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春初一场新冠疫情突袭中国，在全民抗疫中，中医药以其独特优势取得了优良的防治效果，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中医药以生命-生态性的复杂系统思维方式，对治疫古方化裁而成具有特效的“三药三方”，整体性而又个性化地诊治患者，具有无可置疑的更为先进的科学性。中医药这种生命、身心和天人整体观及其预防诊治康复技术体系有来自于具有同样世界观和方法论、价值观的中华文化母体，而且二者母子连心、基因一致、血肉一体；作为“医药实学”生于并融于中华文化，既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化宝库的钥匙，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要遵循中医药文化的本质和规律，适应时代特点和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需要，推进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双创”，使之造福全人类，不断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
2020 年从公历元旦至农历春节，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借助春运高峰从武汉蔓延全国，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凝心聚力，经过两个多月奋勇抗战，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决定性胜利，经济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正常状态。回顾这次抗疫斗争的胜利，毫无疑问，每个中国人心里都坚定而清晰地感受到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坚强而英明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5万多勇敢“逆行”驰援湖北的医护、军人和志愿者们所充分彰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难以惊喜的是，中医药及其健康养生文化在抗疫中的表现优异、贡献突出，这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以中医药文化为载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自信。于是，复兴中医药文化、加强中医药文化创新发展，就成为我们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助力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重要内容和实践途径。
一、效果显著：中医药阻击新冠病毒广受好评
抗疫伊始，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就蕴含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思想，这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及时推广有效方药和中成药，有效减少轻型和普通型向重型、重型向危重型发展，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据报道，抗击疫情期间全国中医药主要开展了三方面工作。一是4900余名中医药人员驰援湖北，约占援鄂医护人员总数的13%，其中有院士3人、数百名专家，援助队伍规模之大、力量之强前所未有。二是轻症治疗和恢复期治疗中医药早期介入，重症、危重症实行中西医结合，制定了相应的治疗规范和技术方案。三是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等有明显疗效的“三药三方”。
效果怎么样呢？据央视网报道，2020年3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领导介绍，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这一突出成效受到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总结这次抗疫斗争经验时说：中医药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在没有西医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注重发挥中医药治未病、辨证施治、多靶点干预的独特优势，首次大范围有组织实施早期干预，首次全面管理一个医院，首次整建制接管病区，首次中西医全程联合巡诊和查房，首次在重型、危重型患者救治中深度介入，探索形成了以中医药为特色、中西医结合救治患者的系统方案，成为中医药传承创新的一次生动实践。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是抗击疫情的重要方案，正为全球抗疫作出贡献”。这实际上告诉世人，中医药在此情况下承担了治疗新冠肺炎“特效药”的职能。是否真的如此？随着我国抗疫趋于收尾，各种治疗措施的效果正在总结梳理之中，纯中医药、纯西医药、中医主导西医辅助以及西医主导中医辅助的不同方案治疗效果的对照研究陆续展开。这些研究结果将让人们非常欣喜地看到中医药的威力。
