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起义的伟大历史功勋（组图）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人民军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光辉历程，展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光明前景的同时，高屋建瓴，对八一起义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科学的评价，他说：“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八一起义，功在第一枪

　　习近平总书记对八一起义功在第一枪的历史功勋，作出了精确定位：“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早就对八一起义第一枪的历史功勋，作过高度评价。周恩来总理说：“八一起义，功在第一枪。”朱德同志在总结八一起义历史经验教训时说：八一起义军“离开南昌南下到达广东省东部以后，大部分遭到了失败，但是，这次起义仍然具有伟大的意义，因为它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

　　这里特别值得重温的，是毛泽东同志对“第一枪”历史地位的认定故事。

　　1949年初，解放军总部开始着手制作我军军旗方案。总部从众多方案中遴选出12种，供中央领导审定。据周恩来回忆说：“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各种图案都选不上。毛泽东同志说，何必另选呢?把‘八一’两个字写上，就是一个图案了。我说，红军获得成功是井冈山开始的，八一起义是失败的，恐怕有‘八一’两个字不一定恰当。毛主席说，不对。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秋收起义在八一起义之后。”后来毛泽东在亲自听取总部制作军旗方案汇报时又说：“军旗要有‘八一’二字，表示1927年8月1日，中国人民举行南昌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节日，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一言九鼎，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得到法律的确定。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老一辈革命家和习近平总书记，如此重视“第一枪”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八一起义“第一枪”的历史功勋，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彪炳显赫的。

　　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内不少同志甚至相当一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对开展武装斗争缺乏正确认识，对党独立掌握军队缺乏应有的政治自觉。“第一枪”打响前，党还未独立组织、领导、指挥过完全属于自己的军队。究其原因，一是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秘密开展工作，同时强调应力避与国民党产生摩擦;二是忽视了建立中共自己的军队，不去发展中共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结果在国民党叛变革命的危急紧要关头，在蒋介石、汪精卫“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屠杀下，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大革命失败后，乌云笼罩着天空，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在这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严峻时刻，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任人宰割，坐以待毙;要么高举义旗，奋起反抗。

　　南昌城头的枪声，宣告了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杀绝，他们从血泊中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拿起枪杆子，又继续战斗了。南昌起义是在中国革命的低潮，在许多仁人志士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危急时刻，在全国人民面前竖起鲜明的武装斗争榜样，它似春雷，预示革命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它似旗帜，在革命失败的形势下，给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指明了武装斗争的方向。

　　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大地武装斗争风起云涌，正是因为南昌起义，中国革命才一扫大革命失败后的阴霾，进入了气势磅礴的土地革命新时期，也正是因为有南昌起义，共产党人才深刻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领悟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谛，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便是在八一起义中诞生的。

　　震惊中外的“第一枪”，不仅展现了南昌起义将士敢于牺牲的血性胆魄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魄，而且凝集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非凡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当年，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作出打响“第一枪”的决策，除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外，还要面对两大压力。

　　一是共产国际的政治压力。当时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决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据有关史料记载，1923年—1927年，莫斯科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做出了738个决定。有人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依照攻打冬宫的经验，耳提面命式给中国革命开药方。南昌起义是中共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而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补报后，正当起义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进行中，从莫斯科吹来一阵冷风：“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办法)是让(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到农民中做政治工作。”共产国际的回电语气模棱两可，表达了对起义的怀疑立场。但是，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摆脱共产国际的束缚，坚定作出起义的决定。

　　二是来自张国焘对起义的干扰。在党的一大，张国焘是主持人，从共产党成立之日起，他就长期居于中央核心领导地位，改组后的中央常委，他位列第一。他拿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依仗居高临下的领导地位和自以为是的雄辩口才，企图在起义前委扩大会上说服和阻止起义的举行。但是，他的错误主张遭到大多数起义将领的强烈抵制和反驳，尤其是周恩来平生第一次拍了桌子。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拍桌子的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

　　贺龙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对党的忠诚和坚定，是起义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他，八一南昌起义很可能会夭折。”

八一起义，功在上井冈

　　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从艰苦卓绝的西进北上的转战中，从失败中奋起，攻坚克难，发展壮大，最后率领起义军登上井冈山，就是理想信念伟大力量的写照。

