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哥访谈 | “我知道我大概率这辈子都是工人”

　　原编者按

　　水哥来自陕西，是一位铁路工人，父母是工人和农民。虽然水哥的家庭并不算富裕，却有着相对难得的开明氛围，这为水哥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义务教育阶段，水哥亲身体会了霸凌的存在，也感受到了个人反抗的无力，在霸凌者的阴影中走向高中。在高中和大学里，水哥获得了良师益友，在他们的影响下不仅走出了阴影，还亲身体会到了他人对一个人所能产生的巨大鼓舞与激励。

　　在好老师的引路下，水哥接触了马列主义，这份积累成为了一粒种子。而真正让它生长发芽的土壤，则是水哥步入的工作领域。对劳资关系和工人权益的零距离接触，催化了马列主义的理论，使之迅速融贯到水哥的阶级意识和斗争勇气里。他不仅从此认可自己身为一名工人的身份，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工人群体的维权行动中。

　　权益无小事，为自身权益的斗争并不总是轰轰烈烈大开大合，它融贯在工人的日常生活中。个人的摸鱼偷闲和集体的协同抵制，都是斗争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的共同利益并非总是得到事实上的全面支持，有一些人心存侥幸，有一些人心存逃避。带头斗争的人能够成为榜样，带来激励，但仍不能脱离每个工人本身的决心，和工人集体的协商共识。水哥用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现：来自外部的有力臂膀固然能为我们撕开一个口子，然而第一步仍需要我们自己踏出。

文|马乙己

鸣谢|水哥 锡钉 蓝色 大乌龙 画外音

　　同时代人 钝感超人 喵了个咪

　　我出生于2001年，家在陕西汉中，但出生地却在新疆。那个时候我爸妈都在新疆务工，是在生下我之后他们才回的家乡。我父母都是很典型的流动工人。

　　父亲一直在干建筑工地的活，进过铁路局当过劳务工，参与修建过广州的高铁，去过广州、河南、新疆、山西等地。他现在还是愿意在工地干，但是我觉得他的身体受不了了，就劝他早点回来。母亲在我高中的时候短暂地出去务工过，是去新疆阿克苏摘棉花，但在我读初中以前她一直在家务农。我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到了江苏无锡打工。母亲比父亲早一年去，在一家光伏电子厂打工，父亲随后来，在一家物流公司当装卸工。

　　虽然换了几次学校，但我开始读书的年纪非常小，读到三年级时我才七岁。一开始，我在村子里的小学读书，但或许是父母觉得教学效果不好，在一两个月后就把我送到了县城的一家私立幼儿园。可能是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在那里只上了一个学期，在那之后我被送到了镇上的一家兼具小学和初中的九年一贯制公立学校。上学的头一两年，我是走读生，住在二姨家中，主要是外婆在照顾我。到二年级的时候，我妈打工回来，发现我的学习情况大不如前，便选择留下照顾我。五年级以前，我主要是寄养在二姨家，中间也在二婶家住过，在那之后便开始长期住校。也就是说我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在父系母系两边的亲戚家度过的。

　　“随着我的年龄增长，他不那么父权了”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母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母亲是初中学历，虽然不算高，但在农村中已经不错了。从小到大，我母亲一直比较关注我的学习，所以当我的字写得越来越差时，她就意识到我的学习情况退步了。我记得我们是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英语，第一次我考了倒数第二，于是我母亲就买来DVD机和英语光碟，还找我们英语老师下载了一些学习资料，希望能让我把英语成绩赶上来。我的英语成绩确实有所提高，至少从此以后都能及格了。

　　据我所知，很多家长会把孩子扔在一边让ta自己学习，家长则去做自己的事。我母亲会一直在旁边看着我做题，如果有一些摘菜洗菜的活那就在我边上做，直到我把作业写完为止。不仅如此，到初三为止，我做的题里凡是她能明白的，都会先去看一遍我的教材，她自己学会后再给我讲解。这是很多家长都做不到的。

