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老人李成瑞自述

　　激流按

　　2017年2月11日14时23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矢志不渝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95岁。李老1937年16岁时就参加革命，无论是战争年代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还是建国后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李成瑞同志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离休之后，当很多和他一样身居高位的老同志背叛了当初的革命理想、脱离了孕育了这个伟大的人民共和国的工农群众的时候，李老一直没有忘记当年的“初心”、停止革命的步伐，一直关心着当代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命运。本文系2015年12月20日李老与青年交流时留下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谈话中，李老讲述了他一生的革命经历，表达了对局势的看法和对青年的殷切希望。谈话长达五个小时，当时李老已94岁高龄，且病痛在身，但始终精神矍铄，侃侃而谈，对青年的殷殷之情，可见一斑。激流网有幸获得这份谈话记录，不敢私藏，现刊发以飨读者。

　　李成瑞探访上访村

　　我写了个简单的提纲，(如果全部谈)恐怕要谈四五个小时，因此重点说两头：一头说抗日战争，一头说文革和改革，围绕毛泽东主义(这个线索)来说。我今年九十三岁，七七事变时十五岁，七十八年的时间可分为两段，前三十九年是毛主席领导的，1937年到1976年为前半段，从1976年逮捕四人帮算起，至今也是三十九年，(这一段)毛主席没有直接领导，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继续奋斗。现在我写不了多少东西了，七八十岁我还能写不少东西，这两年只能偶尔写很短的东西。后半段有曲折，应该说改革开放初期，我对于修正主义集团认识还不那么清楚，以后逐步才清楚起来，打倒四人帮时我也喊过口号。

　　我7岁上小学，12岁上河北省正定师范，河北第八师范，正定古称常山，常山赵子龙。为什么上师范?国民党年代按西方的办法，师范是官费，一个月有四块大洋的伙食补贴，实际上吃三块五，还能剩五毛钱。正定有两个中学，一个叫第七中学，一个叫第八师范，当时人说有钱的考七中，没钱的考八师，我在农民中算比较富裕的，农民连小学都上不起，百分之八十的文盲。我们那个村，360户，小学生最多时70人，实际只有20%的小孩能上学，土改时我家定为富农，但是这个富农也是紧紧巴巴的，本来学校要补贴饭费，但开学时国民党突然变了，财政困难，说前三年不补贴了，我们改为附属初中班，后三年才补饭费。我记得那时家里有时借不到钱，交不了饭费，食堂就公布哪些人没有交饭费，要赶快交，也没说不交不让吃饭，但意思是不交钱不行。我很苦恼，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没有交饭费的那些人张着大嘴，贴在那里。那时没有所谓大字报，但也有地方贴。我的漫画得到穷学生们的一致称赞，说画得好，画得好!我画得技巧不能说好，但我将感情表达出来了。

