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评：到了必须严惩汉奸和卖国贼的时候了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辉煌而又坎坷地走到了今天。时观今日的中国，改开的大旗三十多年来在空中飒飒招展，虽然取得了世界第二的经济体成就，但也在麾下糜集了众多大小不等的汉奸卖国者，且其汉奸卖国势力已成气候，出现了各种汉奸卖国群体，在经济领域，以招外商引外资等为方式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在政治领域，以消弱直至消灭国有企业为目的，以民营国有企业为手段，以救美欧就是救中国的口号，甘心做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在文化领域，扶植并培养了一群为汉奸政治和汉奸经济做帮闲的文痞学霸，广泛散布汉奸言论，披着美丽的外衣专事蛊惑人心的勾当。

　　长久以来，中国上下人人言必称美国，离开美国已不会说话办事。请看，大汉奸茅于轼已成为国家发改委的座上宾，国务院改革研究中心邀请世界银行和佐利克来为中国设计改革路线图，中国耗费自己宝贵的资源和破坏了自己的生存环境成为了世界工厂，仅仅换来没有什么用处的美钞和美债的废纸，并以此为荣为乐而不疲。

　　现今的中国，承认也好死不承认也罢，中国已成为了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经济上的附庸国，文化上的殖民地，政治上处处受人打压的窝囊国，军事上中国四面受敌，已处于被美国的C型包围之下，周边四邻对中国边疆和领海噬咬不断。国内的贫富差距和剧烈的矛盾，也使得国家处于了一种危险的境地。

　　在这种危险之中，现在的汉奸思想和汉奸群体势力已远远超过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大汉奸汪精卫等人尚未敢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做汉奸，还披以“曲线救国”“亡国不灭种”的旗子为掩盖，而今这些汉奸们却是理直气壮头头是道地做起了汉奸，刘晓波叫嚣“中国要强大，就要做三百年的殖民地”，北大教授焦国标甚至叫嚣出了“带路党”的天崩地陷般的气焰。

　　观世界各国各民族，好像只有我中华才出如此数量庞大的汉奸。抗日战争中，抗战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除了抗击日军之外，很大的军力要抗击投敌的伪军，八年的抗日期间，为日寇作战的正规伪军数量超过百万，加上地方杂牌伪军，其数量超过二百万之众。甚至在日占区，小小的日军几条枪加上一部分走狗的伪军就可以统治一个县城。再看苏德之间，德军攻入苏联，在残酷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英勇的苏军和苏联人民和德国法西斯决战到底，无一人是孬种。二战胜利，苏联人民付出了四千多万人生命的代价，守住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最后底线。两厢比较，让爱国的中国人只有汗颜的份。

　　中国的汉奸代表古有秦桧，现代有汪精卫，这两人的”事迹”尽人皆知，但其“事业”也是后继有人。现其后继者不断有人以各种理由为其先师翻案，赞秦桧为促进“民族团结”的楷模，贬岳飞为破坏“民族团结”的恶人，要让已经跪了千年的秦桧该站起来了，并要为秦桧建纪念馆。

　　为汪精卫翻案，赞汪精卫是民族英雄，如果日本人统治了中国，中国早已是强国，大和民族就是中华民族的第五十七个民族。可见汉奸势力是多么猖獗肆无忌惮。现在是和平时期，在爱国和卖国的选择上，不会有性命之忧，尤其改开以来，崇洋媚外之风日盛，赞洋贬中是话语中的主流，遂使汉奸们得意其时，爱国的便冠以了保守、封闭、民萃主义、甚至“爱国贼”的帽子。这就是现在中国社会爱国使人痛苦而卖国却高官厚爵获得满堂彩的现状。

　　汉奸势力已将中国推到了危险的悬崖峭壁之上。

　　为何中国盛出汉奸，而且汉奸如此有深厚土壤，不得不使人反思中国汉奸们的前世今生。

　　中国历史五千年，在中国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始终是以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为核心，因华夏文明的进步与发达，周边的落后地区被称为蛮夷之地，南蛮北戎东夷西狄是之谓也。至春秋时期，南蛮的楚国开始强大，但是中原周王朝和诸侯国却不承认楚国的诸侯之位，楚国之君便横称以王而问周鼎。至楚国灭亡前，周王朝所封给的楚国的诸侯爵位是较低的子爵，连孔子都称楚王为楚子。但至楚庄王问鼎之后，开始尊周学礼，孔子才开始对楚国称赞有加，“春秋所外之夷狄莫大于楚，楚昭王之聘，孔子亦往拜焉。”从中可以看出，儒家文化中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原则，孔子划分夷夏的界限是文化，而不是血缘和地域。孔子推行德政，认为“中国”与“夷狄”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夷狄之邦也可以融合于华夏文化之中。子夏认为恭敬有礼的“君子”可以取得四海之内的信赖，当相亲如兄弟。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思想。