　　和很多家长一样的是，我母亲也会打我。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挨打完后她会告诉我我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要打我。我挨打的时候确实恨她，但挨完打后又恨不起来。

　　我母亲的监督还是很有必要的。比如高二的时候，她刚好又出去打工了两个月，那两个月我的成绩就下滑得很厉害，因为周末我总是去网吧打游戏，上课和考试的时候就睡觉。她从班主任那里知道了我的情况，回来后为我请了一周的假，带回家里后既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但也不和我说话。那种感觉真的难受极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经历第二次。必须承认，母亲不在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自己该做什么。

　　我母亲另一个特别的点在于，虽然学历不如父亲的高，但思想反而更开明一些。她很尊重我的选择，比如高中分文理科的时候，和我大学报志愿的时候。文理分科时我父亲直接让我报理科，因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就是这么想的。但我除了数学稍微能及格，理科其他方面都不行，学文科背知识点倒还可以。我母亲则说，让我想选什么就选什么，不要强迫我选理科。读大学填报志愿时也是，我报了某个大学的哲学专业，我母亲则认为不用征求他们的意见，只要我想读就行。23年1月份我去江苏和父母一起过年，那时我现在这个单位的招聘通知还没下来，我父亲希望我去多少找一份差事来做，我母亲则觉得再等两年也来得及，只要自己想好了。

　　这么看下来仿佛我父亲是个很父权的人，但我感觉他在父子关系中实际上并没有很父权，或者说，随着我的年龄增长，他不那么父权了。不过小时候他的形象在我心中并不丰满，因为他时常在外打工，每年只有过年前后的两三个月可以见到他，而我母亲则基本上在家。他的确是比较传统的家长，有种说一不二的权威，时不时还要考考我。我读大二的时候曾和他吵架，吵架后就互相不说话。一开始吵架是因为他听信短视频上的营销号，总觉得能靠炒股一夜暴富，结果赔了十来万，至今还在炒。

　　另一个吵架的缘由是，我目前不愿意结婚，也不愿意恋爱，可以算是独身主义了，他知道后很不乐意，说“你不愿意结婚，我们老王家的香火怎么办？”——这句话有点气到我，因为面对同一个问题，我母亲问的是等她和我父亲走了以后，我一个人怎么办？没有人再陪我了。这显得我父亲关心的不是我本人，而是什么家族血统的延续。我很明显地感觉到，自从我开始上班，逐渐有了经济自由时，他就不再跟我吵架了。以前回家如果我母亲在的话，我就帮她做家务，一起做饭洗碗什么的，但我上回回家发现这些事完全是我爸在做，我去帮忙他就让我去休息。

催婚

相比农村里其他男性来说，我父亲其实也是很开明的，只是跟我母亲相比不那么开明。我从小听到别人对他的评价，就是“好男人”这三个字。有一年过年的时候他去赌钱，赌输了回来的时候跟我母亲不好意思交代，但是她知道了，接着把所有的钱都给我父亲，跟他说你去玩吧，花光了也没关系。从此我父亲就再也没有赌博过了。

　　即使被霸凌，也不会告诉家长或老师

　　小时候我在学校里遭遇过校园霸凌。约四年级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霸凌的存在，因为确实看到高年级的欺负低年级的，但当时体型差距太大，什么也不敢说。即使告诉家长和老师也没用，除了能让你转学，家长也做不到什么，只能找老师；但在老师看来这些霸凌行为很多只是小孩子之间闹脾气而已，一些老师甚至会说出诸如“一个巴掌拍不响”之类的逆天言论，完全不打算认真了解情况。所以即使被霸凌，也不会告诉家长或老师。

