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军九十四周年纪念日，在这伟大日子里，人民解放军一定会联想到毛主席, 会纪念毛主席。毛泽东与人民军队的关系是永远不可分的, 毛泽东思想是人民军队的灵魂。
毛泽东对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要想消灭军队必须强化军队。他一方面比谁都明白枪杆子重要, 要掌握军队；另一方面他要叫军队为人民服务, 建立人民军队。说毛泽东是人民军魂，毫不夸张，我们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大致用了下列办法解决军队之魂问题。
一、用新军队消灭旧军队。
这一点毛泽东尽管历尽千辛万苦，还是基本做到了，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赖以生存的八百多万军队，同时，他又先后消灭了不少日本和美国等军队。
二、建立新式人民军队。
从新式军队概念上讲，“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还不能算新式军队，那时叫国民革命军，与国民党左派有关联，是共产党掌握军队的开始。“秋收起义”军队叫工农革命军，也同样不能算新式军队，毛泽东的“三湾改编”、“古田会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的军队才开始大步进入新式人民军队。
毛主席为建新式人民军队经历了千辛万苦过程。
秋收起义前后, 毛主席还仅认识到军队的重要, 后来才在三湾、古田缔造军魂，精心创造真正的人民军队。
(1)、三湾改编
主要内容是：由于部队减员较多，剩下不满千人，因此把原来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这次改编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设党小组，连设支部，营团建党委，连以上各级均设党代表，全军由毛泽东任书记的前委领导。改编还确立了军队内的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官兵平等，消除旧军队的雇佣关系。三湾改编是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在江西省永新县境内三湾村进行的一次整编。三湾改编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2)、古田会议
红四军七大
毛主席的三湾想法不是谁都接受的, 包括朱德和陈毅同志。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朱、毛会师不到一年, 发生严重分歧。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县城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红“七大”前后，在红四军党内以及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之间，发生过一场“关系到党对军队的领导，关系到红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是由是否设立军委引发的。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明确指出：“两种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手里，以求伸张久抑欲伸的素志”，“要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搜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机关－前委以至支部”，“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
由此看来，“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是关系到“党对军队的领导”以及“红军建设”等原则问题的表象，或者说是引发原则争论的导火索。
限制前委的权力反毛主席
中央特派员刘安恭下车伊始，不可能了解红四军一年多的历史纠结。可不知怎的，刘安恭甫抵军中不足一月，便开始指责前委“管得太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
因此，刘安恭在就任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后，便雷厉风行地在军委会议上作出规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限制前委领导权的举措，无疑是反毛泽东的。
1929年白砂会议
红四军在进占白砂的第二天（6月8日），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
鉴于毛泽东与朱德、刘安恭的意见分歧愈来愈严重，尤其是如前所述种种“不寻常”现象的陆续出现，使毛泽东越加感到“前委不好工作”了。
于是，毛泽东在白砂会议上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概括了四条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提出：“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斠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在白砂会议上，刘安恭主持的临时军委限制上级（前委）工作的做法，以及当时出现的“拉帮结派”等不正常现象受到了林彪等许多党员干部的猛烈抨击。最后，与会代表以36：5的投票结果，撤销了临时军委。
临时军委虽然被压倒性的投票撤销了，但鼓动坚持设军委的活动仍未就此停止。尤其是毛泽东坚持不收回请辞申请，使林彪既感到激愤，又感到失望。
白砂会议后，林彪给毛泽东送来一封信，明确表示：“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同时，林彪对毛泽东指出：“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事了之。”
毛泽东颇感欣慰地说：“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林彪在信中还表露，担心红四军党内出现“破坏党的团结一致和不利于革命”的危机。对于林彪的忧虑，毛泽东则认为：“如果少数同志作的个人主义领导胜利了，那未必至如你的来信所说有一种破坏党的团结一致和不利于革命的前途会要到来。但我相信不致如此的，因为现在的四军的党是比第一、二时期都有显然的进步”。
其后，毛泽东、朱德分别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各自的观点。这些文字也反映出红军早期实际存在的种种缺点，尤其是毛泽东给林彪的长信，更成为毛泽东在红军初创时期建军思想的宝贵文字记载。
“小池军事会议”,毛泽东遭“边缘化”
“白砂会议”后，红四军转移到连城。党内的争论亦随之在连城继续着。在争论历史分歧的同时，前委在对下一步行动的方针是北上长汀，还是南下龙岩上，主要领导人之间又产生意见分歧。
6月18日，红四军由新泉悄悄抵达龙岩附近的小池镇。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朱德在召开研究部署三打龙岩的作战会议时，竟然不通知前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参加，只通知谭震林参会，由谭震林向毛泽东传达。谭震林建议毛泽东也去参加会议，但毛泽东颇感为难，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呢？”
时任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事后说：“这样重要的会议以及如此的行动，不通知党代表毛泽东参加，是很不妥当的。”
关于小池军事会议，众史家均隐瞒。连《毛泽东年谱》也只是用“十七日，同朱德率红四军离开新泉，秘密地挥师东进”，含糊地一笔带过。而《毛泽东传》则只字不提三打龙岩前夜的小池军事会议。用“这次战斗由朱德全盘指挥”来表述。
在红四军七大之前，红四军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安恭之间的意见分歧日渐突出。同时还在红四军党内指战员中引起了思想混乱。
毛泽东在七大落选前委书记之前，这些矛盾不仅体现在会议的口头争论上，而且出现在实际工作中。这些被史学家疏漏的细微枝节，或许能对理解那场思想分歧、口头争论的严重程度。
红四军八大
红四军七大结束了，但红四军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反而更加严峻了。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红四军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时任前委代书记的朱德极力想解决问题统一思想，于9月下旬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想借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但八大只是“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对关键问题仍无结果。
此时，朱德和许多同志一样，已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红四军的工作的的确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离不开毛泽东。就在会议期间，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当即表示同意和支持，并由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毛泽东回信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并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大了。
陈毅当时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朱德，而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毛泽东，因此他被称为“中间派”。大会最后改选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时在病中的毛泽东带着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贺子珍等一行6人黯然离开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这是毛主席第二次失去兵权。
红四军九大