　　秦一统六宇。至汉武帝时期，连续对匈奴用兵，在对外征伐中，中国民族意识得到空前凝聚。随着儒家思想的独尊，儒家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核心，汉民族开始形成。虽然汉民族的血缘特征不强，但是以中华文化为民族凝聚剂的民族认同得到确立，并使之与强大的匈奴民族成为对立，当然在与匈奴的征伐中，匈奴的一部分也随之南迁融进了汉民族之中，也是因为这一部分匈奴接受了汉化并予以了民族同化。可见，中国汉民族仍是坚持的是“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对待原则。

　　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进入了民族第一次大动荡大融合时期。尤其是在北朝，北魏政权在魏孝文帝时采取了彻底的汉化政策。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文明又一次接纳了少数民族文明并同化之。南北朝时期是汉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是民族扩张和衍化的重要时期，它的结果就是华夏文明以汉民族融合北方少数民族的方式，消化了北方的少数民族，并将这些少数民族的威胁予以消除，不仅在人口上而且在地域上使得汉民族自身得以壮大。南北朝时期完成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之后，融进了少数民族的汉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之后经隋唐直到两宋时期，北方又先后出现了三个大的少数民族政权，辽、金、夏对北宋的汉政权再一次给予了强大的威胁。但辽、金、夏的本民族的文化比较落后，在他们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不得不接受汉制度和文化，再一次出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二次融合。

　　直到蒙古族崛起，蒙元政权一统中国。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第一次出现了少数民族政权一统中国的局面。之前虽有少数民族政权存在，但仅是区域性的，尚不足于对汉民族构成民族意识上的强烈冲击，蒙元的建立，汉民族第一次失去了全局性的和主体性的政权地位，可以谓之为亡国。面对蒙元政权的出现，元初，汉民族内出现了一次对比鲜明的“华夷之辩”。两宋时期，儒家思想出现了理学形态，面对辽，金，夏的对峙局面，程朱理学讲究正统之道、夷夏之防，内外之分、尊王攘夷，欧阳修不仅撰《正统论》，《五代史》中也将辽放于“四夷”之列。胡安国说：“中国之有夷狄，犹君子之有小人……内中国而外夷狄，使之各安其所也。”朱熹说，“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在民族矛盾向来集中的中国北方地区，在经历了辽金的长期统治之后，人们的“中外之分”与“华夷之辨”的思想日渐淡薄，汉族儒士们的“华夷之辨”观念逐渐向现实世俗主义方向发展。宋末元初，蒙古军队的连年征战和杀戮却使广大汉地生灵涂炭。丘处机在寄给他燕京道友的一首诗中写道：

　　十年兵火万年愁，千万中无一二留。

　　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

　　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

　　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

　　蒙古统治后将国人分为四等，北方汉人为三等，南方汉人为四等，盖因北方受理学正统思想弱而南方原南宋地区的理学思想强有很大关系，北方汉人随现实变化而入元。元初时在北方传授理学思想的刘因对一些人不择手段、丧尽廉耻地追逐名利时写道："多少白面郎，屈节慕身肥。奴颜与婢膝，附势同奔驰。吮痈与舐痔，百媚无不为。丈夫宁饿死，岂无需□斯。鸿鹄凌云志,燕雀安能知。二禽登寥廓,尺□笑藩篱。世态尽伥鬼，吾将谁与归。”另一北方理学家赵复曾被元世祖召见，世祖问：“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复答曰：“‘宋，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屠父母者。’世祖义之，不强。”

　　在入元的选择上，有以北方的许衡为代表的汉儒之士，诸如郝经、姚枢、赵璧、窦默等人。残唐五代以来，中国北方经历各少数民族政权更迭，北方汉人开始以现实主义态度处理民族问题，“内中国而外夷狄”的思想逐渐见弃，出现了一种“用夏变夷”的思想观念。山东发生“李檀之乱”中，涉及汉臣甚多，宰相王文统也牵涉其中。这使忽必烈加剧了对汉人的疑惧。面对“用夏变夷”的危机，也为了减轻蒙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减轻汉族的亡国的沈痛，许衡上书《时务五事》奏疏，阐述实行汉法的重要，指出：“古今立国规模”，“在得天下心”，“非行汉法不可”，“国朝土宇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责近效，不恤流言，则致治之功庶几可成矣”。

