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上古时期,黄河泛滥,洪水暴发,当时的炎黄部落联盟首领舜指派鲧治理洪水。鲧采取传统的“水来土掩”的封堵治水方法,结果水势太猛,根本堵不住,水患越来越严重。于是,舜处死了鲧,并委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经验教训,独辟蹊径,采取了主要依靠因势利导的疏通治水方法,结果治水取得了成功,为上古人民基本根除了水患;禹也因此获得了人民的信任,成为了舜以后黄河流域部落联盟新的领袖。这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大禹治水”的故事传说。
不但在水患治理上,而且在任何其他领域,对待问题都有“堵”与“疏”两种方法;前者可以暂时抑制住问题的消极方面,但没有抓住和根本解决问题的主要矛盾,只能一时地扬汤止沸,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类似于中医中的“治标”;而后者的“疏”则是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矛盾,并加以根本解决,从而彻底杜绝后患,使事物的发展方向完全转向积极方面,这才是中医上的“治本”之法。
我想,在安邦治国上也大抵如此,同样存在“疏”与“堵”两种根本的治国方略。面对大量存在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对之是视而不见,加以掩饰,拼命封锁消息,从而“防止消息扩散,事态扩大”,还是勇敢地直面问题,找出问题背后的真正深层次原因,加以彻底根治呢?很显然,前者“堵”的治国策略只是削去了问题的枝叶,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掩耳盗铃式的方法,而只要问题的主要矛盾没有解决,其枝叶就迟早会重新生长出来。因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矛盾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如果仅仅削去其几片枝叶,而不伤及问题的根本,矛盾只会继续潜伏、滋长,量变完成之后就会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对整个国家而言,长此以往,就会积重难返,其后果将是致命性的。因此对于问题的解决要采取釜底抽薪的“疏”,而不是扬汤止沸的“堵”;并且解决问题要越早越好,病情的初期只需要打个小针,吃点小药就能痊愈,到了病入膏肓之时恐怕就只得“壮士断腕”了;然而即便是壮士断腕也得“当断就断”,因为这样虽然痛苦,但总好过于王朝倾覆、人亡政息吧!
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军事实力迅猛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一定增长,是苏联真正能与美国“两雄相并”的全盛时期;但是勃氏当政时期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普遍存在,且非常深刻,贪腐横行、特权严重、穷兵黩武,但是勃氏对待这些严重问题采取的不是“疏”,而是“堵”的解决方法;问题出现之后不是找出问题的根源,从源头治理,而是用行政手段压制住,求得维持社会表面上的稳定就以为万事大吉了。自己的儿子、女婿犯法,也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开脱;为了维护所谓的“干部队伍的稳定”,就推行事实上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从而使得苏联的干部特权问题愈加严重,雪上加霜。这些都是力图在用“堵”的方法解决问题。结果纸当然是包不住火的,被暂时压制的苏联社会各方面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虽然勃氏执政时期问题还没有爆发,但这些问题却变本加厉地传给了后继者,最后苏联的各种问题积重难返,再加上西方势力和“第五纵队”催化剂般的蛊惑煽动,终于使得红色巨人轰然倒地!
我们东大许多方面与当年的苏联类似,恐怕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同样是用“堵”的方法,所谓“维稳”压倒一切,但我想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安乐是通过解决问题、处理矛盾实实在在做出来的,而不是“维”出来的,通过“维稳”的手段即使能够出现一时的稳定,那也只是虚假的表象,问题和矛盾依然潜伏在那儿,只要没有根本解决,就像定时炸弹一样是迟早会爆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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