据新华社报道，仝小林院士团队的研究中，最终进入分析的721例，寒湿疫方组430例，对照组291例，主要的结局指标是新冠肺炎病情加重率：寒湿疫方组为0例（0.0%），对照组为19例（6.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患者总体年龄的均数为48.5±14.4岁，中位年龄为48岁。有合并基础疾病的例数为334人，占46.3%，合并使用中成药的例数为452人，占62.7%。研究表明：在社区推行寒湿疫方对控制新冠肺炎病情的加重具有保护作用。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所有住院新冠肺炎病例1476例，其中，重症/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662例（中药汤剂组484例，非中药汤剂组178例）。分析其中重症/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病亡风险，结果显示，共病亡71例，其中中药汤剂组病亡15例；未用中药汤剂组病亡56例。统计分析表明，中药汤剂组的病亡风险下降了87.7%，与未用中药汤剂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据仝小林介绍，以年龄、性别和病情程度这三个影响因素为匹配变量，采用倾向性评分最终匹配成功的病例为312例。病亡49例，其中，中药汤剂组病亡13例，未用中药汤剂组病亡36例。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药汤剂组的病亡风险下降了82.2%，差异仍具有统计学意义。
另据新华社2020年3月20日报道，中央指导组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3月18日在武汉与美国同行连线交流时说，本次新冠疫情防治中，中医药的参与度与广度前所未有，截至目前，在全国确诊的病例中，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病例达到了92.58%，其中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参与比例分别为91.86%和89.4%。新华社报道，在3月23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研究员说，临床显示，宣肺败毒方在对照观察中可将淋巴细胞恢复率提高17%，临床治愈率提高22%；化湿败毒颗粒更被国外称为“Cure14”，指由14味药组成的治愈解药。北京中医院院长刘清泉教授说，已经显示金花清感和莲花清瘟这两个药，临床上治疗新冠肺炎的轻型和普通型有非常确切的疗效，尤其是在武汉应对新冠肺炎的整个救治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血必净注射液针对炎症风暴、凝血功能紊乱等治疗也有很好的疗效。抗疫经验告诉我们，由于中医药的全程深度介入，“显著降低了由轻症转为重症的比例，患者治愈率从初期的14%提升到93%”。
一年多来的中外抗疫的无数事实证明，在中医队伍只占13%，并面临种种有形无形阻力的情况下，这“三药三方”如此疗效，该是中医人付出多大代价才取得的！这些工作和效果果，以及一年多来的中外抗疫的无数事实，毋庸置疑地证明，在西医药特效药缺席的情况下，源于中华医药古方化裁而成的“三药三方”就是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这些事实不仅直接回击了那些“黑中医”和“废中医”的论调和行为，更向公众展示了古老中医药文化的青春活力，为新时代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带来新的希望！
二、生命-生态性复杂系统思维：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中医药文化跟其中华文化母体一样底蕴愈厚、韵味愈醇。这一文化形式确实古老，其表达方式难以为现代人们从容接受，但作为中华先贤关于人的生命整体、身心奥秘和人与外界关系的一种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论和实践论高度统一的认知范式、文化体系及完整的预防-诊治-康复技术体系，却有着超越仅有二百余年历史、源自西方文化的近现代医学的先进之处，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第一，中医药学的认知范式遵循复杂性系统思维的规律。
它把人的生命、整个身心乃至身心整体与外界环境（自然、社会等）之间的关系视为一个复杂的超巨系统，这个系统的典型特征就在于其结构-功能的整体性、质-能-信息关联运行的开放性。复杂性、系统性、整体性、开放性思维是中医药学及其相关文化最为典型的思维方式。复杂性是说人的生命系统（身）、意识或精神系统（心）、人的身心系统，以及这个整体与外部一切环境系统及其因素之间的关系（可称为“天人系统”）都是开放性的复杂系统，既具有符合生命规律的某些宏观-中观层面的确定性、必然性，也有着中观和微观层面的不确定性、随机性、偶然性等，因此，同样的疾病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发病原因（“病机”）和机理（“病证”），或者不同的疾病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有相同或相似的病机和病证，甚至在不同的环境、条件、时间、地点、生活行为等影响下，不仅会有显著的个体化差异，而且还可能会有微妙的时空差异（时辰、方位等）。因此，有人称中医为“时间医学”、“功能医学”等，确有其道理。复杂性的基础是系统性，系统性的本质特征是整体性，后者决定了中医“头疼医脚”的诊疗方法论的合理性。中医药学看待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不仅是外观视角的实体结构上的，而且更是内在关联性视角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它有一整套术语、概念和表达方式来帮助人们理解这一系统性，比如阴阳、五行、经络、穴位、脏腑等。不仅不同的人有阴阳（男女）之分，而且同一个人内、外阴阳而又各有阴阳。人的生命系统中各个实体性要素无不有阴阳，比如心阴心阳、肝阴肝阳等。一般而言，脏为阴腑为阳，而在不同功能侧面则脏腑之间又互为阴阳。经脉也有六条阴经六条阳经。说人有三宝精气神，实际上人身上任何实体性的器官、组织也都有精气神三个层次，而精气神又各有其阴阳。比如，心脏之“精”比较接近现代解剖学上的心脏器官，心之“气”即所谓心气（通常所谓心阴心阳多指的是心之气的阴阳），心之“神”即所谓心神（亦有心之阴神、阳神之别）。再比如，肺脏之“精”相当于解剖学上的肺脏实体，肺之“气”即肺气，乃肺脏之功能动力（不是肺主呼吸的那个空气），肺之“神”即是肺脏所藏之“魄”（五藏之一）；等等。与此相关，“治未病”就是通过调节人之身心的精气神的内在关联性使之实现阴平阳秘或结构与功能的平衡、时间与空间的适应、内部运动与外部环境的协调等，这就是养生保健的道理。同样，四诊（望闻问切）合参、八纲（阴阳虚实寒热表里）辨证诊治疾病的技术方法也无非是从这些方面入手。
