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看病贵的时代渊源

一个老话题——看病难看病贵（下）

　　设计精英为信守WTO贸易条款，积极迎合国际资本到来，就必须向国际资本看齐，口说无凭，必须要见之于行动。

　　于是，国内外医药资本在设计精英密切配合和默许下，未经几个回合便顺利完成了各类“先进”设备、检测手段扎根中土；医药原财料控股中土药业生产厂家；医院“现代化”西式改造升级获得成功；工作人员以职级竞争定荣耀、定酬资、定权威基本成型。

　　整个医药市场化顺利开启，从原材料供应到器械设备、药物研发、生产包装、产品推销、临床应用一条龙与国际医药资本接轨，并制定相关条文及法律法规与之保驾护航。

　　对利润簿的国医、与民让利的底层医疗机构不甚感兴趣，说他们资质不够，就堂而皇之在装备、资金、药物、人员、技术、定价等配置给予另眼相看，使之无法正常运转，间接剥夺他们常规的处治权和生存权。看病贵就这样开始了。

　　看病贵与原材料供应商有一定关系。

　　国内外医药原材料供应商即医药原材料资本家，他们通过设计精英的市场准入，绝不是来搞慈善，更不是来普渡众生的。他们是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以市场化规律不接受任何干预与监督，全面主宰着能与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医药资源市场化配置权、定价权。

　　设计精英虽为之策划了许多条款及监管措施，实践证明，没能管住他们头顶国际资本、国内资本头衔是受国内外法权保护的事实。资本大佬们才有了随心所欲地动用一切手段，对市场配置和定价。比如，政府要求他们对药业生产厂家怀仁慈之心，以低成本提供原材料，以民众需求提供原材料。然而，资本大佬们却以最高利润配置给制药厂，对获利低，能治病的原材料卡勃子，不配或低配给制药厂，使制药厂只能按它们的意图生产。

　　看病贵与药械供应商的关系。

　　众所周知，本土药械基本停止研发生产，绝大部分都是外来药械垄断着本土大小医药市场，其进价由外资说了算，中间还受进口商、企事业经办方（人）暗箱操作，有些药械本就廉价，经由多个环节操作后就变成了黄金价，最后会转移到消费者头上。

三、看病贵与药物研发、生产厂家的关系。

　　过去药物研发与生产全由国家统领，要研发什么？生产什么？是由国家按计划下达给研发机构和药物生产厂家，其质量、定价全由政府控制，并且重点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所以，全国药价、质量一个样，不存在假药充斥市场，不存在乱七八糟的“药物黄金价”，不存在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和乱派药现象。如磺胺类、霉素类、解热止痛类、激素类、止血类、止咳平喘类等等药物中的磺胺嘧啶、磺胺噻唑、磺胺胍、土霉素、四环素、庆大霉、红霉素、金霉素、氯霉素、青链霉素注射液、油脂青霉素、仙鹤草、维生素K3止血片、甘草片、麻黄素片、咳必清、可待因、杜冷丁、强的松隆、索米痛、安基比林、保太松、复方阿斯匹林、阿斯匹林、解热止痛片、去痛片、非那根、鲁米那、扑尔敏等等，既实惠、作用强、见效快又疗效持久，价格合理，能治大病的这些药物，真正为民所想，为广大民众身心健康服务，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后来，这些机构为适应经济社会需要，被转制为头顶“国有”的私营企业。这就决定了它们的研发、生产，重点是为生存而发展，为自身利益不得不去参与市场经济竞争。

　　既已投身市场，利益肯定高于一切，赚钱就是最大目标，要赚钱，就离不开多种方法和手段。

　　1、以中西合璧医药理论给民众洗脑，让其逐渐形成理解、适应、跟上它们口中的中西合璧之医药理论才是当代最科学、最先进的医药理论？

　　2、将过去民众十分熟悉且价格统一的所有药物品种，暗地将之列为过渡药品使用？然后，在设计精英与药物研发、生产企业的共同努力下，阴毒地将那些最适宜民用药品中的富含很高价质的某些药品如索米痛，青、链霉素，ABC、磺胺类药等，或拆解其成分或改变其含量、或拆解成几个品牌，与之贴上“新品种”标签，然后冠以西洋韵味十足的药名，去申请新品牌专利，设计精英对之也是唯唯诺诺，高兴之余，凡带“新”、“洋”、“仿制品”通通放行，并给予保驾护航。

