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我们谈到文化自信的时候，会有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在鸦片战争之后的那些年，我们的文化优势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甚至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一些激进的人们甚至要把中国的文字都要替换掉。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这样的局面后来也是怎样发生了改变的?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当时中国的士人，或者说文人，至少还不能用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去称呼的这些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下层的文人们，甚至都没有感觉到，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他们和一般普通百姓的观念也没有太大的差别。那就是说，与外国人打仗，是朝廷的事，与我何干?我该干什么还是要干什么，要参加科举考试，要求取功名，要通过得到功名争取去做官。至于读的书嘛，四书五经还是不能少的。八股文还是要不断地做下去的。中下层的文人是这样来看问题，来想问题的。
而高层的朝廷命官们也没有因为鸦片战争，没有因为南京条约受到多大的触动。不就是割让香港了吗?那才是多大的一块地方，对我天朝根本没有能力伤筋动骨。至于开放口岸嘛，那也不算是个事。外国人要我们开商埠，开就是了，对于皇上的江山社稷也没有什么威胁。
拿破仑所说的中国这头睡狮这个时候还没有醒来，而封建王朝对于本国人民的盘剥依然在变本加厉。鸦片战争及其后果并没有让这个封建王朝产生什么更大的警示。然而残酷地对百姓的剥削和压榨却进一步激进民众的反抗。这时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这种剥削和压迫下，由农民参与的激烈反抗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
太平天国运动与以往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相比，它在使用口号上，与“均贫富”、“均田地”是相似的。太平天国运动使用的口号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而太平天国运动与以往历史上中国的农民起义不同的在于，它的组织形式借用了西方天主教的形式，即搞了一个拜上帝会。这种形式在文化上完全不属于中国文化的范畴。或许，在天主教的教义中，也存在着所谓初级平等的理念。太平天国运动借用这样一种外来的文化或者宗教的形式，是希望以一种新的文化理念，来吸引更多农民的参与。毕竟，在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们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封建王朝统治者们所热衷和鼓吹的。如果太平天国运动也依然使用这样的文化，恐怕就会影响农民起义的战斗力。因此，他们想另辟蹊径，企图用一种改良过的外来文化来担负这种组织与宣传农民的一种方式。
当然，外来文化是一回事，太平天国的组织者们在使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内容或者因素又是另一回事。太平天国运动摆脱不掉中国历来农民起义中要推翻旧皇帝，自己来做新皇帝的传统观念，拜上帝教在文化上毕竟无法被这场浩大农民运动所消化。至少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们，不想用中国文化的内涵与范畴来指导他们对封建王朝的抗争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前夕，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皇家园林圆明园被烧毁。咸丰帝跑到了承德避难，而且死在了那里。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打击比第一次鸦片战争要沉重得多。沙皇俄国从中国割去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西方列强除了打开更多的中国通商口岸之外，中国还要允许外国军舰在中国港口停泊，还要允许传教士来中国传教。领土的损失是丧权，而军舰的停泊和传教士的传教更是一种辱国。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高官中有人认为要学习掌握西方的机器制造，包括武器与军舰的制造，即所谓要搞一种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讲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思想与文化上，根本的东西还是中国文化，但在器具的使用上可以借鉴西方工业化成果。只是这时的中学为体，还是用封建王朝钦定的孔孟之道及儒家学说。
甲午战争之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宣告失败。马关条约失去了台湾，还要赔偿日本两万万两白银。这个严重丧权辱国的条约，给中国带来极大地损失，也极大地侮辱了中华民族。在这个时候，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有所觉醒。他们认为，中国要强大起来，不能再被列强欺侮，就要走日本明治维新变法的道路。戊戌变法就是这样一条道路的尝试。变法就是要把中国制度中一直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内容要加以根本性的改变，走上一条如同日本向西方学习式的变革。
这个时候，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开始动荡。那种全盘否定中华文化的观点还没有真正地出现，但对中华文化的怀疑已经开始存在了。后来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的爱国者们开始选择革命的道路。在这个阶段，爱国者中的多数人们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感进一步得到强化。华盛顿、拿破仑都成为这个时期一些革命青年崇拜的对象。
在辛亥革命导致清王朝覆灭之后，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者们对于西方文化的崇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北洋政府把多党制和议会制几乎完全不变地搬到中国。但中国被列强分割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变。在新文化运动中，某些偏激的分子已经开始考虑要从根本上废弃中国文字，以为向真正的全盘西化迈进的垫脚石。在这些人们当中，似乎只有彻底丢弃中华文明，完全拥抱西方文明，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在这段时间，中华文化被不少文人所丢弃，但对西方文明又极不熟悉，只是一种懵懵懂懂的感觉。照搬过来肯定不伦不类，就像是邯郸学步，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所幸的是，十月革命爆发了。这对中国真的是一件幸事。
在中国共产党产生后的早期阶段，确实一切都要学苏俄，后来成为学苏联。这个时候，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人也顾不上如何来对待中华文化的问题。早期的大革命时期，以及后来土地革命的初期，当时对苏联的崇拜还是很高温的。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红军被迫长征，这才开始对盲目模仿苏联产生了较为深刻地反省和检讨。
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真正摆脱共产国际而摸索着去走一条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相结合的尝试。
在这段时期，毛主席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武装斗争和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在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有效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和观点进行提炼，并应用到上述革命斗争的各个方面之中。
“实事求是”是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为精辟的思想和观念。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要做到“每事问”。讲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毛主席特别把“愚公移山”作为一种最为重要的精神与品质提出来，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并且力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思想武器。
在讲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时，毛主席强调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经验主义。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到处都充满着马列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智慧。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过程中，在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坚持了“人民至上”的最高观点。这与孟子所提出的“民本”思想是有着相通之处的。我们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都与“以民为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的人民民主，全过程的民主同样也与“人民至上”、群众路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毛主席的诗句里，“六亿神州尽舜尧”，“遍地英雄下夕烟”等诗句，都体现了人民至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百折不挠的精神，在中国文化经典中可能表现出来的并不多。但是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中，这样的精神却真实地反映出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核心与本质。这样的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也得到充分的表现。这种没有写在典籍里的文明或者文化精神，是不能被人们所忽视的。
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来自于在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积极的精神。我们所赖以自信的文化，正是在这种革命与建设的斗争中，与马列主义相结合，同时又在实践中开创出来一种全新的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联的新式无产阶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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