第二，中医把人的身体看成一个有生命的即活的系统。
即使持有机械唯物主义思维范式的现代科学也初步了解到，生命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在整体性层面突现出来的功能性现象，而并非机械还原的基因、碱基对、核苷酸等能够揭示其整体性功能机理的。生命是活的，这个道理西医也懂，但无法落实到诊疗技术上，中医则从“治未病”到“治已病”始终贯穿“活”的原则。“活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病毒附着在一块钢板上，不多时就会失去活性，不再有“毒”，这是因为钢板是“死的”；但一个病毒在一个活的宿主身上，便会随着宿主生命的运动而发生变化，并在适当的细胞、组织、器官里存活下来并不断吸收宿主的生命能量而复制自己、发挥毒性活力，以此方式破坏宿主生命的整体性、内在要素相互关联的协调性、平衡性等，从而导致宿主得病甚至死亡。“活的生命”是一个同义重复的说法，生命就是活的，活的就是生命。但是病毒似乎不是完整的生命单位，却具有生命的活力，而其活力（即对宿主生命的解构力和破坏力）也只有在活的宿主生命体内才能彰显出来。西医实际上注意到了病毒的活性，把它放到营养液中进行培养观察，以发现其活性规律并最终找到“灭活”它的办法（特效药等），但是它忽略了宿主的生命系统的客观存在，特别是其整体性和复杂性；尽管做了一些动物试验，但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人身上发挥杀灭病毒的作用，所以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病毒在培养液中的活性表现和在宿主复杂的生命体中的活性表现是大不相同的。不过，仅此还远远不够，还要针对“人”本身。而中医恰恰特别注意人的生命活性，它既没有精准地捕捉到病毒并把它放在特殊的培养液中，也没有把它放在实验动物体内，而是根据它的天人整体观，按照它所特有的天人相应理论，在精气神合一、天人合一和八纲辨证的意义上去直接做人的整体性诊断和治疗。“活的生命”是中医药一切诊疗的绝对前提，疾病发生于活的生命体，发展于活的生命体，当然也要在活的生命体中遏制它的恶性变化，最终拯救这个活的生命体，并使之活得更好。另一方面，“活的生命”不仅是一个生命系统，而且是一个生态系统。以细菌在人体内的生存为例，据研究有几百种细菌寄宿于人体这个生态系统的不同脏器和组织，居于不同的生态位，参与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如果由于饮食不当或外邪（比如与人体没有共生性的细菌）入侵导致这些细菌群落失衡，便会使人的八纲失衡、气血失常，人的身体就会呈现病态（症状）。以作为外邪之一的病毒入侵而言，作为外来之物，总要受到人体天然免疫系统的鉴别和改造，如果病毒的活性与人体生命运动规律相一致，那人体就能和病毒和谐相处，或许疫苗就起到这样一种作用；但是更多的时候，病毒会把人体作为宿主而寄生于某些器官或组织，通过与其正常细胞的相互作用（更多的是对这些细胞的侵入、掠夺、破坏或解构）而营造适合自己生存繁衍的微环境，从而导致这些器官的衰竭、组织的崩溃，最终致使人的身体不可逆地走向死亡。所以，针对病毒性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主要就是防止病毒入侵人体，并通过改善人体内的微观生态环境来破坏适合病毒生存的条件和环境，使之自然“死亡”或不能够发挥作用，如此彻底阻断病毒在人体内的生存繁衍。中药的作用，用西医的话说就是，改善人的免疫系统功能，提高免疫力，以及增强免疫系统对病毒的“灭活”效率；用生态学的语言讲就是，通过改善人之生命体内的生态环境而根除作为外来邪物滋生繁衍的土壤。病毒邪物即使侵入，由于没有生存繁衍的条件环境而无法发挥其毒性伤害人体，此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西医如果不能把人体作为一个复杂的生命-生态系统来对待，那么它对病毒性传染病的治疗技术和手段就永远跟不上病毒本身之变异的步伐（这个变异是目前生物科学所无法预测、无法掌控的，或可说自然界中的病毒、特别是跟人关系密切的病毒之变异无规律可循），疫苗研制的速度何以跟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呢？中医则用增强正气（改善内微生态环境、增强免疫力）来“以不变应万变”，就如同我们通过改善生态环境来最大限度避免自然灾害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威胁一样。
第三，中医还把人的身体看成是一个有意识的生命体。
这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揭示了人的生命体与其他动物之生命体的本质区别，因而把人的生命跟小白鼠或实验室里的培养液等区分开来了。中医尽管没有细菌、病毒这些实体性科学概念，但它知道，病毒细菌作为“外邪”“外淫”“异气”“戾气”等进入有意识的人体之后，其功能态是根本不同于它们在单纯实验室（甚至无意识的活体小白鼠体内）或纯自然环境里的功能态的，因此同样的药物对它们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一点的核心或灵魂是“有意识的”生命体。人的生命不仅是活的，而且是有意识的，包括了人的七情六欲，或者怒喜思悲恐（五志）、或者魂神意魄精（五藏），这些意识性或精神性的东西（古人称之为“情欲”“情志”等），毫无疑问对人的生命体的影响是客观存在，并且常常是相当显著的。因此，人的生命体实际上是一个身-心统一体，简单说是生命系统和意识系统相互作用而构成的超级复杂系统，亦即一个精气神相互作用的超级复杂巨系统。众所周知，对健康而言，意识系统的调整似乎更具有主导性的意义，比如人们常说阳光的心情带来健康的身体，或简单说“心态决定身态”（身体或生命状态）；这就是中医理论中“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等道理。既然如此，我们身体的生命活动、意识活动及其对生命活动的影响若违背人的生命规律，必然伤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阻碍经络畅通、气血运行等，就会导致生命系统运行失常，身体患病。据此，中医不仅有清心寡欲的养生之法，有调畅情志的舒心之方，还有根据五脏六腑与情志之关系的理论而形成的养生治疗康复方法，比如“五字诀”以五种声音调节情绪而对治脏腑之疾，音乐疗法也是如此。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看到很多医护人员与患者一起唱歌跳舞、娱乐游戏、打太极、练八段锦等都起到了很好地改善人体内微环境从而促进康复的作用。人的精神情志（神）对战胜疾病的作用，也是通过改善气机和气血的运行状态（气）来发挥对于脏腑病灶（精）的改善作用，即所谓“精气神”系统的内在关联性，使得“神-气-精”的反作用规律发挥效能。总之，人这个有意识的生命体，作为精气神的统一体，具有小白鼠之生命体所不具备的独特功能，因而诊治疾病，实际上就是诊治人的精气神整体状态而不只是患病的病灶部位（精）。通俗地说，是“治人”而非“治病”，“人”好了“病”也就好了，而不是相反。如此可以发现西医在这方面的明显缺陷。
