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走上长征路，一走就是两万五，当然是被迫的。
红军在长征路途中不断变更路线，寻找落脚地，这是再正常合理不过的事。但在别有用心的人看来，这是可以搞点名堂的。
近年来，人们重走长征路，发现雪山壮丽草原秀美，而过去的长征叙事对这些景色没有涉及，觉得好奇。
以凤凰网为代表的网络媒体便抓住机会，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疑问来搞历史虚无主义，而一些党史专家也提供半截子史料加以配合，似乎发现了新的“长征真相”。
疑问一：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是不是被迫转移?难道不是经济崩溃造成的吗?
苏区的经济状况很困难从来也没有人隐瞒过，在围剿不断、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不困难?
一个叫刘统的人说“黄道炫写的那本书(《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曾经对江西苏区后期的经济状况做过一个很详细的论证。
“当时的苏区第一是因为战争的消耗，第二是人力过度的动员，小孩、老人，是男人都去当了兵，无人种地，使得当地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可是他们偏偏不说1933年苏区粮食增产、1934年丰收在望，也不提苏区的手工业、工商业的发展，更不说事实上苏区面积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特别不愿意提到的是，国统区这几年间发生的军阀混战，有没有给人民带来痛苦，经济有没有崩溃。
那么为什么中央苏区没有“经济危机而自行崩溃”呢？
刘统的回答是：“毛氏兄弟掌管着一笔秘密的巨款，大概有两百万左右，藏在石城县的秘密山洞里。直到国民党的军队快要打到石城了，毛泽东才让毛泽民把这笔巨款取出来，这笔巨款就当了红军长征期间的活动经费。”
还好，他没说毛氏兄弟贪污了这笔钱。
疑问二：为什么长征的目的地变来变去，行军路线绕来绕去?难道北上抗日不是假的吗?你共产党凭什么要举起抗日的大旗?
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从来也没有隐瞒过。
他们忘记了，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布告几乎是同时面世的，是中共满洲省委的抗日《九一八宣言》;就在中共满洲省委发出这份抗战宣言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2年4月5日，毛泽东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发布。
连福建的蔡廷锴、广东的陈济堂等人在反蒋的时候都要举抗日的大旗，共产党连这点意识都没有?
红军离开苏区到哪儿去落脚是个短期目标，在围追堵截的情况下，红军生存下来与抗日的大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偏偏这些党史专家不理解，故作天真地忘记了蒋介石要“攘外必先安内”。至于转移目的地不断改变、行军路线绕来绕去，同样是为了生存，避免与敌正面拼消耗，在这些“专家”看来红军跳进蒋介石的包围圈才够得上“标准抗日”。
当时党内确实有路线斗争，而且非常激烈，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有着尖锐的斗争，但并不等于“红军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刘统语)。
长征路线确实8次改变落脚点，这期间进行战斗确实很多，最终决定去陕北还有一点偶然性——毛泽东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了陕北有红军活动的消息。
但向北去是中央一致的决定，道理很简单，共产党只有回答当时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普遍的关切，才能找回自身存在的现代性。
刘伯承1961年说，当年在行军途中他曾经问过毛泽东，我们到底要去哪儿。
毛泽东回答：我考虑还是要往北。因为共产党要想发展，就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你要想得到民众的拥护就得抗日，你要是不去贴近抗日前线，不去发动群众，不去为老百姓办事，共产党怎么发展？老百姓怎么会拥护你？
这就是毛泽东思考问题的方式，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放在第一位置的都是依靠人民群众。
要救国的人很多，要救党的人也很多，给出的方案也各种各样，把什么放在头等重要位置却反映出思想境界的高下。共产党的宗旨在于此，共产党要想得到人民拥护也在于此。
事实上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两军将士欢天喜地的同时，在中央高层的争论就已经展开，争论的焦点是北上还是南下。
张国焘表面的主张是在川西北藏区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其实根据地在哪里他根本不在意。仅仅是中央要北上他就要南下，这从会师前后他一系列的表现中可以看出来。他真正在意的是，他个人的位置在哪儿。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夕，1935年5月18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擅自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下设政治局，俨如党中央组织。同时还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自封主席。