　　多年前，医药总局局长郑筱萸就是与之同流合污，有意放纵，并收受贿赂几百万元被判死刑的。许多所谓“新品牌”治疗效果远不及原品种，其标准也许较安全不会治死人，但对赚钱特别有利，就成为时代的宠儿。

　　他们为什么要将那些长期被临床证明，完全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各类药物，或一个品种分解成多个品种，或将原品名变更成另一个药名，或将仿制产品、进口产品列入创新产品？关键在于能湖弄社会，欺骗民众，几十年让民众多掏无数看病冤枉钱，至今还找不到为什么？

　　说实在话，自九十年代起，至今公布的新产品，种类之多己数不胜数？他们真的有那么大的神通？仅30多年就能开发出那么多名目繁多的新产品？稍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理解，除了它们自己不会相信，几百年历史也会证明，天下是没有这种奇迹的。即使要开发一个新品种？没有几年或更长的时间是不可能的。

　　他们为堂而皇之推出他们大跃进似的“新产品”上市。

　　一方面要加大自我醄醉和宣传，二要依仗西洋医药理论吓唬人，三要精致包装，四要用中西合璧手段去找出淘汰、禁止老产品的理由。

　　它们的理由有四个，第一，借西方某国某医药教授、专家、学者之口“判定老产品副作用大”。第二，说老产品易引起过敏反应，如青霉素、链霉素、四环素、土霉素等。第三，将某些药品如可待因、杜冷丁、麻黄素等列入禁毒范筹而禁止普通民众使用。第四，进口药、救命药，对某些病有特效的药物限定级别或范围，一般情况下，仅市级以上医院所指定的专业人员才有处方资格。个别特殊的禁用药品如镇痛的杜冷丁得通过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才能使用于病人。

　　综上根本原因，在资本与设计精英们的共同作用下，方便大張旗鼓涨价。至于怎么涨？由市场说了算，或者真的让他们做成了当代“黄金有价药无物价”的神话。

　　又比如，过去全国如上海、武汉、广州、成都、北京、沈阳、兰州等生物研究所，所研发的各种疫菌苗都是免费服务民众。如麻疹疫苗、流脑疫苗、乙脑疫苗、百白破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结核卡介苗等等。即使其中研发的少量收费疫苗如免疫球蛋白、丙种球蛋白、白蛋白、狂犬疫苗等等的配置、定价都是在政府指导下向广大人民倾斜的，普通百姓急需是买得到也买得起。

　　进入市场化后，除政府出钱指派的用于公共卫生事件的疫菌苗外，面向全社会的所有疫苗、菌苗及其它生物制品基本都是有价疫菌苗，并且都是高价疫苗，有的几乎高得出奇。当下，普通百姓想买是买不到的，由于价格过高也是买不起的，基本成为了有钱有权群体的专利。

四、看病贵与医药代表、住院护工的关系。

　　所谓医药代表就是药贩子，也就是专干转手买卖的行当。这类人通过关系或者本是制药厂人员，以出厂价或药厂给予照顾价采购或代为药厂直销医药机构，中间环节实际由药贩子较出厂价高出许多的价格，转手卖给医药机构，药贩子会从中牟取暴利。当然，药贩子所得暴利不可能一人或几人独吞，他们必须得将所获暴利分出相当一部分回报药厂和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在这样的操作下，出厂价只几角或几元几拾元的一个药品就变成几元几十元几百元或更高价格。最后这些被转手多次的高价药品，全由老百姓买单！

　　住院护工产业，不知是从国外引进或本土新兴，反正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它是附生在医院的，凡住院病人无论有无亲属陪护，有的医院为保护与医院互利的护工，专门规定不允许亲属陪护，住院病人必须由护工陪护，其收费由护工喊价，无形中又给住院病人增加了一大笔治疗外的费用。

