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写过一本著名的书——《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书中说，在毛泽东时代的二十七年中，中国消费品价格平均每年上涨约0.5%，总物价基本保持了稳定不变。
同样在这本书里，莫里斯·迈斯纳说共产党人承袭的国民党留下的最后的遗产是：“世界历史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财政崩溃。”
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所创造的总物价稳定不变的局面，是在国民党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取得的。
国民党的大佬们玩坏了的金融和经济，究竟是一副什么样子？从大量的历史记载中很容易获取真相，那时花钱都是用麻袋装的，用绳子捆的，用车载的，都是用万、百万、亿来计量的，便地都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有人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1948年4月中旬的一天，一个客人在饭馆里吃了一碗标价两万元的米饭，他想吃第二碗的时候，被饭馆老板告知，米饭已经不是第一碗的价了，每碗涨到两万五了。
报道过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美国《时代》杂志特派员白修德，曾在他的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对那时的通货膨胀做过一些披露：
“中国的通货发行额自一九三七年十五万万元增加到一九四六年的一万万万元。物价随着通货上升，至对日胜利时，物价比战前高了二千五百倍。”
“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的最大问题时，有一位政府的高级官员讥讽地说，‘中国的困难是在于委员长一点也不懂的经济学，他的财政部大臣也是一样。’但奇怪的是委员长却写了一本经济学的书，那是一本空虚而又含糊的书，充满了无知的理论，连他自己的御用学者都要受不住，在政府里头的较聪明的人便大着胆子把这小册子收回来，不让它散播出去，由于禁售，反而使得它成为收藏家上乘的资料。”
“政府机关里的诚实的公务员们，一天天为通货的膨胀所吞噬着，薪水却固定不变。在重庆的流亡者发现他们自己陷入了飞涨的物价和半静止的薪水之间的深渊。物价爬到了战前水准的500倍，而且还在继续高涨。”
白修德在描写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回到被解放的城市的那些官僚政客们的丑态时写道：
“他们坐视印刷机滚出一卷卷的毫无价值的纸币，而物价却攀腾直上，官僚们在夜总会跳舞，在华贵的旅馆里喝酒，上海的工人团体眼看着国民党在跳舞场里举行他们的第一届工人团体大会。旧有的无赖，在国民党某些最有权势的人士领导下又抛头露面了。”
而莫里斯·迈斯纳对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做了下面的概述：
“战时和战后的通货膨胀达到了天文数字。国民党在城市统治的最后六个月期间，人们的生活费用平均每周上涨25%。例如在北京，共产党进入城市的前一年，面粉的价格就上升了4500倍（德克.博德《北京日记》）在这样的条件下，货币最终变得毫无价值。南京政府颁发的货币政策方案只是产生了大量毫无价值的新的纸片，经济生活已基本上退回到原始的以物易物的境地，以此来取代货币的交换功能。”
国民党制造的通货膨胀将人民置于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最终导致了人心的丧失，加速了其政治破产的历史进程。
1947年2月1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出中国时局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将迎来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的新高潮，他分析到：
“由于蒋介石政府长期施行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由于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在著名的卖国条约——中美商约中同美国的帝国主义资本相结合，使恶性通货膨胀迅速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日趋于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趋于恶化，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分子日益丧失了他们的积蓄而变为毫无财产的人，罢工、罢课等项斗争因之不断发生。中国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威胁着各阶层人民。”
1947年5月30日，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主席再次分析了因通货膨胀造成的新的革命形势，他说：
“蒋介石政府所长期施行的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现在被空前的卖国条约即中美商约所加强了。在中美商约的基础上，美国的独占资本和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其结果，就是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这种情形，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
国民党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终于导致了全面崩盘，把自己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美国的资本势力双双狼狈败退，对于它们的不甘心和祭起的封锁的破旗，毛主席写了一篇雄文——《别了，司徒雷登》，他轻蔑地说：
“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打一场通货膨胀的歼灭战，把人民从恶性通胀的苦头中解放出来，自然就成了毛主席在施政过程中优先考虑的选择，他要克服“这点困难”，他要征服这头在资本主义世界里降服不了的猛兽。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毛主席的雄心壮志也开始紧锣密鼓地付诸实施了。
1949年11月13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义，专题讨论物价问题，他说要有决心，要逐步平衡预算，对财经问题应在党中央通过一个决议。
1949年11月2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一九五○年全国收支概算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问题，以便在新的一年里减少现钞发行量，平抑
全国物价，减少财政赤字，安定民生，逐步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1949年11月29日至3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一九五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等，关于财政概算，他算了一笔账：
