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若烹小鲜，需要高超的技艺和适当的“调味品”。更重要的是让大多数“食客”满意，还要让“营养师”们认同。因此，“主厨”需要与众多的“食客”和“营养师”保持联系，以保障治国理政在品质上少出偏差、不出大错。
这就需要适当的体制。
大家知道，治理国家的体制不是新东西，古往今来一直都有。在毛泽东领导中共建立新政权之时，就有现成的两大模式。一是欧美模式，二是苏联模式。
但是，毛泽东一不学欧美二不抄苏联，而是依托自身的核心理念和实际国情，确立了一套独特的“一个躯体两条臂，民众精英齐出力”的体制。
即以中共政权体系为躯干，配以文化知识水平较高者为主体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加上以普通民众为依托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者如左膀右臂般支撑核心躯干。
这个治理体制，既不会像西方多党制议会制那样为了争论而争论、无法整合力量向前进，也避免了苏联那样拒绝党外人士、远离基层民众而偏离正道。
这么一个人民民主与贤能政治并举的体制，具有独特的优势。
首先，在保障红色政权根基不被动摇、全国高度组织化的基础上，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事业纲领落地。
同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吸收各方有识之士的建言，弥补党内和基层群众的不足。
简单对比一下现代股份公司治理体制就可以看出，如果把中国视为一家股份公司，全体国民是股东。那么，中共党政机关就是公司的决策和运营管理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公司的监事会，人民政协就是公司的理事会。
事实上，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就是把中国当成一个整体来经营的，他确定的这个体制很匹配信念和现实，很科学。
当然，毛泽东主导创立这样的体制也不容易，主要反应在“左膀右臂”方面。
首先，建国初期，因为夺取政权的速度远远超过预期，毛泽东和伙伴们对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缺乏必要的准备，自信心也不太足，因而延续民国时期的“政协”概念和模式，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吸纳大量的民主党派和其他人士加盟新政权，并担任政府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之类的要职。
对此，因为“打天下坐天下”的惯例，党外人士不敢上任，党内不少人则看不惯、有意见。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为此做了不少工作，才使得新政协体制运作起来。
到了1954年，在全国进行普选和筹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了，许多政协委员们担心政协的存在和价值。为了消除大家的疑虑，毛泽东于1954年12月19日召集有党内外几十人参加的座谈会，对今后政协的问题作了专门说明。既肯定要保留政协，也说明了政协是党派性的统一战线组织，不是权力机关，主要是进行政治协商。为鼓励政协委员们重视自己的责任，毛泽东强调，“政协要把各方面的意见反映给我们，由我们加以处理。所以，政协大有事做。”
此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专门用一个章节阐述“党和非党的关系”。其中也明确提出要保护民主党派、团结党外人士，骂我们的也要养起来，等等。无疑，这些都有利于政协的保留和发挥实际的作用。
1954年开始，建立和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也不容易。
一方面，“父母官”身份风气、“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习气，在几千年封建文化惯性的驱使下很快感染了新政权的官场，很多原本朴素的干部逐渐远离群众路线的真谛，对平民百姓也不像战争时期那样尊重了。
同时，大量的基层民众更难摆脱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对自己的身份和学识缺乏基本的自信，对政府官员毕恭毕敬，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也只是走个过场，不敢认真提意见提要求。
为促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效果，毛泽东和伙伴们做了很多努力。
首先，对人大代表的身份很认真，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的代表大会，都会安排一定比例的工人、农民、士兵及其他普通劳动者充任代表，让人民在治国理政和地方政务的管理中真正发挥作用。
此外，毛泽东倡导和鼓励直接从基层选拔人才担任国家和地方的高级领导。经过长期的努力和积累，于1975年出现一批来自基层的国家级领导干部。例如，农民陈永贵、工人孙健、工人吴桂贤，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工人姚连蔚、营业员李素文，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而且，为了让他们保持本色，他们没有相应职位的工资，仍在原工作地拿原来的报酬，每天只有中央的1.2元生活补贴。
同时，为了使他们不脱离基层，有利于参与管理与决策，毛泽东还要求他们每年用三分之一时间在原单位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在国务院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三分之一时间从事调查研究。
毛泽东就是这样，不忘初心的同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创立了精英与民众共进的执政治国体制，并切实运作和不断改善。因此，在稳定政权、保障运作的基础上，有效地汇聚了各阶层的热情和智慧，整合成强大的治国力量。
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两会”体制，不仅体现了毛泽东的大格局智慧，还是他呕心沥血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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