　　六年级的时候新来了一个插班生，出于好奇我跟他搭了很多话，那时他自己也说我是他在这个学校最好的朋友。但不知怎么的，到初一的时候他就开始逮着我欺负，这大概算是我遭受校园霸凌的开始吧。初一的时候又来了一些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们中有几个体型比较壮的，还有一些因为成绩不好，从城里转过来的孩子。简单来说，他们普遍成绩偏中下游，性格上也比较暴力，行事风格比较冲动，被他们霸凌很难抵抗。那时早上帮他们叠被子、打水打饭、洗碗，这都是家常便饭。更过分一点的会要求每月或每周要给他多少钱，或者给他买什么零食之类的。我一直这样过到初中毕业，升到了县里的天津中学（这个中学是天津援建的），总算是噩梦结束了。

　　所幸，在高中我认识了两位很好的舍友，给了我许多支持和帮助。其中一位姓刘，因为同属一个宿舍，所以无论上课还是吃饭都经常一起，聊的话题也比较多，又因为我们正好都玩英雄联盟，周末也常一起出去上网。我经常看到有人请他帮忙，他一律来者不拒，无论什么人、什么忙，只要他能帮全都可以帮。因此他人缘特别好，我从没见过说他坏话的。那时我也不知道是羡慕还是什么别的想法，总之那时我也想成为人缘这么好的人。结合前面就我挨了三年霸凌之后的性格，有这种羡慕也很正常的。于是我开始学习他待人接物的方式，直到现在为止。虽然毕业后见面的次数少了，但是，每次我见到他都感觉自己不是孤零零一个人。

　　另外一个舍友姓石，是个学音乐的艺术生。他是那种不愿意把话藏在心里的人，有一回他说自己很难受，问我能不能出去陪他逛一会，我陪他在旁边的公园里逛，他给我讲了很多心里话，情真意切，把心里的情绪展现得明明白白。除此以外，他还是个勤工俭学的人，他大学去了某地师范大学的音乐系，学费，生活费都是自己挣的，没问家里要过钱。

　　是你们在教我，让我没有堕落

　　我是哲学专业的，系里有一位涛涛老师。涛涛老师是胡适的信徒，尽管我们立场相异，但他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是很负责很有勇气的，对那些既无真材实料、又不能给学生谋利益的老师相当厌恶，为此经常和人吵架，所以这么多年来仍然是讲师而非教授。从心理上来说，我第一次看到涛涛老师时也觉得他比较严肃，因为他长着那样一张脸。听他的课多了之后，尤其是听了他开的道德哲学选修课之后，外加参与他开的读书会，我发现他确实很幽默——虽然幽默的有点像冷笑话——也很真诚。

　　涛涛在学校时办了个读书会，我和他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时候稍微亲近一点。真正坦诚相见是在我工作之后的第二个月休假期间。在从榆林到西安的火车上，我迫切地想要找个人倾诉。于是我找到了涛涛，约他吃个饭。我告诉他我想见他的原因以及他对我的影响。涛涛很感动，他同样向我倾诉。他曾经被监控了半年，因为那个读书会被举报了，罪名是蛊惑青年。这让他很受伤，因为只有参加过这个读书会的才有可能举报他。怕是没什么可怕的，毕竟他不是第一次被请喝茶。我们毕业以后，院长根据上面的政策，让他正一正教学风气。涛涛上来就搞量化考核和绩效，还要考核专业课水平，老师们都不愿意，有的甚至找关系到省教育厅，结果不仅没能正风气，反而还给老师们集体涨了工资。他最后对我说：“也许你们觉得是我教得好（主要指人的品格），但是对我来说，是你们在教我，让我没有堕落。”

　　涛涛老师他也是农民家庭的孩子，上的是当地的石油学校。之后一路刻苦读书，拿下了哲学博士学位，到了我本科学校教书。他没有加入基督教，但经常看《圣经》，且去教堂做礼拜，实质上是个基督徒。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上帝，但他确实信基督教的教义，尤其是教义中规定的应当去做的那些事。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可能是一种道德上的信仰。实际在我看来，他是道德上很优秀的一个人，对学生负责，做人也真诚，而且也勇敢。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不信共产主义。

