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旭明 蒙莉：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世界意义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根本之道，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围绕“为什么要”“为什么能”“怎样推进”以及“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深刻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和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入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政党，在全球政治和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其历史地位、政党属性、政党规模、远景规划以及世界眼光，使得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和伟大实践具有民族叙事和世界指向的双重意义。马克思曾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经过100多年的艰辛探索与实践，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成功开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特色执政党建设新道路，对世界政党文明新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以及人类和平发展事业都具有深远意义。

　　一、丰富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提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信心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经过艰辛的理论研究和深入的革命实践，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但这个过程不会是平坦大道，必然是艰辛复杂且充满曲折，领导并能完成这项伟大事业的只能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指导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及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过程中，围绕政治权威、政党制度、政党民主、政党治理等形成了系列思想理念，创立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为无产阶级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思想指引。在政党属性和使命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了资产阶级政党把自身标榜成“全民党”，指责他们“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在此基础上明确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人的任务和使命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最终砸碎锁链，建立“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共产主义“新的社会制度”。在政党建设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张无产阶级政党要有自我批判、自我净化、自我提高的自我革命意识。彻底的革命性是无产阶级的内在属性，“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这种彻底的革命性集中体现在“两个决裂”，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领导社会革命进行客观世界改造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通过革命性锻造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彻底的革命性源自“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的先进性。无产阶级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机会主义、工联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渗透及其他消极因素的影响，因此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活动中要“经常自我批判”，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列宁也指出，“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只有以彻底的批判精神检视政党自身的缺点、弱点及错误，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才能完成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在党的自身建设层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要处理好权威与民主、廉洁治党、执政基础、组织领导等方面的关键问题。例如，在领导权威上强调“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在民主制度上强调党内平等和民主原则，“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列宁更是直接提出“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论断；在廉洁治党方面，无产阶级政党要同资产阶级政党的腐朽思想和风气作斗争，“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对官僚主义、特权等腐败作风进行了严厉批判，提出要开展清党，“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内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在党的执政基础方面，共产党人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列宁强调，“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使命、宗旨、建设和治理等进行了总体性和原则性的界定与阐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框架和内容。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和条件予以创新阐发。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结合中国语境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形成了新思想新理念新话语，尤以“自我革命”为典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思想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正确分析和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基础上，在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从理论内涵来看，实现了从外在世界到自身存在问题的转向，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刀刃向内”改造主观世界；从实践样态来看，形成了深化改革和自我扬弃等形式的跃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革命话语。同时，自我革命涵盖内容丰富，涉及自我革命的内涵、意义、方向、途径、动力、策略以及自我革命与人民民主、自我革命与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关系等系列原创性的精辟阐述。如在自我革命内涵上，提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是自我革命的主要构成部分；在自我革命方向上，创造性地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在自我革命途径上，强调加强纪律建设，明确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自我革命根本目的上，创造性地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深化了对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准确把握；在自我革命战略目标上，提出要通过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自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自我革命主攻方向上，指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紧紧围绕“六个如何始终”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在自我革命的动力上，创造性地提出将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强调“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这一系列原创性的论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原则、要求和理想，并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和方式，回答了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如何在自我扬弃的否定中淬炼成长、荡涤灵魂，进而净化自我、变革自我、战胜自我、超越自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提供了方案和智慧，还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引领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影响力，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中加强共产党建设提供了中国策略，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影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一些心怀不轨的西方政客到处散播“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等言论，其实质就是为了唱衰中国、唱衰社会主义，阻挠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前进。环顾当今世界，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地理版图、空间资源和发展力量总体上还是要强于社会主义制度，加上近些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冷战”思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地区冲突负面影响外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大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打压和围堵。可以说，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压力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百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蓬勃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成为二十一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总结经验不难发现，这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自身政治能力和执政素养是分不开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社会组织力和自身建设力，就不会有中国发展的奇迹。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思想，并在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文化、政治生态等方面展开了系列实际行动，促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和朝气蓬勃。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中国新实践和新创造，是中国共产党表明加强党内自我治理、捍卫长期执政地位的政治决心，也是在向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要以持之以恒的自我革命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足发展，以“中国之力”“中国之路”引领推动共产主义这项人类伟大事业的前进，这无疑会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价值性和实践性，鼓舞和提振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信心，助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错综复杂、压力重重的环境中勇毅前行。

