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词典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几乎每一份共产党的“红头文件”，每一位高层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都强调一切工作都必须遵循群众路线，从来都是如此，其重视程度不言而喻。可是，毛主席对党内执行群众路线的情况却并不满意，他曾很不高兴地严厉批评党内乃至党的高层存在的违背群众路线的情况，并且说：“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不满的情绪溢于言表，而且这种不满显然已经积累多年了。
问题出在哪里呢？
关键在于：究竟把群众路线看作根本宗旨还是只看作一种工作方法或领导方法。这本来应该不成其问题，所有的共产党干部都会给出标准答案：群众路线是宗旨与方法的统一——是宗旨指导下的方法，是实现宗旨必须遵循的方法。但是，毛主席早就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也就是说，不管口头上怎么说，在实际上并不是人人都真正把群众路线作为宗旨与方法的统一来看待的。
毛主席群众路线的思想核心凝聚于他那句经典名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史。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为什么在众多英雄豪杰中，唯有毛主席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就是因为毛主席第一个看清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农村，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受旧社会压迫最深因而具有最强烈的革命要求的贫苦农民。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最清楚地显示了农民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因此，可以说，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正确航道。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又体现在尽可能扩大地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团结、组织、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因此，创建新中国的整个中国革命历程就是在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农民为主体的全中国所有被压迫民众争取自身解放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以上所说，已经成为历史定论。在严峻而残酷的战争年代里，现实胜于一切教条 —— 没有群众的觉醒，没有最广泛的群众运动，就没有革命的力量，“就是读一百万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的”，共产党甚至连生存之地也没有。在经历了多次挫折的教训之后，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成为全党衷心拥护和自觉贯彻的根本路线。
然而，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环境和条件以及共产党干部的地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手握权力的共产党官员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还要不要坚持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渐渐成了一个问题。现在不是出了很多文章吗，声称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之后，再执行战争年代的群众路线就不合时宜了。这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共产党官员的实际思想。
但在毛主席看来，夺取政权只是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彻底解放争得了基本条件，后面的革命任务更艰巨更伟大。他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也就是说，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去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永远是不可动摇的原则。
于是，在看似同样的群众路线的口号下，在实际工作中却出现了不同的做法。
我们来重点考察一下新中国建国后农村和农民的情况。
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开始了农村合作化运动。这是当时处于第一线的毛主席亲手抓的一项运动，从1951年冬毛主席主持制定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到一九五六年底完成合作化，用了五年时间。这个运动把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经济。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尽管那几年我国农村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但是粮食产量和农业总产值每年都有明显增长，合作化完成后的1957年，粮食产量比1952年增长19%，农民收入比1952年增加近30%；广大农民群众对集体化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和向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共产党的威信如日中天。
这个成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改天换地的伟大意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辉煌创举。相比之下，苏联的集体化却遭受了牲口大批死亡和粮食严重减产，农业生产多年后还难以恢复元气。
毛主席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
首先，他注意到，在相当多的贫苦农民中有互助合作的愿望。他经过调查研究看到：“中国的情况是人多地少，经营方法落后且时有灾荒，致使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生活困难。他们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事实上，在老解放区，当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刚刚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就自发地开始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一九五〇年，全国农村就已经有互助组二百七十二万四千多个，到一九五一年，互助组发展到四百六十七万五千多个，翻了将近一倍。对于农民的这种积极性，毛主席予以满腔的热忱和不失时机的支持。
一切新生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大批农民愿意实行合作。毛主席始终坚持自愿的原则，坚决反对采用强制的方法。他多次指示：对于尚在观望的个体农民，“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
毛主席的办法是：“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造成这种优势。”
这个“示范”作用的关键就在于合作社能够有效提高劳动效率，实现增产。为此，毛主席再三强调，判断合作化运动是否健康发展，就看是否增产。如果不能增产，那“何必要合作社呢?”正是在合作社连年增产的示范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包括原来观望的中农，都愿意参加进来，使合作社“为群众所欢迎，因而可能巩固下来，并影响四周围的农民逐步地组织起来。”
毛主席坚持“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
正是在这种尊重群众的方针下，实现了“自然的不勉强的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但这绝不意味着忽视党的领导，放任自流。毛主席要求各级干部“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毛主席的领导方法，就是把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事例，作为典范，去教育和启发更多的群众。毛主席通过调查研究，汇集了一百二十多篇报告，编辑成《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后改名《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书中满腔热忱地颂扬了王国藩等一批农民模范，宣传他们的感人事迹，并且写了104篇精彩的按语，对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就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方法的生动体现。
新中国建国初的这个气势宏大的集体化运动是一场在党的指引下亿万农民奔向共同富裕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对党内出现的种种干扰这个群众运动的意见进行了及时有效的纠正。在群众刚起来的时候，党内高层就有这样一种主张：“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再发展一段时间，富农也让他发展”，“等到国家工业化建设能提供大批农业机器的时候，可以依靠政权力量，下个命令剥夺它，一举实现集体化”；“农业集体化要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来达到，而不是零散地、慢慢地建立，十几年后，就发动一个运动，经过两三年搞起来。”这种企图用行政命令的强制手段来实现意识形态目标的做法，是根本违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如果那样做，可能也会形成一种“运动”，但绝不可能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在毛主席的及时纠正下，这种意见很快得以克服。但是，思想上的分歧，总归还会冲突起来。