　　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哲学院当时的副院长带我们入门去读马列著作。有次他刚好讲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他让我们去看去读，之后要一个个提出自己的想法或者问题，但很多人没有提出来，只是复述了一遍毛泽东的话。他对此比较生气，告诉我们说：不要以为它的语言浅显就很容易懂了，可以把这种道理写得这么浅显，有几个哲学家可以做到？后来他还带我们去读列宁的著作，也是这样的读法。这是我第一次深入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内容。

　　在没有遇到涛涛老师讲课之前，我认为有几个靠谱的老师。副院长是一个，他现在已经是院长了。他教马克思主义原理，讲课颇有水平，不像其他老师照着 PPT 念，或者让学生自己上去讲来充数。另外两个老师是教美学的，一男一女，他们上课我都是可以听进去的，也比较被吸引。这些老师都有共同点，他们的上课方式能吸引我的注意力，能让我不开小差，让我有兴趣听下去。这个是我给他们高评价的一个关键要素。

　　我是农村出生的，现在是个工人

　　大学的时候我也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我的同学中很少有跟我家境一样的人，唯一一个跟我家境差不多的是我的一个河南舍友，甚至可能要比我家还差一点，相比我们来说，其他同学算得上“非富即贵”了。加上涛涛老师的影响，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太向往左翼的相关理念。在学校里面，学生之间的阶级感体现得没有那么明显。我大学谈过一次恋爱，但我们双方的家庭很不相当，对方家在西安有好几套房子，她哥还开了公司什么的。当对方问我以后打算干什么、去哪里的时候，我就不免想到这些差距。

　　有一次，我跟前面提到的刘同学去了浙江，真的去工厂干了一阵。最开始是想干两个月，但实在太累了，我们不断缩减，最后缩减到两周。自那以后我开始稍微关注一点偏左一方面的话题或书籍。我真正完成左转，是自我干现在这份工作开始，转变非常迅速。我感觉一参加劳动生产就很快完成了这种转变，并且连带着激活了大学时期读的那些马列著作和别的左翼理论。可以说在生产领域中得到的切身体验，帮助我真正理解了我们所面对的那个劳动制度和政治经济秩序。虽然我们上学时课本会说工农是国家的主人，到今天也仍能从各种地方听到这种说法。然而，无论是我之前的人生经历，还是参加工作后的所见所闻，都告诉我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现实中你如果自称是工农，难免会遭到身份的鄙视。尤其是工人和农民两个身份重叠在一起的时候，甚至于再叠加一个“妇女”的身份，那无疑就处在了鄙视的最低端，是最受压迫的那一部分。不过也确实有人向我们描述过，工农做主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我就想为什么会产生如今这种倒错的变化。我的很多朋友都还在上学，尚未切身参与到生产劳动中来，我说的很多话不仅没法引起他们的共鸣，反而会招来反感。

　　我目前在铁路行业工作，心理上已经可以承认自己是个工人了，并且我知道我大概率这辈子都是工人，不会再有什么别的可能性了。我也不是没想过以后可能会辞职去干一些想干的事，但我的工人的身份是永远摆脱不的，它一定会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我以前不敢自称工农，而现在我敢这样说：我是农村出生的，现在是个工人。

　　“只要火车不翻，就什么事都没有”

　　最开始我工作还是很认真的，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有什么责任都会尽到。我这个工作工资不高，但毕竟在国企，胜在十分稳定。那些干了十几年的同事常说“只要火车不翻，就什么事都没有”，一些问题顶多扣一点钱，还能接受。而且实话说，我的工作不算繁重，甚至可以说得上轻松，我觉得还是很适合我的。

