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文明型国家与民族国家

　　2月27日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里，再次讨论了文明型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别。客观地说，这期节目并没有说文明型国家就一定特别地好，民族国家就一定特别地不好。节目还认为，民族国家在人类发展史上还是有着一定贡献的。我也赞同这个观点。

　　只是到了现代，西方帝国主义再拿民族国家作为所谓全世界唯一的国家标准，这就可能有点问题了。而且帝国主义要求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以西方这种民族国家，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民主自由国家作为所有国家唯一的样本，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势，就更是非常蛮横了。

　　以前的节目也谈到过西方的历史，曾经提到古罗马帝国，以及之前的罗马共和国，也是一个环绕地中海的大国。国家面积很大，人口也很多。但是古罗马就是没有成为一个文明型国家。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有一个原因在于古罗马的历史实在太短了。

　　而之所以古罗马的历史太短，可能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蛮族的入侵。蛮族入侵就有点像古代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经常入侵中原国家相似。但是古代中原国家面积之大，因而就有了一定的战略纵深。游牧民族侵入过来，占不了太大的地方。如果中原国家再打回去，游牧民族也只能退回原来的起点。所以中原文明一直能得以保留，存在着战略纵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北方游牧民族在某些时候能够大举入侵中原，而中原国家又因为种种原因而无力抗争的时候，就出现了南北朝现象。虽然华夏北方成为了游牧民族国家的天下，但华夏北方的中原文化对于游牧民族还是能起到相当大的浸润影响作用。鲜卑族的北魏硬性规定要求本族贵族说汉语，着汉服，采用中原政治体制，都是这些少数民族的上层已经看到中原文明的优越之处。这也是这些少数民族为了保持自己国家的长期生存所必须要采取的改革。

　　所以中原文明或者说华夏文明能够在东亚这块土地上不仅能长期存在，而且还能不断扩展，以上可能都是重要的原因。

　　古罗马由于缺乏战略纵深，所以当蛮族入侵时，古罗马这个国家在整体上迅速崩溃。由于古罗马的历史本来就很短，因此他们的文明就缺乏更深厚的根基。蛮族入侵者进来后，没有感受到古罗马文明的优越和璀灿，因此还是按照自身的文明传统在欧洲大陆上建立蛮族国家。蛮族的生存都是以部落为单位，人数很少，面积也很小。所以基于这样的传统建立起来的国家不可能是大国的形态。蛮族入主欧洲大陆之后，原有的游牧生存方式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游牧改为畜牧，农业也开始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似乎是蛮族为了防止自身也再受到过去曾经入侵他人的危害，于是这些小国家就大建城堡。一个城堡就是一个国家，这样欧洲大陆就形成了二三百个国家。

　　虽然这个时候欧洲已经产生了一个相对统一的一神教——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但是这个宗教从来就没有在实际上统一过。这个宗教一开始就存在着许多教派。在宗教改革之前就是如此。而在宗教改革之后，这种教派的多样性就更加明显。所以欧洲各个国家由于教派的不同，语言的不同，生活方式的不同，风俗习惯的不同，开始形成了一种所谓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划分。如法兰西民族、意大利民族、西班牙民族、日耳曼民族等。不列颠岛上的北欧一些民族的后裔就成为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

　　在欧洲大陆，一族多国是存在的。德国与奥地利同属日耳曼族。西班牙与葡萄牙同属拉丁族。北约诸国在历史上也是多部落的一个民族。而一国多族虽然也有，但在这些国家内部，少数族裔大多是受歧视和受迫害的。吉普赛人没有独立的国家，他们在欧洲各国游走，到哪里都是受歧视的一群。几乎欧洲大陆所有的国家都会歧视吉普赛人。吉普赛人自称罗马族，似乎这样一说，他们就能成为欧洲最正统的欧洲民族。但在事实上，这样的自称从来没有改变吉普赛人的艰难处境。

　　古代中国的中原王朝与王朝外的国家来往时，只是与外国交往，很少提到族群差异。无论是与西域各国，还是与吐藩，还是与天竺，或者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是称其国名，没有提到过，生活在那些国家里都是什么民族的。中原王朝与这些国家的来往，大多都是友好相待。

　　从西方发起的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是战乱不断，欧洲大陆是如此，后来欧洲殖民主义进到海外扩张，就更是如此。这不仅只是以族裔的不同来划分，更是以宗教的名义来称霸。西方秉承的是“非我教类，其心必异”，而接下来的就必然是奴役、掠夺、镇压和屠杀。

　　在中国，当清军入关后，曾经大肆屠杀汉族人民。但在清王朝统治逐渐稳固了之后，统治者意识到，中原文明对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是有利的，而且为了防止满清贵族过多地伤害汉民族人民的利益，清朝统治者就实施了“满汉一家”的政策。当然，在清王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里，满族贵族对汉族人民的歧视与欺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满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之间的和睦相处却一直都存在着。

　　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应该是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以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才逐渐产生的。这也就有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中国人民是被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与欺负之后，才被迫产生了这样的意识。而且，中国这时的孱弱，又与清王朝的腐败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所以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的“兴中会”就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这种对清王朝的仇恨并没有太多地迁怒到对满族人民的身上。这种对满族的仇视确实存在过，但为时很短，而且主要针对统治者上层。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就已经有了“五族共和”的观念。当时的国旗为五色旗，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合作。

　　到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时候，中华民族的整体民族意识也开始爆发了出来。这主要不是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传入中国所致，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才导致了中华民族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有力地团结了全国人民，唤醒全民族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