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书：无意中撞开了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门

　　这些天，中国人被汹涌而来的数十万“TikTok Refugees”给惊艳了。作为数字难民，他们痛斥美国精英和政府散布仇恨、干预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说他们“烂透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教员的这句话，与《共产党宣言》中的“资产阶级……将首先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这句话，实际上异曲同工。

　　在极右翼思潮的肆虐下，共产主义遭到普遍鄙薄，仿佛沦为了少数激进哲学家的梦呓。例如齐泽克每逢大事发生就会重复说，唯有共产主义才是当今人类唯一的救赎之道。

　　共产主义是什么？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所谓自由人，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就是白天捕鱼打猎、晚上从事批判的，拥有多重身份又不被劳动所异化、在劳动（实践）中享有自由的人。

　　用今天的话来说，自由人就是打破了身份政治，实现了身份平等的人。在新媒体、数字技术的时代，成为自由人意味着，数字技术成为公共物品，而不被少数寡头所控制，人们从监控、监视中解放出来，成为自觉的、平等的、互惠的人。就像（上图所示的）这位晒工资的美国技工，对自己的职业、身份是自足的，而不必觊觎他人。

　　在全球混乱加剧的黑暗时刻，数字难民却像一道朝霞，照亮了未来。这个未来就是全人类的共产主义。数字技术既可能带来奴役，也可能带来解放。但数字技术的公共物品性质，注定了它的平等诉求。

　　正如《平等机器：数字技术创造美好未来》一书所指出的，数字是全人类的共同资产，而不应该被某些平台所垄断：

　　我们必须将技术视为公共物品。我们现在收集的大量数据，及这些数据带来的技术飞跃，应该被视为公共物品。人工智能通过汲摄取海量信息而不断进步，这些信息与我们的自主自我相关，涉及我们行为的各个方面，从健康、基因到图像、声音和认知。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挑战由少数公司主导和控制数据提取以及由该数据投喂算法的现实。通过对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的研究，笔者发现，知识和创新是共享资源，是经几代人共同努力而发展起来的，我们也应该共享而不是垄断这些资源的利益。

　　与共产主义相对立的，是国家主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对立，它们是孪生兄弟。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目标：个人自由。但极右翼不仅对共产主义泼污水，也向自由主义民主发出挑战。

　　极右翼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盗窃了数字这一公共物品。他们普遍擅长利用新媒体，蛊惑社会大众。在《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一书中，作者哈贝马斯不无忧虑地指出，新媒体可能对政治公共领域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新媒体平台通过获取用户的数据，以服务于自身的商业利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个人数据的收集正是在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之名义下进行的。哈贝马斯说，“这样一来，在算法的控制下，社交媒体也促进了生活世界背景的商品化的进一步推进。”

　　“生活世界”的商品化，与资本化、殖民化，其实都是马克思所说的奴役、异化。新媒体制造了一个“监控资本主义”。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下，人们普遍变成不宽容。但人们并不知道，这是“大他者”带来的。表面上，“大他者”为我们提供了展示自身的平台，实际上它们不过是为了维护自身系统的封闭性，它们让我们的生活陷入了“被中介”的困境。

　　《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的译者蓝江在译后记中写道：“我们拿起手机或打开电脑打开应用那一刻，我们已经被手机或电脑的应用界面所中介了，那个手持手机的我，那个在电脑屏幕前敲击键盘的我，不是以现实的身体，而是以在线注册的账号参与到数字媒体的各种应用之中，倘若没有那个注册账号，我们根本无法参与到数字公共领域中的任何行动。”

　　上面这个截图说“小红书”被下架，信息是否属实，我不知道。但不管属实与否，我们都应该知道，目前的我们仍然处在信息不平等的“数字鸿沟”中。我们的生活“被中介”了。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哲学家们为何要维护共产主义了。

　　“TikTok Refugees”涌往中国的新媒体APP，有可能影响美国的大法官们对是否禁止TikTok的判决。他们有可能维护数字寡头们的利益：美国的韭菜，应该继续留在自己的土地上。

　　拜登在总统告别演讲中，特别提到，由少数富豪组成的寡头集团正在美国形成，它必将威胁美国的整体民主和个人的机会公正。

　　谁能料到，口口声声说要“言论自由”的川普-马斯克组合，恰恰是谎言的批量制造者？哈贝马斯将川普的上台看成数字媒体下商谈伦理衰落的一个征兆，而这个征兆的另一个表象就是人们之间普遍的不信任。我们进入了一个“后真相”（post-truth）的时代。

　　解铃还须系铃人。但真正的“系铃人”其实是无数自觉贡献数据的人们。正如“TikTok Refugees”代表了“美国人民”，选择了川普-马斯克。

　　因此，共产主义是个人普遍觉醒的事业。是对“系统”进行解构，以实现“生活世界”的自洽。

　　数字的虚拟世界吸食着当下人类。因此，数字技术变成了系统监控和自我规训的工具。人们只有从中走出来，才能返回到伦理世界。共产主义不是职业哲学家们的事业。

　　在新媒体时代，所有人都成了数字、信息的输出者、书写者，这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是哲学家，也是自身的解放者。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新媒体时代，这样的抵抗姿态，也是所有人走向解放的先声。没有人应该成为这个新时代的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