　　害怕火车翻掉

　　我父亲可能还想让我考公务员或教师，亦或是考研，我母亲多少也有这种想法，但她还是会支持我把这个工作干下去。涛涛老师跟我说，公司在把我们当储备干部，我当时没有反驳他，因为我清楚他在安慰我。我的朋友们因为我在国企工作，所以也都觉得还好。总而言之，感觉我的亲戚朋友基本是支持我做这个工作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工作挺不错。在那之前我还做过别的工作，大多是在私企做销售或者策划之类，它们的老板或者小领导都没把我当人看，觉得我到点下班了就是不尊重他们。这种工作我最长干过一天，直到第二天才走，因为那是我第一份工作，表现得还比较老实，后面我再遇到这种工作往往就借口上厕所跑了。我现在这个工作自由时间很多，上班的时候可以跟同事讲话打闹，也可以摸鱼。哪怕现在公司配了摄像头，该摸还是得摸。对我来说，一份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自由度，譬如现在让我去另外找工作，那除了真正履行八小时双休制度以外的工作我根本不会考虑的，哪怕工资比我现在要多两三千一个月。我觉得那太累了，我母亲在电子厂上班的时候，早上六点多就得起来去厂区，到晚上十点半才能回到家，相当于一天有15个小时是待在厂区的，换我根本受不了。所以目前我没有换工作的打算。

　　在这个单位我认识了一些工友，有一些很典型，很能说明问题。其中一位是98年的，他大学学的就是铁道工程，但他一开始没有去铁路局而是去了中铁下属的工程局，干了一年左右转行来到现在的单位。他一开始是作为技术人员而非工人被招进来，但来了以后和我们一样做的是工人的活。之所以第一个提到他，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和他很像。虽然他实际上已经是工人的身份，并且自己也会自称是工人，我能看出他心里仍是不承认的——他不太与同事们聊天，尤其是那些没有读过大学的老工人，他和带自己入门的师傅也无话可说，经常互不理睬。也许是因为是上过大学吧，他还算愿意和我聊天。在外面的时候，谈及工作，他都绝口不提收入、工作具体内容一类。实际上他平时工作很认真，从不偷奸耍滑，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帮过我很多忙，带我熟悉这行的工作，但可能心底里还是没法完全接受自己是工人阶级的这个事实。

　　另一位工友是老刘，他今年转到我们班组，以前在铁路局下面的某大区当车间主任，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也许是思维习惯使然，他凡事总站在领导干部的视角来考虑，我们很不喜欢他。每次他带我们出去干活或者工作就免不了要催一催，或者给我们讲讲大局观，我们早就听腻了。

　　第三个是老胡，我们平常给他的绰号是“胡老汉”，因为他才三十多的年纪就已经有了五十多岁的发际线，头发快掉光了。他目前去了别的地方的铁路局。“老汉”其实很好说话，虽然我们叫他“老汉”，但他心理上是比较年轻的，跟涛涛老师一样，他能够理解我们想的是什么。

　　第四个是何老师，他和我在意识形态上重合度比较高，虽然他自己不去主动涉猎，但很愿意听我讲些有关左翼方面的事情。何老师有一个特点，就是越和他交流，其语言就越来越犀利，越来越敢说真话，就算面对领导的时候也是如此。有一次他说公司把我们这些工人当日本人看——他的原话是“日本鬼子”，可能语言上不一定恰当，但思想情感无疑表达得很清楚。领导知道后脸色很不好看，但这种攻击性管用，这么怼完之后一个小问题就很快解决了。

　　你自己都不敢为自己出头，这让大家怎么帮你？

　　在我们这行，以老带新是很常见的事，我刚进去就是老王带着的。一方面是带着进入工人同事们的圈子，另一方面也是带着进入所谓的“斗争”活动。有一天我干完活很累，我们主任还让我和另一个新同事去给他搬两桶水到办公室，所以我脸色很不好看。于是那个主任问我是不是生气了，我说我确实很生气，为什么要我们搬水？另一个同事一直帮我打圆场，说我是累了才这么说的。我们主任也没有骂我，从那以后没有叫我们班组再搬过水。这件事被老王知道了，他说我不怂，很猛。

　　其实老王本人也不怂。我们公司里有一些知名刺头，其中不乏上报到上级集团知晓的，那些领导见到他们基本都绕着走，这些刺头里就有老王。有一次我听说老王和其他工友想去找领导谈转岗的事，就请他们把我也带上，我虽然不转岗，但就想看看他们怎么去做这种工作，怎么让领导办事。于是老王就带我一起去了，我觉得可以视作老王他们对我的一种认可？总之从那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去和公司争取、对抗的活动，他们就开始叫上我了。这种“认可”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胆识。假如有不敢斗争的新人，我们也不会拉他，毕竟你自己都不敢为自己出头，这让大家怎么帮你？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会试着鼓动他，但是鼓动了还是不敢，那就没有办法。按照老王的话，就是“太怂了，没有救”。