　　二、丰富和拓展政党自我治理的有效路径，

　　推动世界政党文明新发展

　　纵观世界政党兴衰史，如何进行有效自我治理是普遍性难题。对于执政党而言，政党自我治理的目标在于不断巩固自身的执政权力，以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古往今来世界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政党，但是能够长期执政并产生深远历史影响和文明价值的却不多，有百年历史的政党更是屈指可数。有的政党因为背离政治宗旨和理想、不敢于直面问题、不善于自我纠错、缺乏有效权力监督机制、陷入党争或腐败旋涡、脱离人民群众、无法引领社会前进等原因，最终导致政息人亡，被历史和人民抛弃和淘汰。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内部自我治理意识、能力、本领和技术不够。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如苏联共产党、印度国民大会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瑞典社会民主党、日本自由民主党等相继失去执政地位，主要原因还是政党自我治理陷入危机，以及不能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等。苏联共产党是有着93年历史且连续执政74年的大党老党。苏联共产党最终垮台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没有解决好权力集中、政治体制僵化、意识形态混乱、不良政治风气蔓延等问题，导致各级党组织的涣散，权力真空异化加剧，经济社会改革成效不佳，一大批苏联共产党党员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转而奉行资本主义价值观。印度国大党曾是有着深厚社会基础和影响力的百年大党，多次在印度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提出国家和人民需要的目标、路线和价值观，但因长期执政过程中对腐败行为没有进行有效治理等，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呈现出衰落趋势，在1996年的选举中遭遇惨败，至今依然振兴乏力。被誉为“西方社会民主党典范”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自1889年成立以来，至今已有136年的历史。在130多年的历史中，瑞典社会民主党累计执政周期长达73年，其中1932年至1976年连续执政44年，也正是在此期间创造了“瑞典模式”的辉煌。然而瑞典社会民主党1976年至1982年沦为在野党，在2006年和2010年的两次大选中都选举失败，直到2014年才重新执政，呈现出起起落落的发展轨迹。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多次选举中失败，主要原因一方面来自过度迷信过去的成功经验，而对经济政治外部环境的变化缺乏自我调适与变革；另一方面党内严重的官僚化极大地影响了党的生机与活力。上述大党老党的跌宕起伏历程表明，堡垒多从内部攻破，一个政党如果不能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和治理来消除肌体隐患，不能形成有效的自我治理体系，注定会被人民和时代所抛弃。

　　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历史中通过自我革命有效克服了诸多党内治理难题，成为善于自我治理的典范。自我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自我治理和锻造，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解答诸多历史难题的神器”，也是破解自我治理难题的法宝。中国共产党依靠自我学习、自我批评、自我纠错、自我提高、自我监督等自我治理方式的不断优化，成功应对党内外各类复杂难题。在理想信念方面，“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会坚强有力，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就能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世界上一些曾经取得不菲成绩的政党，因为理想信念的迷茫或缺失，逐渐背离初心使命，逐渐丧失干事创业的蓬勃状态，产生精神懈怠和消极腐败问题，最终从衰落走向垮台甚至消亡。崇高的理想信念不会自发形成，也不会一劳永逸，而是需要在不断的学习教育中得以保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是注重学习、善于学习的政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依托干部培训制度以及党校教育网络和各类干部培训学校，通过整风运动、选塑模范、集体学习、个人自学、专题调研等方式开展经常性与集中性教育，通过建立稳定高效的学习教育制度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党风政风治理方面，在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中锻造优良的党风政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从八七会议果断纠正大革命后期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到延安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之风；从遵义会议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两个务必”的提出以及告诫全党要高度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及时清除党内蜕化变质分子；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党的建设逐渐走向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力“打虎”“拍蝇”，以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口聚焦整治“四风”问题，到不断完善防错纠错和反腐败机制，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的非凡政治气魄，维护优良党风政风，捍卫党的先进性形象。在权力监督方面，“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世界政党发展史表明，任何执政党要使自身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就必须加强自我监督，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西方一些政党理论认为执政党不能进行有效的自我监督，就好比一个人的右手没有办法给自己的左手动手术。西方国家在实践上多是以在野党制约监督执政党，以多党竞争和轮流执政对执政党的权力进行监督。然而西方多党制带来的却是党派之间纷争不断、倾轧不断、贿选丑闻不断的乱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的监督问题。苏联共产党在执政早期对如何自我监督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是随着执政时间的递增，权力监督问题凸显，甚至滋生权力过分集中，形成特权阶层，加速了执政危机。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断丰富和发展自我监督的途径和方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健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四梁八柱’初步建立，党的自我革命监督网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在完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的同时还着力构建包括国家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党外监督体系。这些外部监督与党内监督相互衔接、互为补充，构成系统完备、严密高效、健全有力的权力监督体系。通过这种有效监督，“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总之，中国共产党加强自我监督的成功实践，不仅打破了西方政党理论认为执政党不能自我监督的“魔咒”，同时也向世界其他政党昭示，只要敢管真管、敢严真严、长严长管，就一定能够成功破解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