“去年预算增加五倍，今年增加一百多倍，各部门为了工作，预算都很大，但这个家当就这么大，只有这些钱，因此必须把支出和收入碰一下头。总收入和总支出都是五百九十四亿斤(市斤)小米，每斤合洋钱五分，总共等于二十九亿五千万银洋。在收人项目内，公粮收入占百分之四十一点四，税收占三十八点九，合计尚差一百一十二亿斤小米，就要靠发行公债来弥补这个赤字。在支出项内，明年准备养九百万人，其中军队五百七十万人，其他人员(包括留用人员)三百三十万人。所有人员，从中央到地方，在业务以外都要进行生产。后年可以准备三百万人转入生产。现在，我们的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费占百分之二十-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
关于发行折实公债，他说：
“今年票子发得多，又加上防疫，设立三道封锁线，因此使全国物价高涨。这个预算的目的，就是明年不能像今年这样印票子，否则物价还会涨，明年可以做到比今年发得少。公债发两亿分就等于两亿银钱。有的主张发多，有的主张发少。发多了不妥当，发少了不解决问题，目的还在收回通货，请同志们研究一下。公债等于折实储蓄，要解释清楚，有借有还。参加会议的把预算草案带回去，要给各党派主要负责人(常委)、各地区负责人知道一下。如果不懂得全局，他就不好工作。从这个预算中可以看到，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如果后年能将军队从五百七十万减到三百万甚至二百五十万就好多了。‘飞鸟尽，良弓变’，变为生产的，不是‘良弓藏’。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过三关以后就好办了。”
1950年3月31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陈云在会上报告财政情况说:财经统一后，财政情况有所好转。争取物价平稳的三个条件大体具备了， (一)战争完结了；（二）每月货币收支接近平衡了； (三)我保有的物资数量充裕了。
1950年4月2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金融、物价问题，他说：
“基本工作是平衡收支，稳定物价。好转已经开始，但不稳固。要稳固，必
须:土改以恢复农业，调整以恢复工业，整干以执行政策。两全其美是可能达到的，必须去掉一些毛病。”
1950年4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会议，听取陈云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他说：
“从去年十二月搞概算，平衡收支，达到稳定物价，有了一个开始的好转，但还不是基本的好转。要基本好转还要三年即到土改完成，还要依靠调整经济和调整工商业，还要在支出方面想些办法。……现在军队有五百六十万，可以减少一百六十万，即剩四百万。要加强空军、海军、炮兵、工兵等技术兵种，减少陆军。将来国际环境稳定，我们全国实行征兵制以后，军队留二百万到二百五十万就差不多。国家经济的根本出路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1950年6月6日，毛主席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交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他说：
“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给新中国的稳定物价工作带来了空前的挑战，面对这一挑战，毛主席稳定物价的决心毫不动摇，他提出一个口号:
“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
1951年11月14日，毛主席在致电斯大林，通报朝鲜谈判及中国财政预算情况，他说：
“今年因为抗美援朝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全年预算已较一九五○年预算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而总预算中百分之三十二均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军事贷款还未计算在内。因此，如现在不立即采取紧缩节约方针，则明年预算必更膨胀，财政必受影响，物价必大波动，势必使前方战争打不好，后方建设亦搞不好。故现在我们这样的打法和做法，正是为着在朝鲜谈判中，和固有利，拖亦不怕，而打下去一定能打出一个结果来，国内各项工作均好做，并有把握争取政治和经济的继续稳定和发展。”
为了更好地配合和落实“紧缩节约方针”，保证在工农业战线上广泛开展的爱国增产运动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的实施，对稳定物价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和成效。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份物价较上月下落百分之一，较九月底的指数下落百分之二点三，一反过去每月上涨百分之一的情况；同时货币流通量增加，存款增加，外汇、金银黑市下落，出现了金融和物价进一步稳定的局面。
根据薄一波的“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修正草案)”报告，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执行和核算的结果，出现了远比原来预计良好的情况:收支不仅平衡，而且还有结余。在支付上除完全保证了国防需要外，曾以极大的力量稳定了物价，一九五一年全国市场虽在朝鲜作战情况下，基本上做到平稳。编制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的基本方针是:继续巩固国防、稳定物价、并进行全面恢复和重点建设。
1952年8月4日，毛主席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回顾财政经济状况时说：
“过去只是讲“物价基本稳定，收支接近平衡”，意思是说，物价还不能稳定，收支还没有平衡。收入少，支出多，这是个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九月开了一次会，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十月，我又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到十二月开展了“三反”运动，接着又开展了“五反”运动。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1953年7月29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物价问题发表讲话指出：
“降低工业品价格是工业的根本路线，但是要逐步地降低。物价还是受供求关系制约的。 现在的毛病是应降的未降，应提的未提如粮价。糖降价后又脱销了，要提价。降低物价时要谨慎， 要按情况用分析的方法解决问题。私商往往会钻物价的空子，而且价格降了再提高就比较难， 群众会不满意。”
1953年8月12日，毛主席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到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时说：
