革命的性质不是由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而只是一个打倒就再打倒一个这样的过程。”因此他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教条：“在40年代末提出这个基本矛盾的转变问题的时候，的确有一个教条，那就是：既然整个进入了阶级社会之后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不停顿革命，就是以一种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转到另一种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而不可能是其他。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教条，人们考虑问题的思路就会开阔一些。”
他的意思是，新民主主义革命1945年就已经到达高峰，革命就该停止了，七届二中全会又提出一个基本矛盾的“新教条”，中国就打倒一个再打倒一个，没完没了。换句话说，毛泽东从七大以后就开始犯错误了。
我们今天翻开七届二中全会文件，查不到于光远说的那些内容。我们重新回顾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也都是明确的公开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始终没有变化。最低纲领是根据革命不同发展阶段的任务有所差异，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统一的，从来没有说过要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共和国。
在哲学范畴上，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基本矛盾是“规定事物根本性质和发展全过程的本质的矛盾。基本矛盾贯串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通常起着主导作用。但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它会采取逐渐激化的形式，被它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有些会激化，有些暂时地或局部地得到解决，或者缓和，有些则会产生，于是过程显示出阶段性。”而主要矛盾是指“在复杂事物的多种矛盾中起着支配的、决定作用的矛盾，它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主要矛盾，有时就是全过程的基本矛盾，有时则不同”。
这是毛泽东提出区别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意义。毛泽东指出“不但要认识整个过程的根本性质，而且要认识这个过程各阶段上性质的差异。”这样，在基本矛盾的全过程中就显示出阶段性。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国内基本矛盾，在不同的时期可以表现出不同的主要矛盾。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党内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基本矛盾的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又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把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加以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是基本矛盾，但在当前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是团结、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这是因为旧中国不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要想在这样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那是一种空想。中国共产党人不应该害怕资本主义，而应该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它的发展。
关于这方面的史实，从党内对基本矛盾提出的过程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在全国取得政权后国内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最早是刘少奇提出来的，后来由党中央和毛泽东肯定。
1948年5月党中央迁到西柏坡，毛泽东集中精力指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委托刘少奇全面考虑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建设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方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的理论，结合总结东北根据地经济恢复和政权建设工作的新经验，对未来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作了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探索，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
1948年9月13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讲话《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中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解放区内部，主要的矛盾则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1948年9月，刘少奇在《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中说：“资产阶级和富农与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就是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社会中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刘少奇对“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没有作严格的区分。但是刘少奇在其后不久，在1948年10月——12月期间《对＜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若干修改》中又改为：“这个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
为什么刘少奇把“主要矛盾”修改为“基本矛盾”不得而知，但至少说明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刘少奇对矛盾的提法已经更加准确了。
更需要指出的是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毛泽东的报告也是用“基本矛盾”的说法，而不是“主要矛盾”。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刘少奇在1949年5月6日对天津市委同志的讲话中，也改变了“九月会议”时主要矛盾的提法，对“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后，中国的主要阶级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那是要在全国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官僚资本主义以后，今天还没有到那时候。”又说：“如单以国内来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实是基本矛盾，但马上不是消灭资产阶级的时候，可以不解决，拖一下，拖十几年以后再解决。”
这期间无论是毛泽东或刘少奇，对当时阶级矛盾的分析，都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看成是建国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他们既反对左又反对右。
毛泽东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毛泽东同时指出：“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同样刘少奇也是这样说的：“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不但不是斗争对象，而且是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作斗争对象，就是犯错误，因为这跟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跟党的总路线不符合。把资本家当作敌人，就扰乱了自己的阵线。”刘少奇还说：“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力求发展的方向，是过渡到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则要建设资本主义。我们与资产阶级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结果，将决定新中国的性质。如果我们对这点不觉悟，在方针上犯错误，是危险的……会发生右倾。”
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更说得十分清楚：“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在现在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并且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现在起，重新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城市的中心工作是“全会认为，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关键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其他一切工作“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而服务。”
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我们党要“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毛泽东强调：“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毛泽东告诫全党：“如果我们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以上引文都是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公开发表的，我们是根本看不到当时把消灭资本主义作为“暗含”的“第一任务”，更不存在“降低在私人资本主义所应达到的发展程度问题的调子上开辟了道路”。
那么于光远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他要为“从打倒某一个阶级转变为打倒另一个阶级”的说法找到理论根据，从根本上批判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确实认为，进入阶级社会后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马列主义同时也认为，阶级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武装冲突是一种，政治上斗争是一种，经济上限制反限制的斗争也是一种。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
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在参政的几个阶级之间仍有矛盾，其中也包括阶级矛盾，但是毛泽东从来也没有主张通过暴力来消灭资产阶级。毛泽东、刘少奇都不止一次指出过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赎买也是一种形式。阶级斗争的结果消灭阶级是一种“扬弃”，消灭它消极、落后的东西，吸收、保留它有用的东西，并不是消灭对方阶级中的一切因素。
马克思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就曾经说过，俄国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列宁提出过的但没有实行的赎买政策，在我国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得到实现，也正是吸收了资本主义一切有用的“积极的成果”。这一赎买政策，就是和平过渡。后来共产党在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以“一化三改造”为核心内容的总路线，又称为公有化改造，就是对这一理论进行的实践。
其实这些理论问题在筹备七届二中全会时就已经讨论过，刘少奇明确说过，我们和资产阶级可以“搭伙十年到十五年”。毛泽东在1949年1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说，对资本主义，“凡有害的，加以限制；凡无害的，加以利用。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在1月8日讲话中又说：“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二十九年、三十年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功夫。”
即使是邓小平，1956年也说过：“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看来，普遍真理有这样一条，就是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如果离开了这条普遍真理，不实现社会主义，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就不要存在了。离开了这条普遍真理就谈不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用了和平改造的办法。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我们的生产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既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教育了资产阶级。这是比较好的办法。”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实际上，研究中国革命进入转折时期的历史主题才是七届二中全会的任务。
1949年，中国革命进入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结束战争开启建设，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把当时的历史主题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才是大会的根本任务。这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的历史要求，也是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要求。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为了警戒自己，保持谦虚谨慎，防止胜利以后对个人歌功颂德，根据毛泽东提议，七届二中全会还郑重地作出了六条重要规定：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1949年2月，党中央就要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就要开始了。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3月23日进京前夕，毛泽东再次提醒：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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