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前，那群中国少年！

　　1920年五月，27岁的毛泽东去找章士钊借钱。

　　借两万银元，供那一群”中国少年“去法国勤工俭学。

　　毛泽东拿着恩师杨昌济的手书去拜见这位北洋大佬，章士钊很看得起这个年轻人，当即号召上海工商界名流筹资，很快筹集到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并且约定——这笔钱资助的年轻人，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不事生产的士大夫，他们必须半工半读，体验劳动者的生活。

　　1920年前后，中国的优秀青年，几乎都飘洋过海去了法国，“少年中国”的赵世炎、“陈氏双壁”陈乔年、陈延年、周恩来、蔡和森、陈毅、李富春、李维汉、聂荣臻、蔡畅这群日后激荡风云的人物，被时代的洪流驱动着，又驱动着时代的洪流，汇聚在了自由和革命的故乡法兰西。当年年底，年仅16岁的邓小平，也踏上了他的旅欧求学之路。

　　蔡和森带着新民学会的同学们上船之前，问毛泽东：“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去?”毛泽东笑着说：“我国内的问题还没有研究好，你们去就好了。”

　　“七、八个月来，毛泽东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毛泽东做了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1920年6月，毛泽东送走了旅法少年之后，他特意去拜访了自己心中的偶像陈独秀。然后回到了湖南长沙，当了一师附小的校长。

　　你没看错，他当了小学校长，还当了两年的小学校长。

　　在那个年头，省城的小学校长，加上杨昌济的高足，《湘江评论》的主笔、书店老板，他身兼教育家、媒体人、商人，已经是社会名流，可以和军阀督军大佬们谈笑风生了。

　　毛泽东这个校长当得奇特，他不止教读书，还教实践，一师附小设置了园艺、畜牧、印刷等实习课，学生在课堂学习之外种菜、养殖，印制信纸、信封、作业本，既增进了对社会生产的了解，又提高了生活能力。他担任小学校长的同时，还搞了个工人夜校，给工人上课、扫盲，普及知识。

　　在教学过程中，毛泽东身体力行，与学生一起参加劳动。在毛泽东的大教育观中，学校与家庭、社会是一个整体：“学生出学校入社会，若社会之分子无知识……则学生在学校所得之知识与之枘凿。其结果亦只有两途：或为所融化，或与之分张。从来之柔懦奸邪，皆前一种之结果。从来之隐士，皆后一种之结果。”所以，就如他所说——中国的问题更复杂，所以他开始致力于从实际出发，去解决问题。

　　最重要的是——27岁的毛泽东，已经正式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从陈独秀那里，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看到了真理的火种。

　　1920年的毛泽东还入了党，下面就是他的入党凭证，比中国共产党的公开建党时间还早一年。

　　1920年这个时候，也是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紧锣密鼓推进建党的时候，，从五四运动开始，他们就激烈讨论着中国的未来，终于，他们也认为，只有以俄为师，只有最广大的布尔什维克才能救中国。

　　陈独秀先生，是当时真正的精神领袖，他的言论和行动震动天下，激昂人心，他是个天生的演说家和行动派，身体力行，鼓舞着当时的年轻人去改变世界。他在1920年发表的《谈政治》一文中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表明了陈独秀运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坚定态度。

　　而李大钊先生，更像是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他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到了1920年，李大钊先生更是超前地看出了，中国的系统问题本质是经济问题，《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深得马克思经济学的精髓。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了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坚决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

　　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性。因而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时，提倡要多做实际工作。他说：“道理真实的名词，固然可以做群众运动的共同指针;但若是离开实际行动，口头上的名词说得如何好听，如何彻底，试问有什么好处?”陈独秀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

　　在上海期间，陈独秀把极大的注意力投向工人群众，他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工人刊物,在他们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去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做调查。他还不断到工人中间进行演讲，启发工人和组织工人，在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建党工作。