第四，中药制作遵循生命-生态的系统化规律，并非仅发挥单纯“有效”化学成分的作用。
中药无论是汤剂还是颗粒或胶囊，都是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配伍炮制而成的，是针对症状及其病证（包括季节气候饮食及患者体质等不只是外表病象）展开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内在增强性的生态性、生命性治疗，并配之以情志调节。生命性、生态性是中药配伍的根本特征，“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体现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辩证关系的原则理念，是根据矛盾特殊性、针对患者个性化特征的配药用药原则。一般而言，“君药”就像国王或皇帝，是统领性和决定性的，是针对病证病机的根本之药；“臣药”就像丞相是皇帝的左臂右膀，具有执行皇帝命令的职能，把君药的指令信息传达到全身，发挥整体性的调节作用，增强君药的功效；“佐药”主要是辅助君药和臣药，除了增强对治功效，还能制约君药和臣药的毒性、治疗其他关联性病症（所谓“综合症”）；“使药”除了对调和君药臣药佐药之功效外，还能把各种药物之性（寒凉平温热）味（酸苦甘辛咸）引入相应的经络，使之发挥调节气血、舒达脏腑的作用。显然，这是一种比附的说法，体现的却是一个生态系统的理念，一副中药君臣佐使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发挥整体性调节治疗作用。显然中药的功效是多靶性、全方位的，是在生命-生态系统的意义上发挥作用的。不仅如此，中药大多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生态环境的产物，由于特殊地质与水文气象环境的差异，不同产地的药物呈现的性味也有很大差异；与此类似，同一药物的不同部位也由于复杂的内外原因而呈现不同的性味特征和功效，因而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比如橘子，作为中药，其实包含了多味药物，其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性味，名之为桔梗、青皮、橘皮（放一年后即陈皮）、橘肉、橘络、桔红、橘核、橘叶等，入不同的经络，治不同的病症。这跟西药的方法论和技术路线几乎截然相反。西药单纯关注以确定的化学成分精准地修正病毒或细菌的基因结构甚至某几个碱基对，这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唯物主义、原子主义和还原性甚至降阶性、损伤性的诊治技术路线。西药的机械性体现在它对人体病灶部位的精准靶性，似乎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但是它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而不去区分不同的人有着非常微妙复杂的个体差异，所以就出现“感冒通”“感冒灵”之类绝对的、普适的药物——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药物对于感冒此类最为普通的疾病还真做不到“通”“灵”，原因就是它忽略了不同经络和气血类型的人表现为同样症状的疾病却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发病原因和机理。中医有所谓“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内病外治”“外病内治”等在西医看来不可思议的治疗方式：只要病机和病证是相同或相似的，不管什么人就可以相同或相近的方子来治疗；相反，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似乎得了相同的病，但由于病证和病机不同，那也要采用不同的方子来治疗。这也告诉我们，研究中药不能着眼于中药中有哪些起作用的化学成分，然后把这些化学成分提取出来做成西药片剂等，这个中药化学化的思路是违背中药本质和规律的。事实证明，这样提取出来的中药片剂已经不再是中药而是西药，疗效当然还有但是比具有生命-生态整体性的中药方剂要差得很远了。这些年来中医药之所以受排挤、被边缘化，除了科学技术及其相关政策法规的原因以外，这种把解构中药方剂之整体性的化学化、西药化的研究和推广应用，不客气地说，就是一个错误的技术路线；或可说中药西药化是解构中医药、降低中医药疗效的一条歧路。这次抗疫斗争中，中药开出的“三药三方”不是千篇一律对所有的新冠肺炎患者都一样，而是针对不同病期病症的患者，每天通过多次的望闻问切进行即时性的诊断，进而在三药三方相对稳定的君臣佐使配伍基础上，进行化裁变通、适当微调，形成个性化的药方，同时也确保了中药方剂的整体性，是较为典型而纯粹的中药疗法，因此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治疗效果。
第五，中药使用着眼整体调节而不存在精准靶性治疗所带来的伦理风险。