　　我读到后期师范一年级，相当于高一，开始享受四块钱的补贴了。暑假时，我有点事情在保定，七七事件那天我正在保定。从保定回唐县的家，要坐四站火车，然后走一站才能到家。上午十点车到，结果等到下午一点，有人打电话说长辛店的车开不出来，那时还没有卢沟桥的说法，就是长辛店。说长辛店出事了，又不知是什么事。那时广播也不普及，后来回来到看到报纸，知道是卢沟桥发生冲突了，当时也没有想到这次会变成全国抗战的起点。为什么?因为在卢沟桥事变前，类似事件发生过多次。当时在华北，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变色，要不然日本为什么合法地驻到宛平?国民党有个《何梅协定》，对外不公开，但有小报透露出来了。在此前发生过丰台跑马事件，日本一个马跑了，跟中国闹起来了，还有个日本坦克穿城事件，日本坦克在北京大街上穿城而过，都不了了之平息了。这一次我们以为也会这样。事变后，日本人请29军军长宋哲元到天津谈判，实为缓兵之计，趁机调大部队来，因为日本虽有驻军，但比较少。宋哲元从天津回来，看到前门堆着沙袋，说，搞什么沙袋?还打仗啊?不打啦，我在天津跟日本达成协议了。宋哲元这个人有两面性，最后在日本人逼迫下抗日了。总的评价我们还是肯定他的。那时我们经常看报纸，我们离县城八里地，经常到县城取报纸看。日本人从南苑发动进攻，整个包围了(中国军队)。29军缺乏准备，佟麟阁和赵登禹战死，北京现在有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都是仓皇应战。后来事态扩大了。七七事变后，我在保定唐县，离保定一百多里。阴历八月十五，日本鬼子就占领保定了，后来往西开进，离家乡只有十几里路了。怎么办呢?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呀?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倒是开到河北了，打破了河北的界线，但见了日本人一触即溃，没怎么打就往回跑。我们家乡门口有条公路，当时说准备抗战修的公路，老百姓都很积极。结果咱们没有用，日本鬼子的坦克装甲车汽车用上了。老百姓说，这都是给日本人修的，出了大汉奸了!百姓问国民党退下来的兵，你们见到日本人了吗?有的就回答，我们要见了日本鬼子，还能跟在这跟你说话吗!恐日病、失败主义情绪非常严重。往南逃的时候还骚扰百姓。国民党军骚扰百姓，老实讲比地方军阀还稍好点。地方军阀抓夫抓牲口还强奸妇女抢东西。中央军比他们好点，不强奸妇女不抢东西。但抓夫抓牲口，这个老百姓受不了。抓夫，将劳动力抓走了家就没法支撑了，牲口是种地不可缺少的，老百姓半个家当。国民党军一直往南撤，没影了。老百姓就骂，骂他们不干正事。

