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眼中的政治课教师

　　毛泽东尽管不是一位职业教师，但他青年时期曾想当一名教师。他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过，后来由于革命需要又多次走上讲台上政治课，或作形势报告，可以说具备了作为一名教师的知识水平和理论素养。从毛泽东的革命阅历，以及他的政治视野，充分地认识到了政治课的重要地位，意识到了政治课教师的作用。因此，毛泽东不仅十分关注和重视政治课，并结合自身的教育实践，也从政治素质、业务能力、教学艺术等方面对政治课教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信仰马克思主义

　　政治课教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必须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是毫不含糊的。

　　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为自己的老师徐特立60岁生日所写的贺信中，称赞了徐老在革命失败，许多共产党员离开共产党，甚至投靠敌人的危急关头，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徐特立作为教师典型，之所以受到毛泽东的推崇，首要因素是因为徐特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疑，并为之奋斗而不畏牺牲。

◆1936年，毛泽东和他青年时期的老师徐特立。

　　在革命战争年代，“抗大”教师就是毛泽东心目中政治合格的政治课教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的第一条。毛泽东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要有‘三个牺牲’的决心，即要有牺牲升官，牺牲发财，牺牲自己生命的决心！”“要打倒日本、怎样打倒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就是抗战时期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因为这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理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必须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这就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只有学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具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不迷失道路，“不致蒙蔽和歪曲他对于事物的观察和对于真理的理解”，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勉励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抗大”教师，首要的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通过思想斗争提高了政治水平和鉴别是非能力，把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小资产阶级意识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造新社会，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抗大”教师都能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办学的根本原则，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坚定革命理想信念，为了夺取抗日战争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坚守岗位，克服困难，不怕牺牲，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对此，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中指出，“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抗大”的教职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抗大”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将包括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看作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需要大批具有“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教育家和教师”。毛泽东强调教师要讲政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建国后，毛泽东明确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建国初期，在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毛泽东要求包括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通过思想改造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当时，毛泽东非常支持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发起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他指出，教师思想改造的根本点，是要彻底抛弃轻视工农大众的错误观点，牢固树立与工农结合的自觉意识，“他们应该继续努力，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自己具备正确的政治观点”。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1937年8月，毛泽东为“抗大”教员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就是要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忠诚于人民教师的神圣使命，担当起人民教师的职责和使命，为教育事业奉献。这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及相关从业人员必须树立崇高的理想，当然也是毛泽东对政治课教师的最基本的要求。

　　抗战时期，毛泽东在一次给“抗大”师生作报告中，为了强调教师工作的重要性，曾把教师和学生生动地比作“母鸡”和“鸡蛋”的关系。毛泽东认真地给“抗大”教员算了一笔账：你们在抗大当教员，每个队七八十人，如果他们都当连长，就是七八十个连；如果都当营长，就是七八十个营；如果都当团长、师长呢？针对“抗大”一些教职员存在不安心学校工作而想上前线作战的想法，毛泽东指出：教育工作同样是革命工作，办学校是组织和增大抗日力量的有效方法。“造学生”在抗日战争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是抗日的力量中作用更大，意义更多的一部分。因为这不是小事，是共产党的大事。“这许多人不是在前线进行战争，而是在后方训练干部，这个意义比较在前线作战大不大？我想至少不会算小……所以在后方训练干部，决不比在前方作战差。”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党的教育事业，毛泽东要求“我们党应该有很多专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希望广大教职员“要安心工作，要有准备长期工作的决心”。要求教育工作者下决心做好教学工作，“要用自己的热心，积极性，全副精神来对付学生，把他们教好。热心应该尽量发挥，而不应该吝啬。

　　“抗大”政治课教师可以说是实践“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典范。“抗大”教职员大多数都是历经战火考验的英雄，本可以在战场上杀敌报国，但他们服从党的安排，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默默奉献。被称为“游击大王”的贾若瑜回忆说，我常常在晚上要工作到零点以后，伴随着三更灯火，一弯残月，直到五更鸡鸣，才能入睡。有时在睡梦中还在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甚至因思考难题而辗转反侧，夜不成寐。政治教育科科长杨兰史长期坚持教学工作，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1938年10月病逝于延安，时年29岁。真正做到了毛泽东所号召的做一辈子教员，“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的决心。毛泽东称赞说，“抗大”教职员是最无私的，一不谋官，二不谋利，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革命，献给了人民，乐得桃李满天下，乐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理论联系实际

　　抗战初期，由于党内教条主义残余尚未肃清，在延安的高校政治课教学中，存在着“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等诸如此类的现象，脱离实际，抱着教科书死记硬背，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甚至个别结论当作教条。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高校政治课要坚持“有的放矢”，结合实际讲，才有吸收力。毛泽东曾深有体会回忆他在“抗大”讲课时情形：“不能照书本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作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时期高校都坚持教学联系实际的方法，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凡担任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均应认真地研究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使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在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中贯彻起来。”例如，“抗大”要求政治教员在讲述任何革命理论时，“都必须特别注意到与当前中国革命运动相联系，以及与学生所切身经验过或者所能体贴到的许多实际工作实际斗争相联系。”鲁迅艺术学院“本院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教学之最高原则”。明确规定教员在讲政治理论课时，要“力求材料丰富具体，并注意联系当前政治上文化上的具体策略问题，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启发式教学