5月30日张国焘以主席名义，发布了“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宣称“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给中央预先埋一颗既成事实的钉子。
6月25日，毛泽东等人对张国焘的到来高度重视，专门指示总政治部在两河口镇外的空地上搭起了讲台，布置起欢迎张国焘的会场，并在镇内外的墙壁上刷满标语、口号，许多房屋前还挂起红旗。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刘伯承等率中央及军委机关四十余人，则步出镇外两里多，等候张国焘的到来。其中，周恩来在过雪山时感冒，王稼祥久伤未愈，两人都抱病出门，中央对此次会面的期待与郑重可见一斑。
然而此时的张国焘已经不是1919年那个满腔正义的学运领袖了，也不是对工农武装割据不屑一顾的国际共运专家了，他已经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实力派人物了。
他多了很多油滑，少了很多真诚。他面对的是一支衣衫褴褛、劳师远奔、疲惫不堪的一方面军，内心的盘算就更加复杂起来。这些话又不便明说，只能以曲折的方式表达。
两军会师后，他急于搞清楚的第一件事，就是中央红军究竟还剩下多少人。当他从几方面了解到中央红军只有一万多人时，他的欢迎态度马上就发生了变化。
首先，张国焘与陈昌浩分别找博古，了解遵义会议情况。张国焘明确表示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周恩来语)，尽管遵义会议时思想不通，但组织决议一旦通过他就要坚决维护，所以驳斥了张国焘。
其次，他单独请聂荣臻、彭德怀吃饭，许愿拨一两个团补充一、三军团。这些小动作自然瞒不过这两个人，只能是饭照吃，哈哈照打。第二天陈昌浩又找聂荣臻谈一次话，碰了个软钉子。
经过古田会议，两支部队的政治素质已完全不同。
在一方面军，“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在四方面军，缺少这一课，部队农民习气明显。
更重要的是，张国焘已经退化成张献忠一类人物了。
张国焘1931年初到鄂豫皖时红军兵力2万余人，一年多的时间发展到8万余人，扩编为四方面军。1932年底根据地被击破退到川北时剩下不到15000人，但这其后两年多的时间正是各地闹饥荒要造反高峰期，部队打了不少胜仗，队伍发展到10万之众。
这是一支由年轻的贫苦农民组成的军队，没有文化但作战勇敢，“不怕死”是他们的最高信仰。经过张国焘在部队中不断“肃反”，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基本都受到审查，党的工作基础十分薄弱。
在四方面军官兵眼中，张国焘就是一个神，全军都叫他“张主席”，不知道他之上还有别的主席。他就是党，他说的话就是党的声音，他说谁该死谁就立马被处决。部队里都传说他手中有宝，能掐会算料敌如神。
杨尚昆说这个“宝”实际就是一套破译敌人电码的技术，那是曾希圣的哥哥曾钟圣搞出来的密码手册。所以张国焘说要南下，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也认为，北上是畏敌逃跑，南下是积极进攻。这种“进攻路线”反过来又助长了部队对中央的不满。
张国焘已退化成张献忠一类人物了。
1935年7月18日，张国焘到芦花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动红四方面军北上，但未到毛儿盖就变卦了。
他在毛儿盖地区召开红四方面军干部紧急会议，公开宣布党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审查党的“政治路线”，要求红四方面军一批干部提拔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即不进兵。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会议”上，不少与会者本着团结愿望，希望张国焘能够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
8月7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派人请到总书记张闻天，试图说服他接受张国焘的主张，要他拿出总书记的权威来。
红九军军长何畏尤为出格，居然骂张闻天像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
其实在这之前何畏就已经用枪威胁过毛泽东、周恩来一次。当时幸亏徐向前出手，子弹打在天花板上。
会议最后，张国焘说：“如果一方面军要北上，则四方面军单独南下。”博古说，南下川康，正如同老鹰钻进了山沟，想飞也飞不起来。张国焘指着博古的鼻子骂博古是党的败家子，不配谈军事。接下来，毛泽东等人对张国焘都进行了说服和争取，只是两人每次都以大吵一架而结束。朱德前去看望张国焘时，张国焘便对毛泽东也开始人身攻击。
但毕竟这次会议还是形成了决议，张国焘争取到更大的权力，勉强接受了左右两路军北上的安排。
毛儿盖会议会址。
1935年8月21日，中央与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越过草地，等待张国焘等率领的左路军前来会合。
到9月初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命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并电令担任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准备率右路军南下。
9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但张国焘却于当日再向中央提出南下川康等地，并背着中央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
左路军抵达阿坝后，张国焘要挟朱德同他联名发电给中央，要右路军掉头南下，遭到朱德严辞拒绝。
接着在阿坝会议上，张国焘等人要求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声明，在遭到拒绝后便开始漫骂和攻击。
