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全国一卷高考作文命题的探讨中，一种观点引发了争议。该观点批评高考作文题将老舍、艾青、穆旦等作家的作品意象并置，认为这是对苦难的浪漫化处理，是对历史的温柔阉割，抹杀了作家们真实的人生遭遇，认为高考作文命题回避了作家们在特定历史时期遭受的苦难，将这些沉重的历史记忆简化为励志素材，忽略了痛楚的根源、坚守的代价和希望的破碎。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群大肆炒作所谓“历史苦难”与“文人悲剧”，甚至不惜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发展污蔑为一部“知识分子被迫害史”。这种论调看似在为历史“发声”，实则是别有用心地歪曲事实、夸大个别现象、抹黑新中国的文化政策和社会制度。老舍、艾青、穆旦等人都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与受益者，他们的创作在新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重视，个人的某些坎坷也不能被无限上纲上线，歪曲成所谓“体制性压迫”。这种片面化、极端化的叙述，其实正是以偏概全、颠倒黑白，是对历史真实的蓄意篡改。
况且，高考命题的初衷并非要学生在考场上对具体历史事件做全面考证、给出简单定性，更不可能在有限篇幅内还原复杂的历史细节。简单把命题意象与个别作家的悲剧经历划等号，既忽视了命题作为思考切入点的功能，也给学生写作增添了不必要的思想包袱。在教学实践中，应将那些意象与具体历史背景、与新时代的发展成就和时代责任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有限文字内展开辩证思辨，而非因意象的情感冲击就否定整套命题设计。
在高考作文的考试场景中，学生不可能也不应要求详尽呈现老舍、艾青、穆旦等作家的具体遭遇及所有历史细节。但这并不意味着命题本身与这些悲剧必须捆绑：恰恰相反，应当从更宏观、更开放的视野来看待作文考题的价值。面对“开不了口”“嘶哑歌唱”“带血拥抱”等意象，学生可以不去考场上罗列文革或反右的来龙去脉，而是借用隐喻或概括式表达，将这些意象引向更具普遍性、更贴近现实、更指向未来的思索：把“开不了口”看作对言论空间的警醒，联想到任何社会环境中都需警惕权力失衡可能带来的压抑，从而进一步联系新时代法治建设、公民表达权的保障；把“嘶哑歌唱”视为在磨难中仍保持信念、继续奋斗的隐喻，再联系新时代以来脱贫攻坚、科技创新等现实成就，凸显社会主义制度在吸取历史教训后不断自我完善的能力；把“带血拥抱”理解为对革命先辈牺牲精神的敬意，并在当代语境中探讨如何将这种精神化作对人民福祉与社会公平的实际关怀和探索。如此阐释，既尊重历史真相，也不要求学生在考场上复述繁杂史实，而能突出意象指向的普遍价值与时代意义，从而避免将命题与个人遭遇的悲剧简单绑定，同时使高考作文成为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维、结合社会主义实践与现实成就进行深度思辨的契机。
与此同时，需要认识到老舍、艾青、穆旦等作家的晚年遭遇具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不可简单归结为“新中国制度全面失败”或“谁斗倒谁”。老舍在1966年前后所经历的批判和身后悲剧，发生在特定政治运动的氛围中；艾青曾因诗歌创作和社会言论受到冲击，也与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有关；穆旦被划为右派，晚年生活艰难，这既牵涉早期政治运动的决策存在的落实偏差，也反映那一阶段制度探索中的坎坷。把这些悲剧仅视为对新中国本质的全盘否定，忽略了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更未看到此后制度在吸取教训、推进法治和体制完善方面持续做出的努力和成就。事实上，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经过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再到近年来脱贫攻坚、科技突破、法治渐趋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显著成就，展现了制度的优越性和自我纠错的能力。把个别历史阶段的错误视为否定整体，就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也容易让学生陷入片面悲观或对立。
更应强调，新中国一直尊重和重视知识分子，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因此将某些个别历史片段无限放大，并借此恶意丑化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待遇，是断章取义、别有用心的行为。我想问这些拿历史片段做文章的人，闻一多怎么牺牲的？海明威为何会自杀？又是谁毒害了聂鲁达？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晚年遭遇你们又为何只字不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闻一多因公开批评国民党而遭暗杀，暴露了旧体制对民主进步人士的残酷打压；在资本主义社会，海明威的战争创伤与心灵困境折射出制度缺陷，聂鲁达在独裁环境中的离世才是真正揭示了资本主义畸形体制对思想与创作的深层伤害。一些断章取义的历史片段不该用来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的切实关怀：党和国家实行尊才敬业政策，鼓励学术创新，保障言论与研究空间，不断完善支持机制，提供稳定发展环境。正因为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优待和保护经得起历史考验，那些基于少数片面事件的丑化论调才暴露其恶意用心。把不同制度下对思想自由压抑的现象一并纳入比较视野，才能帮助学生全面理解各类制度在文化创造和言论保障方面的异同，从而更清晰地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在吸取历史教训后自我完善所带来的深刻优势，而非被无端指摘所迷惑。
在教学中，应提供必要的历史背景介绍，帮助学生理解那些意象与作家遭遇背后的时代条件，但不必拘泥于细节罗列。课堂上可简要呈现老舍、艾青、穆旦等人的生平遭遇，让学生不至于对意象产生误读或过度联想；更要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既尊重事实，又分析其产生的复杂社会经济条件与政治环境，从而避免将个别事件简单化。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把意象放回当代语境，用隐喻或概括方式展开思辨。通过这样的思路，学生在高考作文中无需详尽史实，就能体现对历史教训的尊重、对现实成就的关注、对未来使命的思考，进而在评分标准所要求的结构和语言上达到要求，也彰显出对新时代的责任感和信心。
总之，把高考作文题与老舍、艾青、穆旦等作家晚年遭遇简单捆绑，并据此批判命题，不仅误解了命题设计的初衷，也给学生写作增加了不必要的思想负担。更科学的做法是在教学中提供必要的历史脉络，引导学生理解作家遭遇的复杂性；同时结合新中国不断自我纠错与发展成就，用隐喻或现实案例把文学意象置于时代脉络进行辩证思考。这样，既不回避苦难真相，也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自我完善能力，让高考作文成为学生真实表达与思辨能力展示的舞台，激发他们对历史责任和社会使命的担当，而非陷于对命题与作家遭遇纠结的思维陷阱之中。
【本文为作者投稿，作者：嗣文，硕士就读于澳门科技大学，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双峰县青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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