　　我记是是八月十六开始逃难，那时国民党军靠不住，八路军我们还没听说过，知道共产党改编了，但是在哪里呢?当时不知道。我记得八月十六的月亮圆得很，我们一步一回头，掉眼泪。我那时有个幻想，认为日本鬼子过不了黄河天险，只要逃过黄河去，就可以安定下来继续上学读书。那时也没太高的理想，就是读完师范，能够当个小学教师，养家糊口，一辈子就行了。至于上大学，虽然家里是富农，但上不起。另外，师范毕业生五年以内不能上大学。师范是官费的，必须服务五年以上，当小学教师，才能考大学。五年以上也没那个钱。所以上大学是实现不了的梦想，只想跑到黄河以南继续完成学业。跑到邢台，保定南三百多里，邢台有个亲戚，先到他那里了，到那后他找好家了，委托一个山区里的小学校长，王校长，招呼我们住下了。日机每天轰炸，我们就躲在屋里。有次买的粮食堆在那里，我就躲在粮食后面，敌人机关枪将瓦片都打飞了，我没受伤。呆不住了，到山里躲一躲吧。因为带的钱很少，我们不能老吃人家喝人家的，每天吃两顿饭，也不能太饱，我就生病了。当时人叫黄病，可能是黄疸症。眼珠是黄的，脸是黄的，皮肤也是黄的，走不动路了。我说这糟糕，这不是等死吗。我父亲是小学教师，他懂些中医，他说有个中药叫茵陈，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六月当柴烧，用三月四月采的茵陈晒干了，可以治黄病。他就打听村里有没有茵陈。结果有个老乡有，拿来给我喝，还真见效，喝了就好了。但营养不好。小学教师就说你到我们学校来，可以吃饱饭。我在那住了两天，有天早晨突然听到当当当的紧急的铃声，到大教室集合，要上《最后一课》。王校长是个爱国校长，他将都德的《最后一课》印出来，不管年级，一人一份，王校长说，日本鬼子离我们几十里路了，今天上最后一课，就开始念都德的课文，念了两句他就掉泪了，说我们快要做亡国奴了!课文大家回去自己看，在黑板上写字。都德写的是“法兰西万岁”，我想他一定写“中华民族万岁”，结果他写了五个大字：我是中国人，他说，今后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就是遇到掉脑袋的情况，你也不能忘记我是中国人!然后大家就喊：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喊了四五次，王校长说散会，回家，这就是我讲的最后一课。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喊的五个字很得要领，在任何时候不能忘记我是中国人。后来学校散了，怎么办呢?只能回老家。带的盘缠也没了，出来时穿的单衣，现在天也冷了。怎么办?父亲说要饭吃吧。一说要饭吃，我就哭起来了，觉得不好意思，很难受。实际上要饭，老乡很热情，老乡都说，我知道你们不是要饭的，是逃难的，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个年头没法了，我们有饭吃不能看着你们挨饿。邢台离我们家七百华里，走了十几天就到家了。问家里周边的情况，日本鬼子过来一趟后就走了，他不可能有那么多人驻下。那时八路军还没到，地下党组织游击队，领头的人叫张伯平，张伯平解放后当了航空学院第一任院长，后来当教育部副部长，老地下党员，刚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那时地下党受破坏很厉害，他只联系两个党员，他们三个人开会，组织游击队。组织游击队一要找人，二要找枪。找人不难，想抗日的小伙子多得是。枪不好弄。有人说，国民党南逃时，公安局有三十多条枪埋在一个地方，有一个知道，咱们动员他找出来，结果找到那人，那人不愿说。反复给他做工作，弄来三十多条枪。三十多条枪还不够，城里有维持会，国民党走了，有汉奸组织的维持会，维持会有120条枪，先将维持会端掉。怎么端?30多条枪打120条枪，不好打。用计，先侦察，发现他们吃饭时枪都挂在宿舍，一个人找到维持会长，对他说，你下交枪的命令，其他人将食堂包围了，到宿舍里将100多条枪取走了。这样总共有近200条枪，象个样子了。这时候八路军来了。那时候村里一看来了兵，老百姓就喊，快跑，快跑，过兵了!过兵了!因为过去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军都是祸害老百姓的。八路军来的时候，我们村北是山，山上有好多土窑洞，这土窑洞是1900年德国鬼子在我们村驻了一个月(住的地方)，当时我们村有义和团，还有红灯照，我们家的砖墙上一直有德国人用黑油墨写的字，但我不认识德文。建国初期我们家还有这个墙，后来拆了没有了。八路军来了，老百姓就跑土窑洞去了，那时地里有几个刨红薯的，没听见喊过兵了，这时一个战士过来说，老乡，我们想买几个红薯吃，老乡说，你要在地头上吃，管饱，一个钱也不要，你要带走，可以给钱，地头上吃不能要钱。战士说，我们军队有纪律，我们是八路军，不能拿老百姓东西，必须给钱。老乡不要钱，他就用土坷垃把钱压在地上就走了。走了后，这几个刨红薯的就到处说，哎呀，这个军队叫八路军，这个军头可好啊!回来吧，回来吧，没事!八路军骑兵营，老百姓说，骑着大马，戴着大草帽，背着大刀，拿着枪挺威风的。在***消灭了日本鬼子，还捉回来一个鬼子。成百上千的老百姓就围着这个鬼子，有的老太太就拿着剪刀要刺日本人，八路军就保护这个俘虏，说不要杀他。老百姓就说，八路军什么都好，就是不让我们杀日本人。老百姓开始不理解，后来就慢慢了解了俘虏政策。

　　115师平型关战斗下来，根据毛主席的命令，聂荣臻创立了晋察冀边区。晋是山西，五台山那一块，晋东北，察是察哈尔，张家口那里，冀是河北省，河北省西北部。北边是北平到大同铁路，东是平汉路，南边是正太路，西边是同蒲路，在这个范围内建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那时候政府和部队分开了，我们开始参加的时候，组织游击队，有个白店头村，是山川交界的方，进可攻退可守，我当宣传队长，宣传队长什么都干，首先是宣传，两句话，广泛开展游击战，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具体任务，第一就是动员参加游击队，那时还不能叫八路军，最初有枪的不到十分之一，后来十分之二三，很多人是大刀，锚子枪，最初叫义勇军。我们两人，四五天时间动员了二十来个小伙子参加游击队，特容易，第一抗日不当亡国奴，第二因为没饭吃。在国民党的压迫下，很多人冬天春天就揭不开锅。百姓说，到白店头打鬼子吃粮去!一个打鬼子，一个吃粮，动员很容易。到战争后期，根据地青壮年都动员完了，后来动员也不容易了。后来在晋察冀边区政府我是民运干事，有个村叫加贝，加贝村每个人我都认识。村里就剩下一个拐子，别人都参军了，结果好多大姑娘都追那一个拐子。另一项工作就是合理负担，合理负担一项工作就是筹粮，那会一般穷苦百姓没有粮食，在县里找了几十个地主，地主家有粮，客客气气地将他们请到县城去，给他们吃饭，和他们谈话，讲爱国是光荣的，都是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好多地主也拿出粮了。有的不拿，我们不说软禁，反正不让他回家，最后也拿出来了。当时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一条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根据这个，我们加个有粮出粮。这口号没人能反对。后来组织老百姓扒铁路，晚上去，前面有人放哨，一方面破坏交通，另一方面收获钢轨。那时正在筹建兵工厂，兵工厂的钢材就是用扒的铁道。再一项工作是骚扰敌人。骚扰敌人有多种办法，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买鞭炮放在洋油桶里，当时都是棉籽油点灯，少数人用苏联老鹰牌煤油，听起来声音很象机关枪。到敌人据点附近去放，放完后我们就到远处的村睡大觉去了。日本鬼子在抗战初期弹药充足，特浪费，他们就通通通打一宿炮，后来他们也节约起来了，弹药不足。