　　历史和实践已经表明，中国共产党依靠自我革命不断破解党内思想、组织、制度、作风、纪律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在应对其他政党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和我们党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上都形成了卓有成效的举措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树立了勇于自我纠错、善于自我治理、乐于自我改进的典范，不仅巩固了党的政治基础和执政地位，还深刻回答了自我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行、何以更行等问题，丰富和拓展了政党自我治理的路径和策略，为世界其他国家政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开展自我治理提供新智慧、新经验、新参照，也为他们如何更加科学地处理政党与法治、政党与民主、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文化、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思路和启示，进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为世界政党文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三、深刻彰显现代化建设的政党引领和主导逻辑，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现代化提供新启示

　　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表明，现代化与政党密切相连。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的互动互促，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逻辑。亨廷顿曾说过：“对于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来说，所谓‘建立国家’，部分地意味着创建有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重要的还是建立一个能够调整新集团参与政治的有效政党体系。”“及早重视政治组织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创建等问题，当使现代化进程较为顺利而稳妥。”对于早期一些内源型现代化国家而言，政党是现代化过程中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分化而形成的产物，属于建制性而非变革性力量。在这些国家政党既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也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工具”。对于广大后发外源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遭受过殖民统治的国家而言，政党多是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在此情况下，不是现代化促进了政党的产生，而是在应对社会危机和推动社会变革中产生了政党，然后由政党担负起发动和推进现代化的任务。在这些国家政党作用更加明显，是现代化进程的决定性推动和领导力量。总之，现代化过程并非单一力量的促动，而是政党、国家、社会、技术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和相互交织的动态实践。政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力量和作用尤为重要，“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领和推动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只不过由于历史文化、制度选择、国情民情的差异以及现代化起点的不同，政党在不同国家现代化实践中的作用发挥、关系协调、资源整合、策略设计、执行方式等也会有不同，这些差异往往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现代化的道路、进程和成效。