中药直接在人身上使用，并没有必不可少的动物实验、人体试验等环节，这是否涉及危害人体的伦理问题？的确，中医不做小白鼠试验和人体试验，不牵扯太过复杂的伦理问题。它的前提和对象都是活生生的有七情六欲的人，一切疾病都在这样的活体及其内微环境与外部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因此调节这些关系是对治疾病的关键和灵魂——中医的阴平阳秘、五行生克、五脏六腑、经络气血、穴位感应等及其决定的辨证论治和药物性味归经体系，都无不归宗于此。如前所述，中药的生产有着非常独特、非常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生命-生态性的个性化配伍技术和方法，它已经是在遵循人的精气神整体功能性规律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那么，使用时只要通过诊断确定患者的病证病机而辩证用药即可，另须讲求用药的不同时辰，根据不同时辰不同脏腑之不同经络的运行状况而针对性地用药，效果就更为突出。中药方剂的生命-生态整体性针对的恰恰也是人的身心或精气神的整体性，因此辩证地配伍炮制、恰当地处方使用，中药的副作用就会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显然，西医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恰恰缺乏这些最本质的东西。西药的单一靶性决定了它针对精确病灶的显著有效性，不过由于药物化学成分要在人的生命-生态系统整体中通过循环运行才能到达病灶靶点，因而在此过程中对其他脏器、组织、细胞往往会造成较为显著的副作用，甚至引发其他并发症。所以人们常说西药是一把双刃剑，在治疗病灶的同时也伤害了其他健康的部位、威胁到整体的生命功能。非典时期针对SARS病毒的激素疗法在杀灭SARS病毒的同时给患者留下了其他的脏器损伤后遗症，就是如此。机械唯物主义的原子主义世界观和分析还原方法论是包括西医药在内的近代科学的基本哲学基础。由于不符合基于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其对人体生命的副作用实际上体现出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严重缺陷。严格遵循中医药理论方法的中药疗法却很少有这样的副作用。中医药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且与现代科学中基于复杂性系统科学和生态科学的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整合方法论相一致、相贯通。由于符合人之精气神及天人合一整体性的本质和规律，其副作用就趋于最小化。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药治疗实践也证明：中药的安全性是西药所无法比拟的。这使人想起，毛泽东主席曾说，“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西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比于中医来讲确实是落后的，当然应该向中医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世界观的和方法论学习，否则畸形发展的西医只能越来越多地给人的健康和社会进步带来伤害和阻碍，而不是给人幸福并助推社会进步。
以上所述，只是大致借用了一些现代科学术语混搭着论述了中医药显效机理的“科学性”。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看，千百年来、数十亿人的诊疗实践证明了这样一种医药体系对人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合理性、有效性。如果用仅有二百年历史的西方医药学来判断和衡量中医药学，那就是拿错了尺子、用错了标准。一种医药学体系的真理性、价值性的判断标准只能是诊治实践及其疗效。能否真正养生保健、预防疾病、治病救人、完形康复，提高人们的身心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这是唯一标准，也是最高标准，而不是它是否符合某种医药体系；更不能因为它的发现发明方法及其表述方式不符合某种语言和文化体系或一些人的理解方式和能力，就把它作为陈旧落后甚至愚昧迷信的东西抛弃掉。当然，中医药的显效机理并非本文所述这么简单，笔者也无意贬低或排斥西医药，只是在持续多少年排斥和边缘化中医药的整个大环境中，欲说明一点：既然承认系统科学、复杂性思维、生态学乃至生命科学、身心科学（有人甚至加上量子科学）等是最先进的科学，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些现代科学综合起来，或许能成为我们理解中医药奥秘或魔力的科学基础。如此看来，中医药与现代科学并不矛盾，它的科学性、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及面向未来和全人类健康的实践价值等都毋庸置疑，绝不负“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这一美誉。
三、中华文明的实学精髓：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此话寓意深刻，值得反复玩味、深入探究。这里，我们立足中华文化大母体的高度来分析中医药文化及其地位和意义。
第一，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其中尽为人知的儒释道三家文化构成中华文明的主体架构，展开来说诸子百家中还有墨家、名家、农家、武家、兵家及杂家等。人们往往忽略掉的，也是更重要的还有“医家”。它渗透在儒释道兵武农各家之中，甚至形成儒医、道医、佛医、武医等各具特色的中医流派，加上具有基本相同的生命、身心和天人整体观的其他各少数民族医学，中医药文化可谓蔚为大观。之所以说医家往往被忽略掉，那是因为看看各大高校的国学院、传统文化研究机构等，有多少中医药文化及相关学科的影子？另一面，再看看各大中医药院校，除了偶有中医药课程的点缀外，一半以上的学科、课程是生物学、化学和西医药领域，各类外语之声盈满校园，中华儒释道墨农武各家文化的声音却相当沉寂。似乎国学（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医是两个陌路人、互不相识、了无关联一样，研习国学的不知道中医药，研习中医药学的不了解国学，这在孕育了中医药学的中华文化母国，岂不是咄咄怪事！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在“科学主义”、“机械主义”等“工具理性霸权”的淫威之下，我们的相关政策、法规、制度及大多数人的深层观念，大多有形无形、有意无意助长了这种怪事的滋长蔓延甚至泛滥成灾。于是，经典意义上的中医药文化的衰落和中医药后备人才的紧缺及其造成的后果，随着老一代国医大师的相继离去，随着生态系统的长久失衡和人们生活方式的“现代化”“高科技化”“非自然化”等，日益凸显出来。