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的一封信改变“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事实上，根据毛泽东制定的“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明确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有33个，社会主义国家占大多数。之后一直到1969年耿飚出任阿尔巴尼亚大使时，包括法国、英国在内，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还只有50个，英国还只属于代办级的外交关系。

耿飚出任阿尔巴尼亚大使

　　阿尔巴尼亚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欧洲国家，在1949年11月就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4年才互派大使。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那半个的徐以新，为第一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是新中国派往阿尔巴尼亚的第五任大使。耿飚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前，已有两年没有安排人出任该国大使。

　　1969年中共九大上，耿飚被选为中央委员。因阿尔巴尼亚当时是我国在欧洲唯一的伙伴与战友，因此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显得非常重要，毛泽东决定派一位中央委员去当大使。5月6日晚，周恩来专门召见了耿飚，告诉耿飚，中央决定派他去阿尔巴尼亚任大使，还告诉耿飚：你是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并要求耿飚马上赴任，尽快动身。耿飚请示对阿尔巴尼亚外交工作的指示方针，周恩来说，中央对阿尔巴尼亚的方针是：加强团结，友好合作，增进友谊，并肩作战。

　　耿飚一行从广州乘机起程，经巴基斯坦转机，1969年5月16日抵达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副外长马利列到机场迎接。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阿尔巴尼亚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岸，北接塞尔维亚和黑山，东北与马其顿共和国相连，东南邻希腊，西濒亚得里亚海和伊奥尼亚海，隔奥特朗托海峡与意大利相望，国土面积为28748平方公里。

　　阿尔巴尼亚人，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古老居民伊利亚人的后裔，公元前167年，阿尔巴尼亚被罗马占领，此后的两千多年，阿尔巴尼亚不断被欧洲强国侵占。1943年，德国入侵阿尔巴尼亚，从意大利手中夺取并控制了阿尔巴尼亚，直到1944年11月29日，阿尔巴尼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并夺取政权，解放了全国。1946年1月11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成为欧洲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960年6月，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大会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散发了苏共中央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宣称列宁主义若干原则已经过时，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从而拉开了社会主义阵营围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会议期间，惟独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阿共党内第三把手希斯尼卡博力排众议，发言表示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的做法。正是因为卡博代表阿尔巴尼亚维护了我国，赫鲁晓夫便对阿打击报复：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停止一切援助，并于1961年12月同阿断交。中阿两党在反修斗争中走到了一起。

　　1969年5月，耿飚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在阿尔巴尼亚，耿飚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有求必允”，但实际效果并不好。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而援阿军事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超出了阿尔巴尼亚国防的实际需要……

　　耿飚还发现，阿尔巴尼亚还存在一种不顾本国情况盲目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攀比的思想。如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的中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黑白电视机都稀罕得很，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了。中国帮阿尔巴尼亚搞了纺织厂，但阿尔巴尼亚没有棉花，还要中国用外汇买进棉花给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回中国。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耿飚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中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这种情况，引起了耿飚深深的痛楚和反思。

“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是谁提出的

　　在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耿飚还发现我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分歧存在已久。那么，是谁提出了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并大肆宣传的?

　　1966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即将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康生在毛泽东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贺电中，称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毛泽东考虑再三，鉴于我国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的处境与中阿关系的敏感性，还是签署了这封贺电。

　　不久，康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来到了阿尔巴尼亚，11月2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康生宣读了毛泽东致阿党“五大”的贺电。从此，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一再重复并加大利用，称：中国是亚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马列主义红旗在空中飘扬，用两根飘带联系着，一根在北京，一根在地拉那。耿飚发现这些宣传，根本不是赞扬中国共产党，而是抬高自己，这样下去，只会加深我国与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

　　阿尔巴尼亚甚至利用“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这句话，逐渐发展到吹捧自己为：世界的社会主义明灯。

　　耿飚还发现，阿尔巴尼亚不赞成我国同其他国家搞好关系，反对中苏缓和，反对我国与美国接触、谈判。纯粹是唯我独尊，目空一切。这种意识形态发展下去，我国将会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心里形成极不好的印象。

　　为此，耿飚决定向国内写信，要把这些情况如实报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毛泽东明确表示：没有什么“明灯”，全是胡扯

　　耿飚的信反映了几个方面的真实情况，但对是否直接报告中央和毛主席，他心里没底。

　　一是，除了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有确切数字、确切实情之外，政治形态问题，有些耿飚只是看出了端倪，这样报告是否妥当?

　　二是，当时国内“文革”极“左”思潮严重，这样向国内反映中阿关系的“阴暗面”，一旦落入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的手里，后果可想而知。

　　为此，耿飚决定直接把信寄给乔冠华。乔冠华当时是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向他汇报述职，顺理成章，而且耿飚断定乔冠华肯定有办法把信直接送呈到毛主席手里。

　　耿飚这封信长达19页，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把阿尔巴尼亚对我国的态度进行了阐述，信中他还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与分析思考，也写了进去，并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

　　乔冠华收到信后，对耿飚大胆、如实地反映情况十分钦佩和赞赏，将此信上报给了中央。毛泽东看到信后，大加称赞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后来，耿飚回国，李先念见到了耿飚，激动地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周恩来见到耿飚，也提到了这封信的事，并告诉了毛泽东对他外交工作的肯定。

　　耿飚反映阿尔巴尼亚的真实情况后，毛泽东彻底认清建国之初“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已不再适应当前的国际环境，对欧洲社会主义明灯之词，也明确表示了反感。1972年，我国考虑与德国建交时，就公开表示：“欧洲矛盾很多，局势很复杂，没什么‘明灯’，全是胡扯”。

　　此后，我国外交战略实施大转移，外交重点放在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建交上，1970年到1973年间，欧洲就有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奥地利、德国等多个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与我国的外交关系也在1972年3月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

　　1971年4月，毛泽东抓住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办的机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从而打开了我国与美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