　　陈独秀积极呼吁：“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

　　在那个黎明之前，南陈北李，就是中国新青年的灯塔和火炬。

　　1920年8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正式成立了。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

　　1920年10月，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先后加入。

　　同年秋天，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春，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共产党”分道扬镳后，陈独秀等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同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为负责人。

　　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后来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

　　由于当时是盛夏，中共一大代表们纷纷摇着蒲扇，满头大汗地疾笔写作，直至深夜才休息。而他们的处境也颇为险恶，马林等人一到上海就被不明人士跟踪，陈公博带着妻子住进酒店，却因为情侣自杀，惊闻夜半枪声，可以说险象环生，难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所以大家行事都极为谨慎。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7月底，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等，由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做向导，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再从狮子汇渡口登上渡船到湖心岛，最后登上王会悟预订的游船，并在游船中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大代表中，年纪最小的是湖北人刘仁静，他才19岁，却与张国焘、郑中夏并称为“北大三杰”，其人天赋极高，辩才无双，能够整段整段引用马克思原著，和学问极高的李汉俊唇枪舌战，口若悬河，令旁观者汗颜。他力主把“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章。

　　董必武是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他已经35岁了，他是一位辛亥革命的参与者，还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反袁世凯的斗争，曾经被捕入狱。在场的这些青年少年，和他相比，都还是“孩子”。

　　28岁的毛泽东也令人印象深刻，有人回忆：“他身材高大，走路摇摇摆摆，头发很长，大热天穿着长跑，仿佛一个农村来的道士。”还有人说他“很少讲理论知识，辩论能力却极强，善于把对手拉到他的陷阱中，然后得意地笑起来，”。

　　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他们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庄严诞生。 纲领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大会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

　　旅法的少年们，也得到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他们奔走相告，也开始建立他们的组织。

　　1922年6月18日早晨，巴黎的西郊的布罗尼森林，阳光洒落在草地上，18个中国少年，每人租了一把铁折椅，排成一个圆圈，他们坐下后，开始讨论建立统一的中共旅欧共产主义组织。

　　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郑超麟、尹宽、刘伯坚、王若飞、李维汉、李富春、袁庆云、王凌汉、任卓宣、佘立亚、肖子唪、 熊锐、萧朴生、一起表决，成立了“中国少年共产党”。

　　这就是“中国少年共产党”(即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赵世炎主持会议。会议选举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为宣传部长，李维汉任代理组织部长。

　　自此，中国共产党，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都成立了。

　　在接下来近30年的历史风云中，这些英武、理性、稚嫩、成熟、热血的年轻人，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到了自己的信仰和事业中去了，他们许多人，都没有走到最后，有的走了歧路，迷失在历史的沙尘中，有的拼命奋战，倒在了黑暗时刻的血泊中，没有能见到那日出时候的曙光。

　　但当我们回顾往事的时候，总能会想起他们眼中理想主义的神采。

　　千古之下，令人神往。

　　后记：

　　我最讨厌的，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世界的文明，一向是由理想主义者推动的，你可以在千百年后嘲笑他们天真、冲动、幼稚，但站在历史制高点上的质疑和鄙薄无法掩盖他们身上超越人性的光辉。

　　没有理想主义者的推动，就没有整个现代文明。

　　今天的读书人可以对罗伯斯庇尔的刻薄、拿破仑的狂妄、对巴黎公社的幼稚、对斯大林的残酷、对革命洪流中芸芸众生的冲动、盲目、虚伪、自私、残酷、愚蠢品头评足，乃至于发出“十年兵甲误苍生”的浩叹，轻轻松松说一句——做得这么糟，死了那么多人，还不如不做。那你是不知道文明的目的，不懂得进化的意义，保守主义的冰山，只能让躯体保鲜，却不能让思想长春。

　　进步——需要一颗浪漫主义的、无私的、毫不利己的火种。

　　去用自己，点亮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