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微信群里，有文章提到一位华中师范大学名叫戴建业的教授。文中说，这位戴教授的祖父在旧社会曾经是湖北麻城商会的会长。戴教授在一次或者不止一次的公开演讲中，曾缅怀“在万恶的旧社会里”的家境殷实。他也曾经提到说，父亲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军官，1949年逃亡台湾前夕被俘。他还说，“1949年建国前后，未经审判就没收乡绅和资本家田地财产，剥夺有产者的人身和政治权利，不仅对国家经济是灾难性打击，也使国家完全偏离了正义。”
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位戴教授出生于1956年，用过去的话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中的一员。然而在他后来的言论中，却存在着如此大量且恶劣的对新中国的不满甚至仇恨，这绝对不可能是是新中国的教育给予他的。
在六十年代以及之前的政策里，像其父属于被杀、管、关一类人的子女，是不可能被允许读大学的。而戴教授肯定是在1978年之后考上大学的，说明我们国家的政策已经非常开明了。戴教授能在学术上和教学上取得很亮眼的成就，与他在中国大学里接受的教育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对于这个有恩于他的国家和大学，似乎他并没有什么感恩之心。反倒是他的父辈甚至可能是祖辈向他传播的其家族在旧中国的富裕与辉煌，使得他念念不忘，而且对于其家族所失去的这一切也是耿耿于怀。
在我们读初中的年代里，经常听到说，过去的地主等剥削家庭中都保留着所谓“变天账”。这类“变天账”都记录着家里有多少土地被拿走了，有多少房产被拿走了，还有多少所谓金银细软也被拿走了。“变天账”要让后世的子女们记住这笔账，他们妄想总有一天要把这笔账要回来。所以这种“变天账”的情况也成为当时对青年学生们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的重要范例。
我们当时只是听说有这样的“变天账”，却从来也没有见到过。因为没有见到过，所以对于到底是不是存在过这样的“变天账”，心里总是多少有点疑惑。那时的我还在想，这些封建家庭的子女，现在也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们也在接受着党的教育，他们的思想应该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不会被那些陈腐的观念所毒害吧?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应该是追求进步的青年吧?
这些封建家庭子女中的多数是不是都是追求进步的青年，因为没有统计数据，无法给出确定的结论。但在这些子女中，肯定有一些人是追求进步的。然而，也无须置疑，在这些子女中，也一定会有受到家庭阴暗思想的影响，而对新中国和新社会存有仇恨的人。
现在看起来，戴教授应该就属于后者这样的一类人吧。或许，在他的幼年与青年时代，他的学校教育对他的影响与家庭对他的影响，孰强孰弱，孰大孰小，也不好确定。但他后来的存在于其头脑中这些旧观念的成形，更可能是在那些历史虚无主义大规模入侵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之后产生出来的。
我想起了雷锋。雷锋在旧社会生活时就成了一名孤儿，他的父亲、母亲、哥哥都是在旧社会遭遇到不幸而离开这个世界的。雷锋对旧社会的感观和印象肯定完全不同于这位戴教授。戴教授对旧中国旧社会是一种留恋，对新中国新社会是一种仇视。雷锋肯定与这位戴教授截然不同。雷锋对旧中国旧社会是仇视的，是痛恨的；对新中国和新社会是热爱的，而且是全身心地热爱着的。
这就是代表着两个不同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的对立。如果按照戴教授的观点，新中国不搞土地改革，不搞对剥削者的剥夺，那么今天的中国就和今天的印度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可能在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上还比不上印度。这难道是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吗?肯定不是，那么戴教授的这些观点是不是又在对旧社会旧中国的招魂呢?这样的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
新中国走过了七十多年，而这位戴教授却在对新旧社会的观念上，能够公开表达对新社会的不满和对旧社会的赞扬，是不是因为戴教授已经认为自己很有一定的地位了，所以他想说什么话也不需要什么顾忌了。或者他也认为，他就是说出这样的话来，也不能拿他怎么着。而且他也还会认为，他讲出的这些话，一定能得到不少人的呼应和赞同。他的话是很有市场的。在这个方面他似乎很有一些自信。
不过，毕竟时代已经不同了。今天的时代既不同于六七十年代，也不同于八九十年代。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看清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丑恶面目，了解清楚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阴险和毒辣。戴教授这一类人的公开的大唱反调的言论，能够得到共鸣的不可能是多数人，而只能是极少数的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而且这样的言论一出笼，就会立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唾弃与批判。原来罩在戴教授头上的一串串光环，估计很快就会黯然失色了。
戴教授也曾力挺那位写了疫情爆发之初的所谓武汉日记的方方。方方的《软埋》倒是与戴教授的思想和言论不谋而合。他们都是对旧社会剥削阶级的一切充满着留恋，对新中国的革命充斥着仇恨。他们看不到新中国的伟大进步，他们只看到旧社会剥削阶级在革命面前的哀叹和诅咒。这样一次次为旧社会唱出的挽歌，只是徒增他们给人们留下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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