朱德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见对朱德无计可施，张国焘便要求朱德自己离开部队北上。
此后朱德便明白了，只有保住这支红军队伍，才能把张国焘带回去。
这以后，又有几个历史细节值得玩味：
一个细节是：
是随左路军行动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几次在高级干部会上反击顶撞张国焘等人，张国焘宣布撤去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让他只任红军大学校长。
张国焘在卓木雕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后，刘伯承很想实行“兵谏”，逼张国焘北上。他抓住时机向朱德交流自己的想法后，朱德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走此下策，要保住红军不分裂。
为了加重同张国焘斗争的砝码，刘伯承又向朱德建议，同贺龙的二、六军团会合。在说服张国焘同意后，朱德同张国焘联名致电贺龙、任弼时，建议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到西康同左路军会合。
张国焘之所以同意二、六军团前来会合，是他认为二、六军团部分干部对毛泽东不满，只要切断他们与中央的电台联系，就可以把二、六军团拉向自己。
没想到贺龙借口部队损失大，要求张国焘补充兵力，从而使斗争的天平开始倾斜。
另一个细节是：
张国焘电令陈昌浩带右路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
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飞马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知道问题重大，立即在巴西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脱离险境。
叶剑英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随即回到指挥部。后来叶剑英以南下“打粮”为名，带着行动不便的中央直属部队，也顺利脱离了险境。
徐向前（左）与叶剑英在陕北。
第三个细节是：
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主席、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在一处住，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
陈昌浩在前总会议上，大谈阿坝是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引起彭德怀的警觉，于是向毛泽东建议必要时采取扣押人质的办法。
他在回忆录中说：“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要求南进。”
彭德怀于是义不容辞担负起警戒，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保护中央首长迅速撤离，从而赢得了时间，避免了悲剧发生。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历史上那句著名的话：
有人发现并报告给徐向前，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设置了警戒，打不打?”
彭德怀在回忆录中说道：“听说，陈昌浩要派兵追击我们，徐向前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陈未追击”。
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
“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
他“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但这个处分没有通报全党，只是在军以上干部中传达。
此后的历史已经证明，张国焘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带领下走了三次草地，吃过更多的苦头。
看这一时期陕北中央和张国焘的往来电报是很让人迷糊，双方互通情报互致贺言，双方都以中央的身份向对方下指示，今天你批评我，明天我指正你，又不撕破脸皮，仍然称兄道弟。
说白了就是，共产党不能分裂，红军不能打红军。
1960年10月，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中南海采访毛泽东时问道：“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毛泽东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毛泽东进一步说“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如果用政治立场思想理念工作原则来定义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的话，此前的斗争都可以定义为路线斗争。
而张国焘似乎还够不上这个档次，他是无所谓路线的，也不在意提出什么纲领，仅仅是因为人多势众就把自己当成江湖老大。
这已经是历代农民起义老套路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启迪：
掌握了一定权力之后的共产党员，完全有可能忘记自己的初衷而丧失现代性，随时都可以退化为旧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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