　　开头组织名称叫“唐县武装抗日救国自卫会”，既是政府，又是游击队，当时国民党政府跑了，马上建政府也建不起来。后来八路军来了，有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建立了边区政府，县政府和各级政府都建立，军政分开了。我在宣传队，就划归地方政府了。地方政府要搞宣传部门，国民党时代有民众教育馆，我们沿用这个名字，叫民教馆，实际是县委宣传部，部长是我们的主任。搞个油印小报，刻钢板，一张腊纸大概能印二百五十份。自己编，自己刻，自己印，自己分发，还有其他的宣传。

　　1938年，这时候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出来了，当时是件很重大的事。那时还没有书，怎么办?新华社在延安每天广播，念得很慢，有人记录下来，刻钢板，印发下去，我们看油印的，每天看一部分。我们看《论持久战》，大开眼界，可以说是五体投地。《论持久战》里有一句话，“四万万人一起努力，最后胜利是我们，这句话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那时跟老乡讲，最后胜利是我们的，道理讲不出来，一看《论持久战》，大开眼界，没看过这样的政治军事书，逻辑性特别强。《论持久战》有个副标题，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以及怎样进行持久战，怎样争取最后胜利。一个为什么，一个怎样，原来有个很长的副标题。最后正式出版时将副标题去掉了，但内容还是按这个结构。《论持久战》120节，每一节都是编号。第59节叫“能动性在战争中”，前边的部分是讲客观是什么，也就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后半部分讲怎样进行持久战，怎样争取最后胜利。前边是客观条件，后边是主观方针。毛主席常讲，历史提供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若有正确的指导，能演出威武雄壮的话剧来。正式版本中话剧改为戏剧了。没有正确的指导，虽有条件也不能胜利。

