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同志是空军飞行员出身，他的文章风格始终保持一种战斗姿态：敏锐，犀利，快捷。
在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郭松民是一位冲锋陷阵的猛士，旗帜鲜明地捍卫着社会主义价值观，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资产阶级本质。读他的文章如饮烈性美酒，不遮不掩，痛快淋漓，赞所当赞，批所当批，这本新书《电影的智慧》也是这样。
如：“天空终于开始飘下雪花，余国伟在目睹了曾经作为他生活全部意义的工厂在‘整体爆破’中灰飞烟灭之后，上了一辆公交车，但这辆公交车却熄火了——车上并非余国伟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
又如：“之所以是‘鸡血’而非‘热血’，不是因为它歌颂了英雄主义——英雄主义永远都是需要的，今天更加需要——而在于它将英雄主义的来源，解释为对美国的模仿……”。
文艺批评从来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反映着特定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判断，特别是对于电影这类综合性艺术的批评，尤其如此。
从文艺史的角度看，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整体分化，还是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论争，都是这样。表面上的艺术主张不同，其背后都是政治立场的表达，是审美判断话语权的争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所谓的“纯文艺”从来就没有纯过，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的人从来就不存在。
再往远处看，在中国诗歌的历史上，正面和反面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单纯的形式追求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文学需要的真正价值。
诗三百，《风》居首，《风》的文学价值高于《雅》《颂》，大概是没有争议的。从内容上看，《国风》中除少数篇章是关于爱情的欢唱，基本上都是当时人类生存境况与底层苦难的歌哭。
从艺术形式上看，《小雅》之委婉奇巧抑扬顿挫并不低于《国风》，但古人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修辞立其诚”。所以“文附于质”成为那时就已经公认的艺术经验总结。
我国自《诗经》以降2000多年来出现过的“诗序”“诗品”版本不下几百种，为什么明明是民间老百姓男欢女爱的描写，明明是对劳动妇女的赞美，偏偏有人硬要解释成“后妃夫人之德”?因为这样一来才符合贵族精英的统治秩序，他们自己也就成了香火永续的主子，“诗”就变成了“经”。因为这就是审美判断的主导权，是想给后来者“立规矩”。
理解了这些现象及其背后的逻辑，就明白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
从这个意义上，我高度认同郭松民同志，他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树立了一个标杆。同样当过兵的我，向他致以战士的敬礼，也向出版社表示深深的谢意。
曹征路于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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