　　政党与现代化关系如此紧密，也就意味着政党自身建设质量与现代化质量密切相关。换言之，政党内部自我治理水平和能力越高，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效就越明显；反之，政党内部一旦建设不力或出现危机，国家现代化质量和进程将直接受损甚至停滞。综观当今西方社会，资本主义体系接连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等的冲击，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问题和弊端日益凸显，西方现代化模式遭遇严峻挑战和困境，“西方之乱”现象不断加剧，资本主义制度失灵显现。一些政党频繁轮流执政甚至不断更换政党领导人都无法化解危机，一些民粹主义政党和领导人打着“民意代表”旗号，抓住一些热点话题借机俘获部分民众，但其政治主张往往简单激进，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反而煽动社会不满情绪和加剧社会对抗及撕裂。西方现代化遭遇的这些弊端和问题，充分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政党治理机制的弊端。再回顾拉美地区现代化，拉美是较早产生政党的地区，也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先行者”。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如人口大量增加、人均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城市化迅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纷纷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之后几十年却遭遇了发展困境，由于经济社会的畸形发展、不恰当的收入分配结构、畸形的消费结构以及各种矛盾的激化等，现代化进程陷入了步履维艰的困境，即众所周知的“拉美陷阱”。有学者指出，拉美现代化“只是一层虚饰，为顽固的机制加上装饰性的点缀，同时却不去实现这一概念所涵盖的改革。拉丁美洲的现代化缺乏真正的实质”。究其原因，政党脆弱性、政党碎片化、政策执行不连贯、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绩效不佳、执政党“寡头化”、官僚化与体制机制僵化、政治权力腐化、发展战略不适宜无疑是主要诱因。有学者指出：“许多传统政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未能有效化解国家面临的各种经济社会难题，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不断遭到侵蚀；党的领导人日益脱离一般党员和民众，引起公众反感，一些国家由此出现‘政治家危机’，进一步加重政党代表性危机和信任危机”，而许多新兴政党“建党不久即执政，但因治理能力不足，难以实现连续执政，有的甚至不能完成预定任期”。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拉丁美洲第一大政党，自1929年成立以来连续执政达71年之久，曾带领墨西哥实现了持续30年的经济发展，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后因“职团体系”体制僵化、派别斗争严重、职团精英腐败、指导思想偏颇、骄傲自满情绪高涨等原因，导致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被削弱，再加上经济改革和发展政策失当，没有为现代化注入鲜活动力，最终在2000年丧失执政地位。拉美国家现代化历程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和实践表明，政党政治能力、战略眼光、执政基础和治理能力对国家现代化的影响尤为关键。中国共产党基于世界现代化发展经验，结合自身实际，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具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同时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其中就包括始终以自我革命来引领和驱动现代化，展现出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政党主导和引领逻辑。自我革命为中国现代化锻造了强大领导力量、注入了持久动力、筑牢了化解风险的堡垒、拓展了前进发展的道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批判反思各类“左”倾、右倾错误路线，打破苏俄理论教条主义束缚，及时开展思想教育和政治锻造，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回答了中国革命“为了谁、依靠谁”等系列问题，最终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及时学习苏联现代化经验，同时又开启“第二次结合”的自主探索，并通过相关“整风”“整党”运动不断净化党内作风，捍卫无产阶级政党形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一定基础并建立了稳固的政治制度基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廓清多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坚持加强党的建设，在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败等方面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进一步给予了科学回答，使得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不断成熟，现代化成就日益显著，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轮廓逐渐形成。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鲜明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命题，并通过党内集中教育、整治“四风”、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系列策略，打出自我革命组合拳，党内许多突出问题得到解决，全党更加凝心聚力和富有战斗力，从而确保在遭遇重重艰难挑战的复杂环境下仍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开创新时代伟大变革之治，促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更加清晰、目标更加可感、动力更加充足。“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推进、行稳致远和光明前景，与党的初心坚守、使命引领、战略谋划、智慧治理、格局包容是分不开的，是典型的政党引领驱动和定向主导型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坚定自我革命的意志，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及时澄清错误思想，及时纠正错误，及时创新体制机制，因时调整发展思路，确保自身始终充满勃勃生机、焕发强劲活力，不因时间流变而出现老态龙钟、意志疲软的状态。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才展现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不仅凸显了超大规模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的显著优势，还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政党引领现代化的成功范例。比如，政治建设领域的自我革命，有利于确保党内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制度安排，维护党的组织化和秩序化程度，增强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统摄性和权威性；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纪律等方面的自我革命，促使党在实现政治理想、选拔干部人才、维护政党团结、推动政治社会化、强化政治协调、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治功能得以更好展现；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结合，可以确保党始终代表广大人民利益，不沦为少数人利益代表，同时能有效汇集民意民力，凝聚发展合力，提升发展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总之，自我革命在促进党自身建设的同时，也增强了党引领和推动现代化事业的成效和质量，印证了党的思想引领力、政治执行力、战略决策力、制度运行力、社会动员力、组织保障力、统筹协调力和资源配置力对现代化的重要性。虽然从世界历史来看现代化的发生并不都是与政党有着必然联系，但自政党产生后，政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就不可忽视。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中展现的强大政党能力是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为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实现政党与国家现代化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新选择和有益借鉴。