　　对于我们工人来说，维权的需要总是很多的，面对相应的问题我们经常会互相讨论，了解各自的看法，乃至于为之后的共同行动做准备。这些讨论一般先是发生在我们各个班组内，自己回宿舍也会找几个关系好的讨论，之后会推选本班组内像老王这种“积极分子”去互通消息，再把意见反馈给大家。最终我们都能知道大家总体上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例如，有一个工友家在附近，经常中午回家吃饭，有一天中午骑摩托车出了意外，被撞成了瘫痪，我们就一起讨论过这件事。讨论的焦点就在于这个工友应不应该报工伤。

　　这个工友之所以中午回家吃饭，和我们食堂的收费制度有关。我们公司的分支众多，我现在工作的地方算是兄弟单位，原单位会为我这样的员工提供每月1000块的伙食补助，而我们吃饭每餐只收一分钱，相当于免费。但之后改了政策，只有那1000块补助，没有免费餐了，我们得自己花钱吃饭。而关于是否报工伤的讨论，则关系到我们公司的另一个情况。我们公司每年会设置工伤指标，报工伤会影响今年的安全系数。与之配套的，我们有一个叫“安全抵押金”的政策，意思是每个工人第一年交5000，此后每一年，如果全年没有安全事故的话会额外发5000。假如这个工人报了工伤，那么当年这个5000块就没了，还有可能影响到其他的奖金，比如每半年度的绩效奖还有百日安全奖等等。

　　在讨论的时候，一部分人认为，这个工友在上班时间回家吃饭，那责任当然在他身上；但我们另一大部分人认为，他之所以回家吃饭是因为食堂收费了，根本原因在于公司的制度设置。对于这种责任划分问题，我们大部分时候都支持归责于公司。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即如果调查结果认为责任在那个工友而不是公司的话，我们要不要去做伪证，证明他是上班时受伤的？我们中大部分人都愿意这么做，来支持他或者他的家属去报工伤。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支持，譬如有两个人，一个把责任归于那个工人本身，另一个则是害怕那5000块泡汤了，所以不支持那个工人报工伤。在我们后来私下讨论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两个人是不可靠的，以后再有什么类似的活动就不会优先考虑他们。如果他们说需要帮忙，那大家最多就是把他们之前帮助其他工人的部分还清，在那之后不会再帮他们的忙了。这个也谈不上一种“筛查”，在同一个班组里，大家心里都清楚各自是怎样的人。说是“筛查”也好“提纯”也罢，其实都是人际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先要看看大家到底是怎样的人，看看其中哪些人可靠，哪些人不可靠。

　　“打破心中的枷锁”

　　如前面所说，我初中三年遭到过霸凌。那种状态我觉得和现在我们在劳动领域中的状态很相似，即会觉得自己的对手过于强大，觉得无法战胜，从而难以兴起坚定的反抗意志，多少有一些怯懦。

　　我不否认他人的影响和帮助很重要，就像我受到那两位高中同学和涛涛老师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一样。但归根结底，要发生改变，还得我们自己下定决心。当身边有人站出来反抗的时候我会备受鼓舞，只有这个时候我也站出来，成为继第一个人之后的第二个人，那才算得上是自己的决心。接下来站出来的还会有第三个，第四个，越来越多，越来越快——这种精神力量是感染所有人的。所以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来说，假如有人展现出懦弱、胆怯的一面，那我们不该去批评他，说他怂，一味机械地要求他自立自强，因为我们也曾经这样过。我们能够做到的其实是给他展现一个榜样，去感染他、鼓励他，让他能够打破心中的枷锁，从而走上反抗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