2020年春新冠疫情的突袭从另一个角度看确实为我们敲响了这个警钟！——中医药已被战疫实践证明是特效药，但是如果我们的中医药人才和资源储备更加充足，那就可以避免更多的病亡、挽救多少家庭的幸福。可喜的是，近些年来，随着文化觉醒和自觉程度的提高，我们中国人民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也在迅速提高，而且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愈益被更多国家和人民所接受，我们弘扬包括中医药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氛围也在日益浓厚和改善。如果说中国硬实力的增长必然带来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强大，那么这次中国人民以凸显中医药独特优势的抗疫斗争的胜利，则实实在在地为弘扬中医药文化、进一步彰显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第二，中华文化与中医药文化母子连心、血肉一体。
那么，中医药学（文化）与中华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前面已经初步提到，中医药文化是在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它们之间有着最为深层的“遗传基因”和血脉联系，可以说它跟中华文化在精气神各方面都是一体的。不仅中医药的生命整体观、身心整体观及其天人整体观，都与以《易经》《道德经》《论语》《庄子》等古典文献的世界观高度一致，而且在中医药经典比如《黄帝内经》、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葛洪《肘后备急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孙思邈《千金方》和《千金翼方》等，以及宋代多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医药经典荟萃，元明四大家特别是对瘟疫或温病的著述，等等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儒释道思想的哲学智慧。古代文人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人生追求，除了“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沉醉于“杏林”之中，或游走于民间悬壶济世、拯救黎民、抚慰百姓，无所他求。直至近代，众多国医大师的人生阅历告诉我们，饱读中华诗书经典，转而学习中医则非常易于入门，比如民国四大家之一的施今墨。反之，中医药从业者也首先应该是国学爱好者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践行者。中医药文化永远要吮吸着中华文化母体的乳汁保持自己独特优势的发展，并把它跟时代和现实需求相结合，来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反过来，中华文化的“两创”也能够为中医药文化的“两创”营造更好的文化氛围、提供更好的文化滋养。
第三，中医药文化作为“医药实学”是中华实学的典型代表。
从更深层次看，中医药文化既为独立的中华文化形态，又是具有一定辐射性、渗融性的文化要素。它不仅辐射到中华文化的其他所有领域，甚至成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比如习总书记就曾借中医术语和思维方式来说明国家和生态治理的道理等；所谓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不仅说的是医道医术水平之高低，而且说的是中医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修养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等，可以应用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甚至可以成为治国理政的思想宝库和智慧源泉。中医药文化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中华文化其他领域和要素的思想或智慧滋养。中医药体系中的认知和诊疗模式源于中华文化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修养论和实践论；中华文化借助中医药文化的实践致用性，成为具有“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实践理性特征的实学文化。中华文化本质上就是“中华实学”，中医药文化就是中华实学中的“医药实学”，是关于人的生命整体、身心整体及天人整体的实养实炼、实修实证、实察实验、实感实悟、实诊实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学理和技术体系、养生保健体系、预防康寿体系和诊断治疗体系等。中华实学不仅包括常说的理学实学（又称实理实学）、气学实学（又称实气实学）、心学实学（又称实心实学），以及事功实学、实测实学（或科技实学）及“启蒙实学”等，更包括旨在确保人的生命安全和提高身心健康水平的“医药实学”——中医药学及其养生健康文化。医药实学之“实”，恰在于它来自于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数十亿人养生保健、促进健康、诊治疾病的实践，在于它实实在在的“治未病”和“治已病”的效果，挽救了多少黎民百姓的生命、极好地延续了中华民族的人种血脉，在于它对于人的生命整体、身心整体和天人整体之生成奥秘的直觉把握和深刻洞察，在于它穿越千年而能够自如地应对人与外部环境相互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种种不适与失衡——2020年春西医药束手无策的新冠疫情也能在古药先方的基础上化裁出种种针对性的“特效药”来，这不是奇迹，而是必然，是它对人的身心奥秘和天人合一之深刻洞察、整体直觉的结果。有人总是要求中医药诊治疾病要讲出道理来、要做小白鼠实验、要做双盲实验、要做循证调查等等，否则就是伪科学，就是骗子；这种说法过于武断而且充分显示的是对中医药文化的无知与偏见。几千年来一部部中医药经典著作，从《内经》到《伤寒论》再到《本草纲目》《温病论》等，无不头头是道、理论清晰，只不过中华先祖特有的表达方式有人看不懂罢了。看不懂就说没道理或是伪科学，岂有此理？千百年来无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现在曾经和依然受惠于中医药的人们所经历的治疗、康复和健康促进的实际效果，为什么不比仅仅有动物实验或少数样本支撑的所谓“实验”“实证”更有说服力呢？难道检验医药学真理的标准不是大多数人或越来越多人的养生保健和诊治实践，而是少数专家的动物和几个病例样本的有效性实验吗？