五、看病贵与医疗机构的直接联系。

　　1、精英为信守WT0贸易信条，首先将国内原有的医疗体系改为财政全拨、差拨和自收自支三种类型。同时准许私人办医，无论江湖术士、业外人士、国外资本，甚或是兽医只要擅于攻关、把握时机就可获得主管部门批准，允许参与医疗市场一切活动。紧跟着就是医疗机构转制、改造和升级，工作人员以职称定岗、定权、定利的“三六九”等等级认可。并助以执业医师法和其他配套政策的一箭多雕，无耻的门槛费，住院限时，超时重新入院等等，是过度检查、过度用药、过度医疗和坑害民众、推高收费标准及乱收费的依仗。

　　经此一变，过去圣洁无瑕地为“救死扶伤”而荣的白衣天使，被迫放下道德底线，昧着良心，捞衣卷袖，踩着弱势群体的命门去参与医疗市场化竞争。

　　自从医疗行业全盘私有化的成功开启，终算圆了精英的向西梦，其收获可谓成果丰硕。

　　成果一，终于博得了西方对中土市场经济的认可。

　　成果二，顺利甩掉了自建国以来，从原材料加工到药业生产、出售，再到临床使用的全链条，都是由国家有计划地投放资金的公有模式转制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私有市场竞争模式。

　　让那些旨在为民生谋福利的行业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没有靠的就自生自灭。

　　成果三，仅此一甩，过去整个医药系统，从原材料供应、药物研发生产、临床治疗等的发展、运作基本由国家注入资金。现今只有少部分承担公共卫生的机构为财政拨款，其余大部分医药卫生行业都与政府财政脱钩。如此一来，每年给政府节省或者叫创收至少几万亿资金。

　　成果四，精英们虽然给予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优厚条件和环境，也制定了许多法条、政策、证件、标准、监测、监督、“科管”等手段予以授权、扮证、保护和准入。但这些优厚条件不是白给的，管理手段也不是用来吃素的，虽然每年对所有医疗机构免税，但对那些名目繁多的如达标、升级、监测、检查、验收、人员入职、报名报考、职称晋升、扮证、认证、管理等等的一大笔收费是免不了的。对医药企业不但要征税，还要接受各种监测、监督、样品抽检、证件核审等等的收费。这难道不是设计精英又一笔无法统计的巨额创收吗？

　　为什么说执业医师法及其配套政策起到了一箭多雕的作用？

　　笫一、根据此法及配套政策，凡执业者必须经政府批准，合法持有“执业医师证”、“护士证”、“注射证”、“药师证”及其他相关“上岗证”上岗。从此，这些人就有了合法处治求诊者的话语权、主宰权、支配权。

　　执业者们在法律和配套政策框架内，一是要接受执法机关和民众监督，就必须一丝不苟地按诊疗程序对求诊者“先缴钱后看病”及各项细微的检查、化验、B超、X光、CT、脑电、心电等等，即使小伤小病或者感冒、咳嗽之类也必须进入这些“正规”程序或额外的新创程序。二是，只要按常规程序或医院自创程序对求诊者做应该与不应该的各项检查，都是合理合法的，收费也是合理合法的，并将检查报告、病历、诊断、治疗、日期等入档。一旦出现医疗责任事故或医疗技术事故，这些存档资料随时可供站在“公正立埸”的执法机关和求诊方查证、调解或打官司用。这些资料不但是事实佐证，更是执业者守法执业和索取求诊者钱财的保护伞。

　　4、精英们这种面上严苛医疗执业设计，给民众有法可依的监督发言权？另一面则演绎着保护、支持执业者尽可借题发挥，或坑民、害民，或谋生存、发大财只可运作不必言传。即使民众心里明白又无可奈何，当与之发生了医疗纠纷，又不得不进入他们设定的游戏规则，首先必须经由他们在县级以上所设置的各级“专家小组”鉴定？这个小组它会“公正、公平”地按国际贯例对医疗纠纷进行处理？若解决不了？就可去本土各级法院起诉打官司，两家谁胜谁负？人们心中一定有数。若本土官司赢不了，就让你按国际贯例上海牙法院去告状？

　　这种设计，这种玩法，不但可取光于国际贯例、医药行业、平头百姓，还落得一个“为民”办事的好名声，的确太高明？近半个世纪都未被人们所悉知？！

　　202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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