　　八一起义的实践告诉人们，在中国，走先城市再农村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南昌起义主力军失败于南下的途中之后，当时起义军领导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提出把部队转移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运动，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正如粟裕在《激流归大海》中写道：“南昌起义部队进军广东遭受失败后，朱德、陈毅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冲破千难万险，为保留革命火种，继续高举南昌起义所开创的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旗帜，为改造旧军队和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军队，为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率领我们登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德率起义军从三河坝突围到饶平县的茂芝村，得知主力在潮汕失利的消息，军心混乱，这时，四万敌人气势汹汹从三面围逼而来，在紧要关头，朱德主持召开茂芝军事工作会议，围绕要不要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要不要坚持起义军的旗帜，展开了激烈争论。有的人提出：主力都失败了，我们留下还能干什么?不如解散好了。朱德激昂地进行反驳，说：“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是这面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后来，朱德把会议决策概括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茂芝军事工作会议和天心圩军人大会，是八一起义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是起义军从挫折中找到武装斗争正确道路的起点。

　　朱德上山下乡，历经了曲折艰辛。朱德在茂芝会议上，决定不拘泥于原定方针，率领部队向闽粤赣山区发展，这一决策使起义军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迈出了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步。朱德后来回忆说：“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这有一个好处，即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领大城市，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相结合，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战术也变了，不是打阵地战和敌人拼消耗，而是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了，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

　　1928年4月，敌人组织7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对起义军开始联合围剿，朱德按照“不击则游”的原则，不顾湘南特委反对，采取且战且退的办法，撤出湘南，直奔井冈山，实现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朱毛会师”，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朱德成了中共领导人第一个和毛泽东一起，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合作者。闻名于世的“朱毛红军”正式宣告诞生，井冈山斗争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周恩来同志在1961年9月视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说：“南昌起义的宣传，一定要讲到井冈山。”

　　1962年6月，朱德发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谈话纪要，详尽地介绍了起义军千里转战上井冈山的经过，把南昌起义与井冈山斗争联系在一起。1961年2月，朱德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前，静静地凝视了很久，他说：“起义部队到了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力量壮大了，更重要的是开始找到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这是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许多同志英勇浴血牺牲，才终于创建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在井冈山的艰苦岁月里，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朱毛领导的这支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走出来的红军部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历经艰难曲折，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从胜利走向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八一起义，功在铸军魂

　　什么是军魂?

　　习主席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

　　他还说：“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

　　也就是说：我军军魂的铸造和形成，“发端于南昌起义”。这是科学的总结。从南昌起义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军魂铸造生动轨迹：

　　周恩来在流沙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要有继续奋战在党的旗帜下的决心，这既是对起义军领导人提出的要求，也是起义军将士坚守信仰的集中体现，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始终贯穿了“听党指挥”的主线。

　　南昌起义军是经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锻炼，是一支革命的武装部队，但是它的基础是旧军队还保留着固有的不良制度和作风，特别是从饶平到大余约一个月的行军中，环境恶劣，这些不良因素显得更加突出。靠旧军队的管理模式，部队很难维持下去，如何建设和巩固这支部队，是当时摆在朱德、陈毅面前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十月底起义军到达大余，朱德、陈毅决定借军阀混战的空隙，在大余休整几天，对部队进行整顿。大余整顿，首先严明纪律，规定，缴获的东西要归公，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团支部。为了便于指挥，把队伍整编为一个纵队。后来又根据当时面临的新形势，在崇义上堡整训中，对部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朱德后来回忆说，通过这次整顿，“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

　　粟裕在追忆这段历史时说：“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员的核心模范作用，加强政治教育作用，是使部队重新焕发生机的唯一途径。当时部队还有党、团员五六十个人，党、团员人数不到群众的十分之一，但在重新登记后，健全了党、团组织，党、团员被派到各基层连队去，政治工作也加强了，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这时全队虽只有七八百人，比起从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部队质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这就为以后开赴湘南、奔上井冈山，打下了牢固的政治组织基础。”

　　南昌起义参加者杨志成，在回忆起义军西进这段艰苦的日子时说：“回想起来，当时部队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起着作用，那就是党的坚强领导。记得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战士们常常看见朱德、陈毅等负责同志，他们穿插在行军行列里，肩上扛着动摇分子扔下的步枪，或者挽扶着病号，他们一面走一面和士兵讲解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沿路上，党代表陈毅同志曾经不止一次的召集我们这些党员谈话、开会，要求党员们切实掌握好部队……这样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混乱和动摇渐渐减少了，终于将这支部队保存了下来。”