第四，以中华思维、中华价值特别是中医药是为和中医药价值对待中医药文化。
以上论述表明，中医药文化只有在中华文明范式的框架内才能获得合理的阐释和精到的理解；相反，领悟了中医药文化的世界观和思维范式，也就初步摸到了中华文明的精髓之所在。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中医药文化无愧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和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这实际上告诉我们，那种试图在西方文化框架内或在西医药科学范畴内阐释和解读中医药文化的做法，可能具有一定学术意义，但对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未必有本质层面的意义，甚至有可能是把中医药更加边缘化、去特质化、去优势化的一种方法；用中医药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中医药，用中华文化的思想智慧来推进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才是符合中医药本质和规律的恰当做法。中医药作为能够打开中文化文明宝库的钥匙，是万万不能被号称“科学”的西医药文化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解构和熔化的；充分理解中华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母子连心、其间在精气神各层次各方面的血肉联系，是正确把握中医药文化的本质及其独特优势的基础和关键。
四、守正“双创”：推动中医药文化发展增强民族文化软实力
时至2020年4月，正值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世界各国却开始了疫情的疯狂肆虐，迄于7月初尚未见消失迹象。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了世界人民的安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抗疫经验，其中包括中医药抗疫的成功经验。在前半年外事活动中，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还是其他党政部门，在多种场合频频提到中医药抗疫的方法和效果，这引起了世界各国的赞誉和重视，中医药及其健康养生文化走向世界、挽救世界上更多的患者、造福更广大的人群，就显得愈益迫切、意义也更加突出。但是这需要我们自己有充分的、高品质的中医药物力和人力资源，不仅满足国内人民对于健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且能满足世界人民的健康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在战略高度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首先，内心里真正认同并切实增强对中医药文化的自信。
毛泽东同志曾讲，“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在这方面习总书记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不仅一直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原则理念，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文化自信，而且在多次外交场合他也特别自豪地向外国人讲到，“传统医药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188金宝搏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医药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以其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受到许多国家民众广泛认可。”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他也多次向国内外强调，要战胜疫魔，必须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甚至讲到中医药抗疫斗争从古代防治温病的“隔离”到种“人痘”再到种牛痘和开发疫苗的历史，鼓舞人们更多更好地运用中医药来提高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
其次，我们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医药宝库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
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中医药宝库资源丰富，中医药经典部部厚重，中医药思想极富智慧，中医药理论遵循辩证逻辑，中医药实践救扶黎民百姓，真可谓功德无量，因此，毛泽东同志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西医要向中医学习……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毛泽东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对中医加以整理，并发扬光大，这将是我们祖国对全人类贡献中的伟大事业之一。”他把挖掘、传承、弘扬中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奉献于人类的一项伟大事业，可见中医药文化之珍贵、传扬它的重要意义和深远价值！