　　但忽必烈是蒙古统治集团利益代表者，他的“祖述变通，附会汉法”必然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和可变性。在汉法的实行中，忽必烈必然一切要从政治需要上采舍。在忽必烈的扶持下，以回回人阿合马为代表的“理财”权臣派逐渐形成与汉儒重臣许衡等相对立的政治势力，回回人利用了忽必烈猜忌汉人、急于功利的心理，乘机崛起，以“聚敛之才”见长的阿合马，得到了赏识与宠用，权倾一时，对许衡等的“必行汉法”予以了巨大阻碍。汉法与回回法的斗争激烈化，至终于有元一代。

　　许衡等汉儒之士无法抗拒历史的改朝换代，对于汉民族的亡国和残酷的异族统治，希望能够从治国之术上推行汉法以保存，但最终在与阿合马等人的斗争中失败。而对于北方的普通百姓来说，已经历经了数朝数代的异族统治，正如金世宗曾说：“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只能安于现实，接受了异族的统治。

　　但是在汉民族的内心里，却无忘汉民族气节，这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尤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但是因是南宋皇室后裔，后入元出仕，时人和后人便“薄其人遂薄其书”，楷书已成重要一字体，但鲜有人知楷书即赵体，也亦无独有偶，今官方使用的仿宋体，却鲜有人知即是秦桧体，不过赵孟頫还算不上汉奸卖国贼之列，但其民族气节是有问题的。

　　元灭之后，明太祖着宋濂编修《元史》，经两次编修补足，不出一年便告完工。《元史》问世后，清人钱大昕评之曰：“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 可见汉民族对元朝的态度窥见一斑。无独有偶，而在成吉思汗攻打西夏王朝时受伤而亡，至元建立，在按照中国传统修史上既修《宋史》，《辽史》，《金史》，独不修夏史，亦可知蒙元对西夏之恨，不独亡其国，更要亡其史。至今西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页空白，只留残存的零星的地下文物证明着西夏王朝的存在。

　　元代在汉人起义军的打击下，终于被明王朝所终，退居大漠以北残喘。历元一朝，虽有九十载，但留给中国历史的贡献不算多，一是元曲，二就是常被后人所乐道的疆域版图，其实从世界历史来看，元朝应是世界性的蒙古帝国的东方一组成部分，正如鲁迅所言，原来俄罗斯人做蒙古的亡国奴不仅比我们早，而且还比我们悠久。三是对汉民族的华夷之别的淡化。陆秀夫背负南宋最后一八岁幼帝赵昺投海，随行十多万军民亦相继跳海壮烈殉国!中国彻底沦为亡国，屈服于了蒙古铁骑之下。从蒙古帝国的世界视野里看，以及中国汉民族对待元史的态度看，“崖山之后无中国”并非虚言。

　　大明之后，中国汉政权再一次全局性失去，仿佛历史在轮回中重演。来自东北的女真趁明朝内部混乱，以吴三桂借兵之机，一举入主中原，中国又一次沦于异族之手。中国在清朝的统治下，中国汉族上下，无论汉儒重臣，还是平民百姓，都是处在满清的高压统治之下，稍有不满和反抗，便招致灭门之灾。“剃发易服”制度曾制造了多少“屠城”的历史惨剧。鲁迅说：“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清朝的文字狱是历史上最为严厉的时期，文字狱极端地压制了汉民族的思想，平抑和消弭了汉民族意识里的锋芒。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讲到了清朝如何篡改中国古书：“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去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颂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来。’)”

鲁迅以旧抄本《嵩山文集》之《负薪对》一篇与四库本对比，对比如下：

“旧抄本四库本

金贼以我疆场之臣无状，金人扰我疆场之地，边城

斥堠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结河东斥堠不明，遂长驱河北，盘结河东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为上下臣民之大耻，

以百骑却虏枭将，以百骑却辽枭将，

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豕彼金人虽甚强盛，而赫然

亦有掉瓦怖恐之号，顾弗之惧哉！示之以威令之森严，顾弗之惧哉！

我取而歼焉可也。我因而取之可也。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

三栅，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三栅，控告乞援，亦和好甚矣。

不谓敢眦睨中国之地与今日也。不谓竟酿患滋祸一至于今日也。

忍弃上皇之子于胡虏乎？忍弃上皇之子于异地乎？

何则：夷狄喜相吞并斗争，是其

犬羊（犭言）吠咋噬之性也。唯

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帐，

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今其存着

一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无）

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灭亡，是

无天道也。

虢中国之衣冠，复夷狄之态度。遂其报复之心，肆其凌侮之意。

取故相家孙女姊妹，缚马上而故相家皆携老襁幼，弃其籍而

去，执侍帐中，远近胆落，不暇去，焚掠之余，远近胆落，不暇

寒心。寒心。 ””