　　前面部分驳速胜论，后面批亡国论，失败论，非常精彩，有句话，一个乡下的学生写信来，说是地主们都说中国打不赢日本，最后还得亡国，他们的影响比我们大，后来知道写信的人叫杨展，我一个同学，杨开慧的侄女，华北联合大学第一期和我一块学习。人们知道她是毛主席的亲戚，什么亲戚她也不讲。大家很敬重她，一次夜行军中从悬崖中掉下去牺牲了。解放后我看毛主席书信集里有封给他岳母的信，里面说到“展儿”，说展儿已经在华北抗战中牺牲，当时没有告诉您老人家。当时批亡国论和速胜论，重点是亡国论，亡国论很盛行，速胜论是次要的，一个平型关，一个台儿关大战，根据这两仗就发生了速胜论。八路军刚到边区时百姓也流行速胜论。前者是机械论，后者是唯心论。我当时还动员一个说书的老先生，叫王尊山，他不仅能说，还能编书，他就编了个书段，设立了两个人，一个叫张二楞，一个叫李小胆，张二楞是速胜论，李小胆是亡国论。很受欢迎。文章里有一段，叫“问题的根据”，“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帝国主义的日本进行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都在这里。”从实际出发，将特点全抓住了，一方是帝国主义，一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战争是决死战争，根据这个，说双方的优缺点，有四个对比，一是敌强我弱，日本帝国主义政治组织力，经济力量都远超中国。二是敌小我大，日本土地少，中国土地大，人多，第三敌退步，我进步，这条太重要了，日本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没落的，列宁的定义，中国已经产生了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中国在进步，这点非常重要，如果在以前没这条，也大不相同，抗战是在建立新中国，不是恢复旧中国，建立民主的、人民的新中国，这时的共产党已经过两次失败而趋于成熟，一是陈独秀，一次是王明，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开始就是毛主席指导，毛主席指导没犯过错误，一直是正确的，英明的，党成熟了，且锻炼出一支有坚强战斗力的军队。四是敌寡助，我多助，过去有句话叫失道寡助，得道多助，中国是正义战争，所以得到世界人民和许多国家的支持。四项对比，总结十个月的经验，引证出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敌人进攻，我们防御，第二是相持阶段，第三是反攻阶段。最艰难、最关键、最长的是相持阶段，相持阶段是我们由弱转强，削弱敌人的力量，增强我们的力量，相持阶段的后期我们力量逐渐地超过敌人，形成最后的反攻阶段。这三阶段，看了后心里豁然开朗。如何打法，总体是采取人民战争的路线，军事离不开政治，说了三个辩证关系：第一是持久中的速决战。战略上是持久战，战役是速决战。第二是外线中的内线，整个敌人是外线，我们是内线，如我们采取主动的进攻，则可以反过来。第三是防御中的进攻，第一阶段我们是防御的，但战术是我们要采取进攻，不是单纯防御。落脚点，兵民是胜利之本。国民党是单纯军事路线，他是脱离群众的。毛主席军事著作，全世界都学习，五大军事名著，有人说《论持久战》名列其首。当时感觉是五体投地，以前对毛主席是敬仰的，但不具体。《论持久战》太高明了，所以《论持久战》一直到不久前我还经常重读，重读时我是把它当哲学书来读的，它从实际出发，辩论地看待各种(关系)，比如持久中的速决，外线中的内线，防御中的进攻，这是军事辩论法，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军事学。毛主席讲过，我们的战略战术是敌人不能利用的，资产阶级不能运用。这里我讲一个故事，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有次蒋介石见了叶剑英，叶那时是八路军的总参谋长，说你们红军、八路军长处是打游击，以后国军也要学习游击战，就在庐山脚下开了个训练班，专门请叶剑英来讲游击战术，叶就讲了，以后国民党派一些军队到敌人后方打游击，但打不成。因为他脱离群众，都失败了，有部分后来当了汉奸，变成伪军了。

　　1940年，毛主席又出一本书，《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是解决军事路线，《新民主主义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路线，系统地、完整地论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从直接的意义上来说，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污蔑共产党的反共言论，(他们)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另一个是指导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就是按照《新民主主义论》来执行的。我在晋察冀边区，那时彭真是书记，聂荣臻是司令员，就是按这个执行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首先确定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是关键，各革命阶级，这里包容性比较大，包括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对蒋介石也没有明确排除在外，排除在外对统一战线不利。但是，各革命阶级，暗含了一层意思，你要革命就参加进来，你要不革命，那就要考虑考虑。经济上，现在是减租减息，将来要以必要的形式实行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的话。同时，大银行、大工业归国家所有，当时没有提出落收官僚资本，当时搞统一战线，不能说，这是用的孙中山主持的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里的话，同时保护民族工商业。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到现在我们还用这个(提法)。《新民主主义论》一出来，(我的)思想马上又提高了一个层次，抗日战争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阶段，并不是仅仅打走日本鬼子，这点在思想上非常明确了，个人体会是非常大的提高。

