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2018年度长征团友 老牛
按：2018年9月11—10月6日，我社组织了第三季“走长征路，圆长征梦”大型红色旅游活动，120余人次参加了从瑞金到延安的红色旅程(全程26天)。以下是团友游记，活动精彩内容分享给大家。
敬请关注西安星火旅行社2019年度从走长征路活动，开团时间为2019年5月、9月。
“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今天的中国，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反对这两句话，有些人甚至把它们当成了口头禅。可是，“真知”、“真理”怎样从实践中得来?又怎样在实践中检验呢?无数的事实证明，这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尤其是涉及到国家民族命运的方向道路问题时，更是如此。在历史的长河中，之所以有的人成为了伟人，有的人成为了庸人，还有的人成为了罪人，除了他们立场不同这个重要原因外，发现真理、运用真理的实践素养不同，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主席曾经说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在我看来，这话从他老人家口中说出来，显然带有谦虚的成份。事实上，由于人类意识的社会性寓于个体性之中这一特征，人类每一个真理性的认识最初总是发生于个人。也就是说，真理最初总是掌握在个别人手里的。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运动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等等，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不同的个人也可以分别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独立地发现同一个真理，即所谓“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例如莱布尼茨与牛顿分别提出了微积分，摩尔根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已经发现的唯物史观，等等。毫无疑问，没有谁能够轻轻松松地获得真理。历史上，凡是提出重大的真理性见解的个人，无一不是亲身参加了社会实践(“三大革命”)的杰出人物。
既然真理最初总是掌握在个别人手中，那么，它的检验和被公认，就往往是一个复杂和艰难的过程。布鲁诺为了传播日心说这一相对真理，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人们信仰，但究竟有多少人真正懂得它呢?如今，即使在那些仍然尊重马克思的人们中间，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并信奉他的学说呢?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到1928年10月写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短短一年的斗争实践中，他已经初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经过随后几年的接二连三的反“进剿”、反“会剿”、反“围剿”斗争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实践检验，证明是优于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道路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通过《反对本本主义》，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阐明了从实践中得出正确道路的基本原理。
遗憾的是，毛泽东的卓有成效的理论联系实践的探索，基本上不为当时的中央认可，反而屡屡受到批评甚至处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先后犯下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重要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主要负责人王明远走苏联、在大城市已无立足之地的临时中央，驾临苏区以后，不思自身的错误和挫折，反而剥夺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权力，并以批判“罗明路线”为名，在各个苏区铺天盖地地批判毛泽东的路线，把他搞到“连鬼都不上门”的境地。
随临时中央先后来到中央苏区的是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1933年1月下旬到达瑞金)，以及由博古聘用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1933年9月到达瑞金)。先期到达的是他们的主要合作者周恩来(1931年12月底，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身份来到瑞金)。此外，随临时中央来到苏区的重要人员中，还不乏“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员。
博古是一位年仅24岁、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没有任何武装斗争经验、由王明指定的代行最高领导权的人，执行的是王明的“左”倾、教条、宗派主义路线。李德是刚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被苏联军事机关派来中国执行一项交通任务的特工人员，任务完成后滞留中国，被博古看中而聘任为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周恩来是一位组织观念极强的、忠诚的执行者。
简而言之，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获得了军事指挥上的最高权力。他不懂中国话，住独立房子，不做调查研究，排斥不同意见，依照苏联教科书中的教条和中国地图，指挥了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他彻底改变了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游击战法，采取了不顾军力对比、漠视红军死伤的阵地战法。决策层的独断专行和红军的严明纪律，保证了错误指挥能够延续下去，给红军和苏区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以致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开始突围转移。
到1934年5月，李德、博古亲自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败局已定。于是，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组成了负责突围转移的最高“三人团”，秘密地开始了撤离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
后来的事实证明，挫折和失败并没有使李德、博古的指挥本领有所长进。他们没有反思1933年的冒险主义指挥的错误，也没有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保守主义指挥的错误。“三人团”组织的大搬家式的撤离、甬道式的行进和一根筋往湘西苏区去的战略目标，构成了逃跑主义的新的错误，使红军蒙受了更加惨重的损失，把中国革命带入了更加险恶的境地。
1934年10月10月晚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纵队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开始突围转移。