“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1959年12月30日，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到教科书讲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实行降低人民消费品价格的政策时，毛主席跟学习小组成员说:
“教科书说他们的办法是降低物价，我们的办法是稳定物价，一般的不涨也不降。我国工资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普遍就业，物价低，房租低，不收所得税；前几年发了公债，现在停发了，职工的生活并不坏。究竟是不断地普遍地降低物价好，还是一般的不涨不降好，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非常时期，由于物质短缺，出现了市场紧张、物价上涨的局面，为克服困难，中共中央确定了“调整时期”，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和恢复。
1962年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谈财政经济情况及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他说“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他们一手买进，一手卖出，一转手就捞很多钱。……对于投机分子，必须采取有效办法来对付。”他提出的制止通货膨胀的办法是：
“一是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银行要把钞票管理好，能不用的钱一定不用。要恢复银行严格管理现金的制度，严格的程度要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要从重工业方面转移一部分原料、材料给轻工业，再进口一部分原材料，增产日用品，回笼货币。……人民有了钱，总要使他们能够买到东西，才能心情舒畅。”
1962年3月4日，毛主席阅上海工人金样根的来信，来信反映最近物价不断上涨，人民币贬值，很多人不愿意储蓄，并提出两项建议：一、请政府尽最大努力稳定物价，使人民对币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每月公布物价总指数，对存款采取保本保值办法。毛主席很重视这封来信，批示李先念，要求找几个内行同志一起研究一下，怎样做到，何时做到，找到解决办法。
1962年7月2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等参加的会议，当周恩来谈到城市工作，特别是生产、物价、职工生活问题需要加以解决时，毛主席说:
“要马上搞这个问题，组织个委员会，恩来同志挂帅。”
1965年6月11日，毛主席接见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成员，当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汇报说今年讲过革命化春节，没有人买肉时，毛主席说：
“要生产，也要消费。讲节约，结果猪肉没人吃，花布无人穿，东西卖不出去，节约节得先念不好过。猪肉有人要，农民才会养猪。物价是一个问题，贵得没有道理，货物多就要卖便宜些，薄利多销这个问题讲了多少年，总是行不通。”
1965年9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确定的会议议程之一是物价政策，指出：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用二百亿元人民币调整物价，主要是降低有关农业的生产资料价格和一部分生活资料价格。”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关于财贸工作，会议决定：
“稳定征购，三年一定，藏粮于民的指导方针，并决定在‘三五’期间，拿出二百亿元来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
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一年物价调整方案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了巩固工农联盟，考虑财政收支平衡，今年对物价拟基本上不作大的调整，着重提高油料、糖料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化肥、农药等支援农业产品和一些机械产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
毛主席是中国通货膨胀的终结者，他结束了国民党政府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通货膨胀痛苦和灾难，通过三年恢复时期，三年自然灾害的调整时期，创造了一个物价整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伟大建树，这个在资本主义无法医治的顽疾，在毛主席那里药到病除，这副良药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毛主席的医术高明，就在于他洞悟了这一法则，掌握了这一法则，运用了这一法则，他曾说：
“社会主义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
从1959年12月开始，毛主席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于社会主义法则问题，他曾指出：
“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
“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剥削者谋利润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
在社会主义法则基础上，物价稳定才会成为可能。
1965年7月19日，毛主席在对医疗卫生工作进行的一次谈话中，他对医院赚钱问题说：
“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药品、医疗队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
1965年8月2日，毛主席在接见卫生部领导时反复说“药品应当降价”，他还说：
“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
毛主席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武器，铲除了通货膨胀滋生的土壤，这是他得以在中国实现几十年物价稳定的法宝。毛主席的这一成就，曾经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关注和极大兴趣，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在书中说：
“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在发展中的国家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国内通货膨胀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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