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一起
毛泽东是文章高手，视文章为重要工作手段和开展舆论宣传的工具。他青年时代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个亮相，靠的就是文章。那是在五四大潮中，不到一个月，他就在自己创办的《湘江评论》上面发表40多篇时事评论。最有分量的一篇叫《民众的大联合》，引起倡导新思潮的胡适刮目相看，将其视为精神兄弟。
在云谲波诡的政治风云中，打“笔墨官司”成为毛泽东的拿手好戏。在指挥打武仗的战争年代，他辅之以“文仗”，发明了“枪杆子”加“笔杆子”的说法。1948年的华北战场，他以一篇《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像诸葛亮唱“空城计”那样，硬是吓退了敌人两个军的偷袭。淮海战役中，又以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瓦解了大量敌军的斗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要指挥打“文仗”，但自己在前面“冲锋陷阵”也是常事。1958年打金门炮战，为阐明缘由，毛泽东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文势磅礴，气韵畅然，说理透彻，在海峡两岸均起到张扬民族大义之效。
“文仗”缘何起
打“文仗”，是毛泽东在中苏论战过程中明确提出来的。所谓中苏论战，实际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1956年中方发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批斯大林错误，以及如何看待1956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波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认识，即已隐含分歧的苗头。此后，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台湾问题、西藏平乱、中印关系等中国的内外政策，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领导层也多表示了不同看法。到1959年，中苏两党正式出现分歧。这年10月2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会见赫鲁晓夫时，双方当面争论得很激烈。分歧的结果是苏联撤销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
第二个阶段，从1962年爆发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苏共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公开攻击中国，双方分歧走向公开，卷入纷争并攻击中国的东欧兄弟党也越来越多。中方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3月，发表了七篇答辩文章。双方分歧最后归结到如何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路线和政策问题上。
第三个阶段，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文达3万多字，全面系统地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对中共领导人还指名道姓地批判。事情就此闹大。中方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发表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而苏联方面则表示要对中国采取“集体措施”和“坚决地打击”。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争论结束。此后，不仅中苏两党关系，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也走向公开破裂，中国甚至面临战争的威胁。
这三个阶段的论争，毛泽东都亲力亲为，几十次召集中央领导层开会，讨论修改文章，仅是“七评”就修改了18次，最后都由毛泽东定稿。正是在第三个阶段的论战中，毛泽东1964年3月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时，明确把这场笔墨官司说成是打“文仗”：
现在不是打武仗，现在是打文仗，打笔墨，写写文章。这件事比较轻松愉快。你看，打了这么几年仗，没有死一个人。武仗可以打，文仗为什么不可以打?其实，你们知道我们也不想打的，我们对打这场文仗也没有精神准备，谁想跟苏联闹翻呢?
1957年9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中南海会见应邀参加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国妇女代表
“文仗”怎样打
这场“文仗”的打法别具一格。毛泽东常以军事术语来解释和描述。“五评”发表后，苏方觉得有些被动，于1963年11月29日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停止公开论战。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应对方案，提出把论战从第二个阶段转向第三个阶段。他对论战形势的这个转变的描述，很有意思：
1963年6月14日，我们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答复信，在表面上似乎我们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实际上是诱敌深入，等待时机。我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提出以后，我们形式上也转入主动，摆开全面出击的阵势。从那以后，我们又抓住苏共《公开信》转入战略反攻。现在正是展开全面反攻的时候，正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南渡黄河、逐鹿中原，我军战略反攻开始那样。因为有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个靶子，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堂堂正正地进行公开大论战了。
1964年3月，罗马尼亚派出党的代表团来中国调停中苏论战。毛泽东对他们的解释，更是令人意外：
请你们去告诉赫鲁晓夫，中国人就是这么顽固的，叫作寸步不让，寸土必争，针锋相对。苏联的2000多篇文章，每一篇都是要答复的。还有40多个党做出的决议，我们也要答复的。中国人就是“顽固分子”，“顽固分子”不只是邓小平他们这些人，首先是我。有时候，我比他们更“顽固”一些，更“好战”一些，更“侵略”一些，但也有时候他们比我更厉害一些。
喜欢打“文仗”的毛泽东，用打武仗的艺术构想论战布局，用战场上的攻防阐明论战走势，以寸土不让的姿态彰显论战意志，如此这般的比喻和讲究，古今罕见。
打“文仗”，毛泽东不只是动嘴，他确实有那么一股子实干劲头。1956年12月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他27日白天主持会议讨论文章的改法，当晚，留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三个秀才在菊香书屋住所后面的居仁堂修改。三人修改完一部分，毛泽东就改一部分，这样流水作业，一直改到28日清早才完成。
打“文仗”，每篇文章都要成为在“战场”上能够炸响的“炮弹”，如何布局谋篇，毛泽东总是体察入微，很讲究章法、逻辑和艺术。1959年3月下旬，西藏达赖集团武装叛乱。平叛后，为宣传中方的主张，反击印度的攻击，毛泽东指导写作了《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发表后轰动一时。他对这篇文章很欣赏，由此提出，“写文章要讲究提笔。看一篇文章好不好，不一定看文章各段落之间的文字上的联系如何，主要是看文章的内在联系如何。如果内在联系得紧，那么倒不一定追求形式上的联系。我们不搞形而上学，不搞形式上的联系，要注意内在的思想联系”。毛泽东提倡的这种写法，看起来形式上不太连贯，但内容上可能是一气呵成，由此每一段都可以给读者新鲜的感觉。这样的文风、文气有可读性和感染力，很适合论战的需要。