1934年10月16日傍晚，部队开始从不同地点渡过于都河，目标是到湘西去，与贺龙等人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2018年9月13日上午，我们旅游团从瑞金来到于都。
今日于都河。
去年参加过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俄罗斯游、今年又参加长征游的三名团友合影。
第一班四位女团友合影。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四位山西籍团友合影。
在纪念碑广场拍集体照。
当天，适逢“2018年于都县新兵入伍欢送会”在此举行，欢送会的场景布置为我们的集体照增添了亮丽的色彩。
长征第一渡。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馆长演讲。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
旅游团的团友们都是有备而来——有长期的积累，有行前的功课。旅行社安排了特邀嘉宾——有固定的讲座，有随机的讲解。沿途景点内容丰富——有遗址遗迹，有纪念馆的实物、图片和文字介绍，更有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解说。
架设浮桥。
十送红军。
地处长征源头的小学校——长征源小学。
中午，在于都用餐。
午餐开始前，我们第一班进行民主选举，产生了班委会：班长(默言，女)、文艺委员(娴静，女)、生活委员(燕子，女)、安全委员(宁夏老姚)。
下午，旅游团由江西进入湖南，来到汝城县沙洲村。
当年，汝城处于国民党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上。
我们在沙洲村参观了红军长征纪念馆。
红军长征路过这里时，发生了“半条被子”的动人故事。
如今，半条被子故事主人公徐解秀老人的孙子(照片中穿白色背心者)，是沙洲村党支部书记。
时下，村里的口号是：“分田到户压责任，翻箱倒柜找问题，清零行动抓整改，万众一心摘穷帽。”
晚上，旅游团到达郴州市，住宝莲花酒店。
当年，郴州处于国民党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上。
9月14日，我们从湖南郴州市出发，前往广西兴安县。
今天，王立华大校来到二号车，与一、二、三班团友同行、同乐，并就沿途景点进行随机讲解。
团友们发言。
我也说了两句。
中午，在兴安县喜屋酒店用餐。
下午，参观兴安县境内的湘江战役遗址和湘江战役纪念馆。
位于湘江界首渡口西岸的红军堂。
湘江战役中，界首渡口是红军强渡湘江的渡口之一，红军堂是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指挥所。
红军堂，本名三官堂。哪三官?天，地，水。
红军堂的一个侧面。红军堂内景。
湘江封锁线是当年国民党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突破这道封锁线的战役打得异常惨烈。
湘江战役充分地暴露了“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本来，由于国民党中央军阀与地方军阀、地方军阀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当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湘江时，湘江封锁线尚未合龙，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渡口，并且架设了浮桥。但是，由于大搬家式的战略部署，部队从中央苏区带出了过多的坛坛罐罐，导致中央和军委纵队行动迟缓，未能及时赶到湘江。为了等待中央和军委纵队，当大量优势敌军从天上地下蜂拥而至时，红军作战部队不得不拚死抵抗数昼夜，因而造成了巨大伤亡。湘江战役结束后，长征队伍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七千余人。
湘江战役中最悲壮的是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为了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过江，他们被阻隔于湘江东岸，最后全军覆没。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用手从伤口扯断肠子，壮烈牺牲。
聂荣臻题字碑。
祭奠湘江战役英烈。
当年血战，遗体盈江。百姓有言：“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今天，王立华大校将一枚山西特产的胡麻油月饼揉碎，撒入江中，寓意想必是：鱼儿呀，快来吃月饼吧，不要去咬红军战士的身体啊!
离开界首渡口，我们来到“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
湘江战役烈士纪念碑。
湘江战役纪念馆。
晚上，旅游团到达桂林。
部分团友参加自费项目，游览“桂林两江四湖夜景”。
9月15日，旅游团从桂林出发，再入湖南，来到通道侗族自治县。
这里是通道县县溪镇。
这个“国营旅社”，是只保留了这四个字呢，还是保留着国营的性质?
从外面看，这是新华书店。
在“新华书店”里面，大妈们正在加工一种电器元件。
有的地方，男人们正在赌钱。
有的地方，小孩子正在玩手机。
这是我们的团友，今天着便装。
仿古街上的路标。
美女从天山脚下来到了渠水河边。
老太太年过七旬，还在地里干活。
又一位老太太。
“请问，您老人家高寿?”
很荣幸地与同班两位美女合影。
宝庆会馆。
会馆内景。
在县溪镇用午餐，旅游团总导游杨路亲自掌勺，为大家灌汤。
下午，参观通道会议会址——恭城书院。
恭城书院始建于宋崇宁四年(1105年)，原名罗蒙书院，后毁于大火。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在原址重建，更名为恭城书院。它是湘、桂、黔少数民族地区保存最完整、体量最大的古书院。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恭城书院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鉴于敌人已经觉察红军意图并在湘西方向布下重兵，力主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而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进军。虽然李德、博古仍然顽固不化，但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已经使大多数人醒悟，所以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这是临时中央直接指挥中央红军以来第一次采纳毛泽东的主张。
通道会议促成的通道转兵，使湘江战役后剩余的三万多中央红军避免了国民党军队的毁灭性打击，拉开了红军长征历史性转折的序幕。
可以看出，在通道会议上，博古、李德还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博古办公室兼住室。
博古房间内古色古香的陈设。
紧挨着博古房间的“警卫员及特勤人员住室”。
通道转兵纪念馆。
一班全体合影。
纪念馆美丽可爱的讲解员。
长征“四老”：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
通道会议当日晚上七点半，中革军委发出了“万万火急”的作战部署——攻占黎平。
王立华大校和一班团友合影。
离开通道途中看到的红军桥。
在旅游团从湖南通道到贵州黎平的途中，由于道路限高，旅游大巴无法通过原定路线，只好改道，耽误了一些时间。
现在是傍晚7点，大巴在此山沟里休息20分钟。
晚上，旅游团到达黎平县城。
文章来源：作者美篇。
西安星火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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