　　抗战中提“减息减息”，老实讲“减息”没有太提，因为你减息，他就不借给你钱了，所以后来不太强调这个了。群众的生活也主要不能靠借贷，根本问题是减租。土地改革改为减租，我开始认为是个很大的让步，后来真正做起来，感觉到减租的意义非常重大，这给地主留了一定的余地，团结地主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一些开明地主，这是必要的，减租减息，还要交租交息，这些都向群众讲清楚了的。但是，通过减租斗争，农民翻身，夺取了政权，根据地有个政权问题。政权在我脑子里分两个层次，一个是上面的政权，晋察冀边区，边区下边的专区，专区有专员，县里有县长，这个问题都不大，因为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这都是八路军派的，聂荣臻派的，彭真派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和共产党友好的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间份子占三分之一，留一步分中间份子，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边区政府主席叫宋劭文，宋劭文解放后当国家计委副主任，他原是地下党，后被捕，出来后面目改变了，当山西五台县县长，阎锡山任命的，因这他有这个身份，所以让他当边区政府主席。实际上他还是秘密党员，聂荣臻单线领导。副主席叫胡仁奎，胡仁奎表面上是国民党，实际上也是我们秘密党员，抗战中间蒋介石让晋察冀派人去汇报工作，就派胡仁奎去了。胡仁奎汇报后就回延安了，解放后胡仁奎当外贸部副部长。另外还有些开明士绅。上面的好安排，关键是基层，广大农村谁掌权，八路军在，老百姓知道八路军向着穷人，但是见了地主还是有些害怕，减租他们叫恩赐减租，农民不愿意亲自跟地主交涉少交租子，让上面派的干部跟地主去说，不愿撕破脸，这时就要发动群众，我做减租工作不少，发动群众就是“要翻身先翻心”，在农民中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过去地主有个说法，我要不让你租种我的十亩地早把你家饿死了，农民也有这样的说法，我要不租地，我自己没有地，我吃什么?人家租地给我，对我有好处。农民搞不清这些问题。谁养活谁?土地是天生的，是农民费力留汗种出粮，背上口袋送到地主家去，谁养活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劳动价值论或剩余价值论的一个通俗说法。你跟他讲剩余价值论他搞不清楚，你说谁养活谁，这个能搞清。当然严格从科学意义上来说，地主剥削不能算剩余价值，只能算剩余劳动。“要翻身先翻心”，翻心之后，农民就理直气壮，要农民自己跟地主去讲理，要撕破脸才行，不跟地主撕脸不行。地主也有各种鬼花样，有个地主，开减租大会，他就拿出一盘小磨子，说我为什么成为地主，是因为我的祖先特别勤劳，除了种地外还磨豆腐，赚了钱，所以地多了，你们的祖先种完地就睡觉去了，所以减租好象是不大合理的。这个时候就跟农民开会，向地主算账：你磨豆腐，一天能磨多少?一天能挣多少钱?磨上十年、五十年、一百年，能买多少地?为什么你现在有二三百亩地?值多少钱?是磨豆腐磨出来的吗?这样把地主驳倒了。所以要通过减租，把农民思想转过来，然后在减租斗争的基础上选举，把政权拿过来，光选举不顶事，西方人将选举说得天花乱坠，你要不经过斗争，那选票还是地主占优势。群众翻身翻心后，农民能够自觉，基本群众掌握了政权，那时搞统一战线，不用阶级的提法。所谓基本群众，就是贫农，贫下中农，中农，还有小工商业户。没有基本群众掌握政权，过不了相持阶段。后来敌人开始扫荡，后来都不得不退出，他是以小国凌大国，不可能驻很多军队，最后实行碉堡政策，加上伪军汉奸，相持阶段最艰苦的时候，如果是地主掌握政权的村，最后都倒向日本人，坚持不住，要掉脑袋的，地主不可能坚持。各地维持会长都是地主，不会是穷人。只有穷人，基本群众掌握的政权，才能在相持阶段坚持。动员参军也好，交纳公粮也好，照顾伤病也好，侦察敌情也好，给八路军引路也好，所有这些，没有基层政权的变化是不行的。另外，基层政权巩固的后果，地主的生活也能维持，但比农民高不了很多，所以地主很多卖地的，农民买入土地。过去我有些统计材料，我搞农业税，做过调查。所以到47年土改的时候，老区的老百姓说土改是“割封建尾巴”，因这减租以后地主的地大部分都卖掉了，土改仅剩下尾巴了。减租政策，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看不到这些的，书上没有，我说的是亲身体会。

　　抗日战争说到这里，解放战争不说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