　　今年又是甲午，甲午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深痛的历史疮疤。反思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要反思当时的官僚腐败，军事落后等问题，更要清楚地看到少数满清统治者与广大汉族人民之间的严重不信任，相互猜忌的致命伤。出于担心李鸿章北洋水师的威胁，但又不得不依靠李鸿章，清廷在颐和园昆明湖上招收八旗子弟操演海军，以及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筹办慈禧六十大寿，今天看似实属荒唐，但是如果从满清的“汉兴则清亡”的担忧来看，又实不荒唐。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慈禧太后说康有为他是“要保中国，而不保我大清”。中国在满清的“保大清”的途路上也使自己走入了覆灭，要“保中国”必先推翻大清，这就是辛亥革命唤醒人民起来的动力。

　　有清一代，中国汉民族的血性和民族气节被压制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这一点，连半岛上的朝鲜王朝都痛惜中华的沉沦。在明亡之后，朝鲜王朝的年号仍继续的是崇祯年号，并以“小中华”之称承继了明亡之后的中华正统。“明亡之后无华夏”故也不是历史的虚言。还是鲁迅总结的深刻，他指出：“其实这些人是一类，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做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我军’，你能料得到被这‘大兵’‘我军’所败的就是汉人的么?你将以为汉人带了兵将别的一种什么野蛮腐败民族歼灭了。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

　　中国的汉奸思想和汉奸行为从秦桧为标志开始，经元朝和清朝的两次亡国，汉民族彻底成了“逆来顺受”的民族。“逆来顺受”也不成的情况下，被迫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全民团结起来“救亡图存”了。同时西方的国家和民族意识近代以来传入中国，模糊的国家疆界和民族群体的“天下”思想被国家和民族意识所取代，中国人民终于在1949年站了起来。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人的国家和民族意识是历史上最为团结和凝聚的时期。

　　历史已成旧账。今天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正在和睦团结相处，民族间的剧烈碰撞与血腥的融合也已不在，各民族共同接纳了“祖国是中国”的民族情怀，民族畛域已渐趋无，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已处于完全自愿与完全温和的状态之下。这是历史的进步，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族以来求解放、奔富强的而结出的民族政策的硕果。“华夷之辩”已无华夷之别分，“用夏变夷”也已归为陈迹，中国国内的各民族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和三百多万海疆内早已共同拧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存在的只有国与国之间的分别与利益的冲突。今天凡是诋毁中华民族声誉的，都是汉奸，凡是出卖中国国家利益的，都是卖国，凡是内外勾结有损国家和民族的言行，都是汉奸和卖国贼，人人都要讨之。

　　但是，还并不是人人都愿做“爱中国”的人，总有一些人，怀着不同的目的，“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地干着甘当汉奸和卖国的勾当，如看中国处处不如己意，看中国处处不如洋人，为了献媚于外国主子而甘愿做洋奴的，为了一己之私利而出卖千万倍所获私利的国家利益的，为了讨得外国人的一点赏钱而出卖良心的，为了转移所获不义之财而至外国银行的，还有更多的是糊里糊涂、不明就里、跟着起哄而上了汉奸或卖国的贼船的，以及或随声附和外国人说好跟着说好，外国人说坏跟着说坏的，无意中做帮闲的。等等。

　　加之，如今汉奸媒体尤其以网络为阵地，把持着中国人的头脑，随着手机上网的大众化和加速化，中国的“手机低头族”基本已被已经陷落的网络思想意识地阵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所洗脑，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网络带来的一个负面——全民的低智商时代。人们不再主动思考，人们不再愿意思考，人们不再潜心思考，人们不再学习，手机和网络成了思想和意识里的主干江河。这也助长了中国现今汉奸和卖国思潮高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华民族要高昂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汉奸现象决不容许出现。

　　一个秦桧如果站起来，那么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和亿万中华儿女就必然要跪下去。

　　一个国家的存续和发展，完全脱不开爱国力量的支撑，是爱国人士在苦苦支撑着国家的存续和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盛产汉奸的国度，爱国主义是需要时时刻刻不容放松的。中国要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当务之急就是要高擎爱国主义的大旗，清剿一切的汉奸卖国势力，向他们进行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宪法中的惩办一切汉奸卖国贼的条款。无此，不足以震慑他们已经叫嚣震天的汉奸言行。

　　已经到了必须严惩汉奸和卖国贼的时候了。

原题：论从华夷之辨到必须清剿汉奸　2014年8月4日定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