对中苏间的这场“文仗”，毛泽东还像战略家那样精于整体布局，谋划战略重点。论战推进到第三个阶段后，他多次召开中央领导层会议研究论战方案，并在会上做了详细的战略设计：第一，公开信已经指名道姓地攻击我们，我们的评论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要公开论战。第二，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评论要紧紧抓住《公开信》，对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言论暂不置理。第三，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第四，评论有严肃的评论，也有抒情的嘲讽，有中国风格和气派。刚柔相济，软硬结合，可以写得很精彩。这些部署，与谋武仗之道，异曲同工。仅从第四点部署来看，随后写的“九评”的文句，严肃的评论和抒情的嘲讽，兼而出之，从文章学角度讲，可圈可点之处不少。
毛泽东不仅要求把“抒情的嘲讽”用于“九评”，在整个“文仗”期间，他始终注重利用文学形式来“辅助作战”，推出不少看似闲笔的文学作品，以烘托气氛，活泼思路，以收“刚柔相济，软硬结合”之效。
1959年中苏分歧正式出现后，毛泽东自己写了好几首笔锋机趣的《读报诗》。针对赫鲁晓夫1959年访美时的言论，以及他随后到中国替艾森豪威尔传话，要中国改变某些对美政策，毛泽东在诗里说：“西海而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不知说了啥些事，但记西方是友朋。举世劳民尊匪盗，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面对当时国际上出现的反华大合唱，毛泽东1961年让人从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选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1962年1月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时主动讲起，“我们出过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有英文版，有法文版，你们见过吗?如找到英文、法文的，可以送你们。这是第一本这样的故事的书，很有意思，那里面说，赫鲁晓夫是大鬼，尼赫鲁是半人半鬼，铁托是个鬼”。
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三尼”之说，即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赵朴初从1963年11月开始，陆续写了三首以赫鲁晓夫为主角的讽刺散曲，毛泽东很欣赏，1965年初批示公开发表，把三首散曲改为《哭西尼》《哭东尼》《哭自己》，并拟定《某公三哭》这个总标题。《人民日报》发表这组散曲后，一时风传，影响很大。
1963年7月21日，邓小平率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返回北京，在机场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5000多名群众的热烈欢迎。前排右起：邓子恢、康生、周恩来、陈叔通、彭真、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朱德、黄炎培等
“文仗”为哪般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场中苏论战，心绪难免复杂，评价起来不算容易。那时候，苏联搞社会主义已经40多年了，有了固定的模式和不小的成绩，还反思了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在冷战背景下，拥有了与美国抗衡的大国地位。而中国搞社会主义才10年左右，正在千辛万苦地探索自己的道路，不仅自身贫弱，面对的国际压力也很大。因而，双方的论战实际上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和经验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审视对方，看待世界。
关于审视对方。
苏联觉得，自己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才把国家搞得这样红火，进而肩负起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主导责任，而你中国偏偏不服气，不跟着走，要搞自己的一套，在社会主义阵营闹分裂。
中国则难免认为，你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处处要我们和你保持一致，并且干预我们的内外政策，那怎么行?革命年代我们这方面吃亏还少吗?更何况，这还牵涉到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大问题。
关于看待世界。
苏联的打算是：保持冷战均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可以减轻自己的压力，更好地维护自己的优势;因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应该过多生事，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可通过“议会道路”实现“和平过渡”;可你中国偏偏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和我们不同调，给我们添乱。
在中国看来：我们处于帝国主义敌视、封锁和包围之中，自身又比较贫弱，依然面临着巩固政权的历史任务，怎能放弃革命与战争这个时代判断呢?更何况，一批受欺压的民族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解放运动还在蓬勃发展，你苏联却讲“和平共处”“和平过渡”，这岂不是背离了列宁主义的根本要求吗?
邓小平后来说，自己在这场争论中“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他在1989年对这场“文仗”做了客观到位的解释和评论：双方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都没有搞清楚;希望马克思、列宁为他们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出现的新问题提供现成答案，这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感受中，更实质的问题是不平等，观点不合，苏联就撤销援助，进而恶化国家关系，让中国原本困难的经济雪上加霜，使“中国人感到受屈辱”。由此，基于各自立场的论战，双方都难免讲了不少空话和过头话。
出现分歧是必然的，有没有可能避免公开论战呢?今天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各走各的路不就行了吗?但在打“文仗”的当年，无论中共还是苏共，无论如何达不到这样的认识水平，很难做到心平气和。人们的认识不可能脱离时代给予的具体条件，历史的复杂性也在于此。喜欢拿今天的认识水平来苛求前人，是不严肃的，很容易滑向“马后炮”的无益之举。
毛泽东在这场“文仗”中，确实用脑用心地思考了许多事情。如他1956年4月4日在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加写了一句至理名言：“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毛泽东还说，最重要的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思考”。还有，毛泽东1963年11月审改“五评”时加写了一句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对真理标准所做的完备表述，至今被认为是一个经典的概括。
当然，毛泽东在论战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如“九评”中把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些结论运用到对国内政治生活状况的观察，把许多不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毫无疑问，加强了他的一些“左”的理论和政策的发展趋势，多少成为发动“文革”的思想伏线。这些，都需要花功夫去细细梳理。
当然，不能靠文章治国，也不能单靠打“文仗”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后来邓小平不喜欢争论，大概与毛泽东的这个教训有关。花偌大的精力去争论正在探索中的问题，反而容易束缚实践前进的步伐。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又不能漠然视之，听之任之。如何拿捏好其间的分寸，既坚持根本，又与时俱进，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起来，才是我们今天要花大力气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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