再次，坚持古为今用，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健康理念相融相通。
中医药文化诞生于小生产和手工业的农耕经济时代，其文化的家族秘传之法，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某种意义上影响中医药文化的发扬光大以造福更多的人民；其理论表达方式的确令今人难以尽快掌握其精华和诀窍，影响了普及推广和普惠应用。因此，根据时代的特点、环境的变迁、世界的实情、世人的需要等等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客观的必然性、紧迫的必要性。但是，正如总书记所说“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个创造、创新一定以守正为前提，是守正转化、守正发展，而不是解构性、破坏性的；一定是在中华文化系统中的，而不是以另外的文化做标准来评判和剪裁；一定是保持其中医药生命整体、身心整体和天人整体之质的规定性的，而不是把它变成另外的东西或者非中非西、非鹿非马的东西。毛泽东曾十分关注这个问题，他认同1959年1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里的说法：“不要对于中医治疗办法中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解释的部分轻易加以否定”。可见，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前提是“守正”，既要避免曾经出现的“中西医汇通派”以西医为标准、为先进及以西医教育方法培养中医人才的做法，也要避免固守中医药经典、局限于家族代际秘传的保守做法，而要将经典学活，借鉴家族传承培育高超医道医术人才的实质性经验，推广到现代化的中医药教育体系之中；同时将中医药经典理论通过种种通俗而实用、合理而合规的方式加以传承和推广普及，能够使最为广大的人群切实养成卫生养生、保健预防的习惯，从而促进健康、延年益寿，提高现代人的生命质量、生活品位、人生内涵、人格境界等。
最后，建立健全法制政策标准体系，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
要落实习总书记指示，建立健全中医药法规，建立健全中医药发展的政策举措，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建立健全适合中医药发展的评价体系、标准体系，加强中医古籍、传统知识和诊疗技术的保护、抢救、整理，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力争在重大疾病防治方面有所突破。这涉及到国家层面的中医药政策体系和制度建构问题，也是关于中医药创新发展造福人民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笔者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振兴、复兴中医药的过程中，不能用机械唯物主义（分析还原-科学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解构中医药理论体系，坚拒用转基因技术改造中草药种质资源，这是毁掉中草药疗效的釜底抽薪之举，要有高度警惕性，因为中医药最讲求顺从自然，讲求天人合一；不能把高等中医药院校办成西医药教育为主、中医药教育“特色”点缀的学校，而要切实用符合中医药文化体系本质和规律及其核心价值观和方法论来培养真正的中医药人才；不能把西医药的执医标准机械照搬到中医药领域里来，因为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标准——中医药应以疗效为中心建立独立的中医药标准体系；不能忽视乃至歧视世家传承的“民间中医”富矿，通过合乎伦理无违法规的途径和方式，把散落于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的万万千千身怀绝技的“民间中医”充分地挖掘出来，使他们合法地、体面地从事扶死救伤、悬壶济世的伟大事业，根据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和执医诊疗规律来支持、鼓励、引导其合理合情合法发展；不能按照西医药资本化、产业化的思路，把中医药事业完全市场化、商品化，成为资本赚取无止境利润的所谓占GDP多大比重的“支柱产业”，因为中医药事业本质上是养护生命、守护健康的文化事业、科学事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金钱至上、资本逻辑必然腐蚀中医药文化的灵魂，中医药历史上的“大医精诚”以生命至贵为圭臬，资本、利润跟权势、地位一样都会扭曲中医药文化的价值观，最终彻底毁掉中医药。
中医药文化只有保持其质的规定性并在其本质和规律的轨道上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推广、运用，才能愈益充分地彰显其独特的预防诊疗康复优势。如此真心弘扬中医药文化，在不断夯实健康中国之文化根基的同时，更加自信地“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这也是中华文化软实力得以流光溢彩、普照全世界、惠及全人类的时候！
【引文注释略，完整版请参照原刊原文；基金项目：“科学认识和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研究”（项目编号：19BKS179）和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华文化‘两创’研究”学术团队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化；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原文刊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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