　　四、锻造了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世界

　　第一大执政党，助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遭遇严峻挑战，各国日益成为利益相关、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命运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的和平发展需要各国共同贡献智慧，人类文明的进步需要各国携手努力，这意味着世界各国的主要政党理应站在全人类利益的角度承担起更多公共性责任。然而放眼当今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尤其是多党制环境下的传统大党，却普遍陷入了政治分裂、地位衰落、能力下滑、活力降低、执政失信、形象受损等困境。有学者指出，21世纪以来世界政党政治出现了“极端化”现象，加剧了思想混乱和社会失序风险。“政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靠的不是倡议、举措和思想，而是资本和技术的力量。”如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抗达到史无前例的激烈程度，“玩弄选举政治”和“否决政治”日益猖獗，政治游说集团和掮客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导致美国社会分裂加剧。英国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政党博弈加剧，保守党和工党分裂也较为突出，仅8年间就更换了6位首相，暴露出政党政治困境。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党格局动荡加剧、主流政党影响力下降、右翼政党力量增长等政治问题。在亚洲地区，21世纪以来，日本政坛风云变幻，自民党虽然比较强势，但内部派系纷争导致凝聚力下降，频繁更换首相，民主党执政后也是多次更换首相，意味着无法建立稳定的政党治理和政治战略体系。在拉美地区，除了极少数国家执政党连续执政之外，大部分国家执政党保持着高频率更迭。总的来说，国外一些传统大党影响力下降，轮替效应日益失灵，并伴随着政治极化、共识缩窄、冲突加剧等危机，与此同时，一些新兴政党迎来发展机遇，民粹主义政党异军突起。从这个现象来看，世界局势的变化以及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使得一些国家的主流政党无法有效应对，陷入代表性危机，进而对政党政治、政党格局、政党威信和社会发展造成深刻冲击。

　　纵观世界政党兴衰沉浮史，许多国家历史上产生的政党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但大多好景不长或昙花一现，有的只有几十年生命周期，有百年历史的大党屈指可数，有百年历史且能保持旺盛生命力和持久影响力的大党强党更是寥寥无几。相比之下，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表现出政治稳定性和连续性，还有效应对了来自国内国际的各种风险挑战，创造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相得益彰的新局面，既惠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还坚持为世界谋大同的担当，惠及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公信力的世界第一大党，成为百年大党楷模。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绝不仅仅依据党员数量规模和执政时间，更基于党的思想、理念、精神、组织、作风和执政能力、战略和未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严格健全组织体系，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注重提升执政能力，坚持围绕长远目标进行战略规划，时刻保持博大政治胸怀，进而拥有坚定且稳定的思想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从而展现出百年大党的独有特征和气象。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能够避免西方政党出现的政党执政和治理危机，保持长期执政的底气、信心、活力和能力，并在全球政党格局中不断增强话语权，成为“领导着十四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关键在于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意识、勇气和意志。自我革命就是“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人亡政息”。自我革命通过思想淬炼、政治锤炼、风气净化、自我纠偏、勇于斗争和能力锻造，壮大了党的肌体组织，健康了党的肌体细胞，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拓宽了党的发展格局，增强了党的世界影响力。回顾历史可发现，自我革命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具备长期执政能力的先进的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命运，破解了中国发展的历史性难题，也推动了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在世界体系演变的关键时刻，无论成败，表面上是国家，其实都是政党起着决定性作用。”“只不过，因政党类型不同，能改变世界体系的也只能是使命型政党。”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局面，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世界和平发展具有巨大的示范意义，也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改变世界体系的能力。然而由于苏联共产党最终没有解决好自身内部危机，也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致使苏联解体，也同时“使得世界又回到单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而加剧了世界局势和发展的不稳定性。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始终保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自我革命精神，不仅完成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还成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世界文明史角度来看，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同时，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和民主革命斗志，壮大了世界和平和正义力量，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乃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自我革命的步伐，强化及时发现问题的自觉意识，建立自我净化、自我调适、自我纠偏、自我完善的有效机制，形成了注重内在修为和外在规范相结合的优良自我治理传统，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领导水平，不仅锻造了体量大、胸襟大、担当大、影响大的世界第一大党，还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和平发展都作出巨大贡献，塑造了历经磨难仍能风华正茂、立足当下又能自信未来、为中华民族“开太平”又能惠泽全人类的大党风范，展现了具备长期执政能力且能为人类事业作出更多贡献的大党气质。中国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展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倡议推动“一带一路”、推动扩容“金砖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维和行动、援助非洲行动、调解地区冲突等，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和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责任担当，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和全球影响力持续提升。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23AKS005）、广西八桂学者团队（第六批）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田旭明，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蒙莉，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8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