　　南昌起义领导人，人人是军魂铸造的带头人，个个是听党指挥的楷模。29岁的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是铸造军魂的轴心。他对党、对革命的信仰，在南昌起义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和人民的高尚品格，还突出表现在临危不苟，负重战危，在紧要关头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在起义后的南征中，繁重的工作使周恩来在进入广东后病倒了，高烧有时达到40度，但他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在自己战斗岗位上。当部队进入潮汕，遭到敌人优势兵力围攻时，周恩来沉着冷静，临危不惧。到达流沙与主力部队会合后，在研究部队今后的去向的会议上，张太雷传达中央指示，要周恩来迅速回中央工作，许多同志也提出，恩来同志重病在身，应当迅速离开。这时周恩来说：“我的病不要紧，支撑得住，我们要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就这样，他抱病主持“流沙会议”，做出部队撤退和领导人疏散的安排，自己带病坚持一直留在潮汕地区农村，直到起义领导全部安全转移。

　　南昌起义创造了许多奇迹，在起义军主力失散、敌人四面合围中，起义领导人没有一个被俘，没有一个被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凝集周恩来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

　　朱德、陈毅是坚定信念的一座丰碑。朱德在天心圩的讲话，现在已为大家所熟知。它表明一个党的忠诚战士，在最困难最黑暗的岁月，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粟裕视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说：“那时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与前委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给养和伤痛困扰着我们，每天离队的人很多，部队组织散乱，一支两三千人的队伍随时都有可能散掉。就在这时，朱德发表了讲话，使大家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树立了只要有二三十个人就要把革命干下去的决心。”

　　在革命最困难、最无望、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朱德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起义军将士都从他身上感受到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朱德在即将崩溃的队伍面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

　　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是忠于信仰，听党指挥的典范。

　　贺龙参观南昌八一起义指挥部旧址时，陪同人员恳请贺龙谈谈他来南昌参加起义的经过，他以平静的语调说：“六七月间，敌人暴露了反共的面目……七月底，汪精卫决定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这时，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就上庐山，要就开到南昌。那时，我主意已定，就是跟着共产党走。我对党说：‘不管怎样打我都不怕，只要共产党员不走，我就有办法。我一百个信服共产党，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时敌人也用力拉我，送来金条银洋，还许愿让我当安徽省长，我对他们说：‘国民党我不加入，就参加共产党。’”“有一天，叶挺 、叶剑英来到黄琪翔司令部，朱培德也来了，他劝我上山开会，我看看气氛不对，话一讲完就急忙走了，他一出门我就找到叶剑英和叶挺，坐上一只小船，在船上商量去南昌的问题。那时，火车在我们的掌握下，便决定叶挺的二十四师先走，二十军后走，月底开到南昌举行起义。”贺龙参加南昌起义的曲折经历，是“听党指挥”最生动的注释。

　　叶挺的部队是起义军的基础力量，他的态度极为重要。面对党的指示，他毫不含糊，表达了对起义的坚定支持。叶挺英年早逝，但十一军老战士们在回忆时对他的忠诚坚定，英勇果敢，依然充满崇敬和怀念。当年在他的部队做政治工作的阳翰笙，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说：“叶挺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党指向哪里就在哪里战斗……”

　　在大革命的低潮，在面临生与死的考验面前，革命先辈们这种对信念的执着，对党的忠诚，更显得尤为可贵，起义军将士永远奋战在党的旗帜下的光荣传统，在以后的建军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听党指挥”已成为我军永恒不变的军魂。

　　八一起义将士，矢志不渝，听党指挥，在挫折中奋起，在困苦中向前，铸就了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雄师。历史告诉我们，“听党指挥”，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宝，是我们永志不忘的红色血脉，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

作者简介：

　　周根保，男，汉族，中共党员。江西丰城人，1947年4月出生。1965年7月入伍，1970年2月入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营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师副参谋长、师参谋长、军分区参谋长、军分区司令员，曾任中共南昌市委原常委，2002年退休后，专心研究、弘扬八一南昌起义精神。现任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执行会长，江西红色文化研究会第一副会长，到目前为止已经内部出版了《军魂永驻》《不朽第一枪》《南昌城头的枪声》等专门研究南昌起义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