毛主席所主张的群众运动，必须建立于“群众的需要和自愿”的基础上。他强调说：“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如果“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毛主席亲手指导的合作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功，就在于整个运动自始至终坚持“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从而使得运动能够“自然的不勉强”地健康发展。
因此，是否坚持“群众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是区别真正的群众运动与假借“群众运动”之名行“运动群众”之实的分水岭。
在中共八大实行一线、二线的领导体制，毛主席退居二线，由其他领导人负责一线具体工作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1958年，在合作化运动中体会到互助合作好处的农民群众，有了进一步扩大合作规模的愿望，一些地方小社并大社，以便集中更大的力量兴办小社难以办到的水利建设，社办工业和其他公共事业。毛主席对此是十分欣喜的。他高兴地说：“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他对于有的大社合拼后取名“人民公社”也很欣赏，说了一句“叫人民公社好”。这条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一时间各地都兴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然而，事情很快就变了味。大办人民公社成了一哄而起赶时髦的潮流。许多地方为了创政绩，争先恐后抢着要奔向“共产主义”，刮起了“共产风”；又争相大放“卫星”，虚报高产量。报纸上天天敲锣打鼓，“捷报频传”，其实是一些官员在瞎指挥，对下强迫命令，对上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
毛主席很快就觉察到这个问题，连续召开中央会议，对 “共产风”和浮夸风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对运动中出现的以“共产”的名义强行剥夺农民的行为尤为愤怒，厉声斥道：“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剥夺农民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剥夺农民的思想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他强调，所谓公社的“公”，必须“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也就是说，只有让社员从公社的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才体现公社的优越性。
可是，一些官员我行我素，继续高调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用强制命令的手段，制造虚假的“革命成绩”。这些事情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完全违背农民群众的意愿，尽管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根本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而是官员一手导演的运动群众的闹剧。
毛主席写信给第一线的领导人，提醒他们：“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
很可惜，毛主席的批评和提醒并没有促使第一线的领导人采取有效措施来扭转局面。
事情集中在“反瞒产”问题上。一些官员为了维护其“高产”的虚假政绩，以“反瞒产”的名义，强行搜刮农民群众赖以生存的口粮。毛主席严厉批评这种行为，坚决地宣称：即使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他也要站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一边，“‘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
可是，毛主席的“重锤”也没有让那些胡作非为的官员罢手。他们一意孤行，甚至到了饿死人的严重境地还采取对毛主席封锁消息的方法来掩盖他们肆意妄为的恶政。这已经完全谈不上什么群众运动，变成了一场官员滥用权力违法乱纪压迫群众的“运动”。
毛主席一直到1960年夏才真正了解实情。问题的严重性使他大为震动。毛主席在一篇《党内通信》中指出，这些官员“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同时，他再一次提醒第一线的领导人：“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
在毛主席紧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之后，农村形势有了好转。但是，毛主席意识到那几年一些官员破坏群众路线，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已经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群众对于合作化的信心。为了保卫农村集体化的成果，维护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必须重新唤起农民走集体化共同富裕道路的积极性。因此，毛主席提出要对广大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进行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主席认为，这场教育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把被官僚主义严重破坏了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改变过来，重新建立广大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由群众来鉴别干部，监督干部，教育干部。出于这样的目的，毛主席主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
但是，第一线领导人在具体领导这项运动中，却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最突出的一条就是强调整个运动必须控制在由上面派下去的工作队手里，要求“在每一个点上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必须要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与毛主席所主张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助，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的方针是直接对立的。同时，工作队不再采取毛主席一贯主张的向群众作调查研究的方法，而是“扎根串连”，由工作队来判断和选择依靠对象和斗争对象，形成一种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的神秘化的气氛。这种冷冷清清的搞法与中共历来采取的大张旗鼓的群众运动完全不同。
这种分歧终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为直接的对立。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提出：“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把政策交给群众，“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对干部的评判和处理，都要听取群众意见，“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分歧的激烈震动了整个中共领导高层，但是绝大多数的官员都认为这只是方法不同而已，不是路线，方向的原则问题，因为目标是一致的。然而，毛主席并不这么看，他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重。他的讲话集中到一点：“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这句话的真正的含义在于：“现在这个搞法”，违背了中共历来坚持的群众路线和依靠群众运动的传统，实际上就是背离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根本的工作方法。
回顾新中国的这一段建国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群众路线在毛主席的思想上占有一个多么重要的地位。从他青年时代呼唤《民众的大联合》，坚信“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到他的晚年，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期待群众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革命胜利成果，人民至上的观念贯穿了他整个一生，渗透于他的一切言行。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发自肺腑地喊出“人民万岁！”
今天，重温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的教导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任何工作，特别是反腐败斗争，必须要有群众的积极参与，形成声势，才能产生强大的震慑作用，使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在千百万群众雪亮的眼睛之下无处藏身，形成腐败可耻，廉洁为荣，不敢腐，不想腐的社会氛围，扫除腐败分子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要警惕某些官员为了“出政绩”和“树形象”，大搞形式主义，用瞎指挥和强迫命令推行违背群众意愿和根本利益的政策，继续搞“运动群众”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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