　　毛泽东一贯倡导学校教学方法要用“启发式”，反对注入式。毛泽东早年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也是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据当时的同学回忆说：毛泽东上课，不像一般教员那样咬文嚼字讲得多，主要让学生自学，学生有不懂或有疑问的地方，就写条子给他，他在一定时间作统一解答。因为讲得十分精彩、生动，他一上课，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毛泽东在“抗大”讲课和作报告时，只带一个简明扼要的提纲，把提纲上的问题讲完后，还允许学员写条子提问题，并随即予以解答，因而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过去在抗大讲课的时候，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解答。”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影响下，延安时期高校在教学方法中，改变了旧学校“注入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例如，“抗大”“讲课的基本方式是启发式”，而“不是注入式，不是讲演式，也不是简单的问答式”。启发式教学即“先讲必要的前提，然后才来发问，把大问题分成若干小问题，每个问题中有着一定的联系，使得听课者能在教员诱导之下，从问题的各个侧面，了解到问题的全面，从问题的发展过程中了解到问题发展的规律与法则”，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果。

因材施教

　　毛泽东要求政治课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决定上课内容和方式，做到因材施教。早在湖南一师创办工人夜校期间，他就反对教员不考虑学生实际的教学方法。毛泽东强调指出：“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而要弄清学生的情况，了解被教育者的实际，关键是要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通过调查研究，摸清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在哪些问题、哪些方面还有困惑或理解上不全面、不准确的地方，他们最为关注的是哪些问题，然后通过教学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给予说明，以达释疑解惑、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的目的。因此，“因材施教”符合现代教育教学的客观规律,与现代教育理论是完全吻合的。

　　毛泽东身体力行，为了上好政治课，都要事先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实际情况，把握学生的精神需求和思想状态。他在红军大学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每次讲课前一天的夜里，他都在红大窑洞附近的大树前挂上马灯，请来学员、干部了解情况。在“抗大”上课时，毛泽东每次都利用课间休息20分钟的时间，找学员交谈，了解学员来延安以前在各地区的情况，同时也征求大家对他讲课的意见。然后，针对学员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了不同的教学方法。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抗大”政治课设置比较机动灵活，尽可能照顾到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不同的教育对象所学习的内容是有区别的。“对于地方知识青年，我们第一是要进行思想教育(马列主义基本思想)，培养他们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争取他们来为工农服务。第二是要进行时事政策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拥护党的各种政策。”而对于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具体按照初、中、高三级来设置政治课程，学习内容也有差别。对于专门技术人才这类干部进行政治理论教育时，中央规定要注意恰当安排政治教育的比重，既不能忽视政治教育也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他们的政治学习，只是为了使他们不从中国一般现实生活与政治斗争孤立起来，而使他们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使他们成为专门家的革命家。”

讲究语言艺术

　　毛泽东重视语言艺术，在上课和作报告中善于运用生动形象、简洁明了、诙谐幽默的语言，使被教育者易于理解、乐于接受。“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抗战时期，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题写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校训，他曾用《西游记》中的人物譬喻来加以说明。毛泽东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吃苦。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是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别提到那匹白马：它不图名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还有一次，毛泽东在“抗大”上课时，讲到我们有的指挥员，对情况不加分析，别人一鼓动就来了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鲁莽家。有的人越听越感到，毛泽东讲的像自己曾指挥过的一次失利的战况，于是，一个学员没等毛泽东讲完，就站起来说：主席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的毛病。接着，又—个学员说，不！主席讲的是我。从此，“不当鲁莽家，要作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了“抗大”学员的座右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提升自己业务水平

　　“改善教员质量是学校办好的一个决定条件。”教师队伍的水平高低与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改进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一贯重视教师队伍的业务建设，认为教改的关键是教员。早在1920年7月，毛泽东就指出：“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乃能促社会使之进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进化，乃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社会使之进化。”抗战时期，毛泽东批评一些政治课教师不思进取，满足于现状，上课敷衍塞责，业务水平低下，因而教学效果很差。他说：“现在看到我们的有些教员，他手里的一本政治常识，还是中央苏区时代出版的，他对这本书上的东西相当熟，因为大概他已教过七八十遍了，但是其他东西就不知道了。”这样的教师真是贻害无穷。

　　教师怎样改变业务水平低下的现状呢？首要一点“就要加紧学习”。毛泽东在与“抗大”教职员的谈话中重申：“当教员，同时又要学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是学不成的，教师要在工作中学习，不断增加自己的经验，增长自己的知识，提高业务水平。“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毛泽东明确提出：“教育者首先应当受教育”，“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向谁学习呢？教师首先要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要跟学生学”。“除了向学生学习外，还要向老百姓学习，跟他们谈话，把他们的话总结起来，作为你们的经验。”虚心向群众学习，必须把群众当作自己的先生。“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学不好的，是得不到真正的知识的。

　　尽管时代发生了变化，但毛泽东对政治课教师的要求在今天一点也不过时，对于政治课教师队伍的建设仍然起着积极的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否达到预期效果，能否真正受到学生的喜爱，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教师。对照毛泽东所提要求，作为为之努力的目标，并以自己的人格和魅力吸引学生，一定会成为一名受学生欢迎的政治课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