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因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为解决分歧，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1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10月下旬，陈毅回到闽西，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军事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并请毛泽东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根据中央来信精神,结合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悬而未决的问题,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意见，调查了红四军和党内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根源，为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起草了决议案。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大会由陈毅主持。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约3万余字的8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编入了《毛泽东选集》。
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遵照中央的指示，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罗荣桓、谭震林等11人为委员，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 毛泽东任书记。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共分9个部分：1、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2、党的组织问题；3、党内教育问题；4、红军宣传工作问题；5、士兵政治训练问题；6、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7、废止肉刑问题；8、优待伤病兵问题；9、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问题。
古田会议决议共2万多字，其基本内容为：
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这就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
红军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任务，争取中国人民大众获得解放的事业，必须坚定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这是红军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强调必须确立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强固党的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员政治水平。还要发动地方党对红军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达到军政一致，军民一致。
阐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
《决议》认为，红军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围绕党的政治中心任务进行的，必须接受党的政治领导。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指出必须加强官兵的政治训练，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委员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规定了军队内部、外部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
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又必须克服极端民主化倾向。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上级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党内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时正确地开展思想批评。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立的地方，军队就不能包办和干涉地方工作。加强对敌宣传工作，优待一切放下武器的俘虏。
强调对红军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教育方法有办报、办训练班、看书看报、个别谈话、开党内会议和政治讨论会，还有上政治课、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教授方法、集合讲话、游艺、改良待遇和对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全面提出了在红军内加强党的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论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
《决议》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要注意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要求党内的思想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党内开展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反对互相猜忌，闹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团结。
古田会议决议先后在红四军和各地工农红军中贯彻执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成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军建党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古田会议因此成为中共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遵循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军队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古田会议决议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军队政治化、人民化。
新中国成立后, 受苏联影响,如军衔制建立。毛主席后来采取很多措施加以纠正。
《九评》
早在1964年的《九评》里，深刻地表述了毛泽东对军队的要求，其中第十二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毛主席强调枪杆子不止掌握在党手里, 还强调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人民手里意义非常重大。毛主席看到了苏共变修, 自然想到当修正主义上台与人民发生对立后军队站在哪一边问题, 所以特提出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人民手里这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五.七指示
毛泽东晚年曾设想把军队变成能文能武能生产能为人民服务的大学校，并极力推广之, 使军队更加人民化。1966年,林彪寄给毛泽东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阅后，于５月７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军队支左
文化革命中军队的支左就是军队政治化的突出表现，而文革前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雷锋等也是政治化的表现。一九六七年, 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做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引用毛泽东的一段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3月19日，中央军委又根据这一决定和毛泽东的指示，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毛泽东在这里表示了人民军队与左派的血肉关系, 人民军队要站在左派一边。
八大军区对调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 他提议八个大军区司令对调。陈锡联(原沈阳军区)当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原北京军区)到沈阳军区去；杨得志(原济南军区)跟曾思玉(原武汉军区)对调；许世友(原南京军区)跟丁盛(原广州军区)对调；韩先楚(原福州军区)跟皮定均(原兰州军区)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不功。毛泽东此举目的，是防止新军阀的产生,避免军队由个人野心家掌握。
大办民兵师、武装群众。
1967年8月25日由毛泽东批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中，就按照毛泽东武装群众思想公开提出：“关于武装革命群众，必须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弄清情况，通过协商，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毛泽东晚年大办民兵师和武装左派群众思想反映了他对职业军队作根本改变的战略态度。
总之，我们从上可以看出，毛泽东为新军队成长壮大纯洁问题，的确费尽了心血，毫不夸张地讲，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人民军队，毛泽东思想是人民军队的灵魂，任何反对和贬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言行都会动摇人民军队的人民性。对毛泽东培育的人民军队红色基因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总之，在建军节之日，必须明白，没有人民的支持，军队会失去战斗力，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军队要爱民，人民要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人民解放军必然无敌于天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二0二一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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