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6日,毛泽东给彭雪枫回复了一封电报。
此前,彭雪枫在对鄂豫边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考察后,在3月1日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建议说:从目前山西战局及陕北三边形势看,我军有以陕南、豫西及川北之通南巴这一地域做大后方的绝对必要。党从现在起,即应重新估计这一地域,目前应:1.迅速发展并健全党的组织;2.轮番训练大批当地的党军群众工作干部;3、相机扩大而重心在于提高高(敬亭)周(骏鸣)两部军事政治水平。
为此,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电悉。甲:观察甚当。目前根据地仍应坚持陕甘边,但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鄂豫皖边,望以大力发展该区工作。乙、干部可从抗大、陕公毕业生酌派一部给你们,并望从豫南各县优秀青年中挑选最好的40名送抗大学习。丙、经费不足可否斟酌考虑向民众募捐。河南局面不久将变化,熬过短时期就有办法。丁、你们中心根据地在何县何区?派人来走何路到何地与何人接触?即告。陇海路即将隔断,要指出走商南、淅川、唐县至泌阳、桐柏这几条路。
同日,毛泽东关于开展晋豫边游击战争给朱瑞等发电报。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这一指示,明确了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性质,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1942年3月6日凌晨1点15分,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因突发脑溢血,英年长逝,享年45岁。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林彪、叶剑英等,轮流为林育英守灵。
1947年3月6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配合保卫延安的指示。电令陈赓率部南渡黄河,袭击陇海铁路洛阳至潼关段胡宗南部侧后据点,希望调动胡宗南主力回援,同时电令晋冀鲁豫野战军攻击平汉路配合陈赓作战。
1948年3月6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阐述政策与经验的关系。在批评许多下级党部不请示中央甚至中央局,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以及在工作方法上缺乏联系的问题时,同时对中央和中央工委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其中写到:“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
1956年3月6日 下午,毛泽东听取铁道部汇报。在汇报到铁路运输营业人员的分类人数时,毛泽东说:以后,我出门不要你们部长、副部长跟着一同去,不然将来要检讨的。一九五○年,我到苏联去就闹了个大官僚主义,铁路沿线两侧每隔二十公尺就有一个人站岗,从北京一直到满洲里。在汇报到铁道系统不少领导干部安于现状,滋长着骄傲自满情绪时,毛泽东说:铁路人多,家底大,成绩也不小,容易骄傲,应该注意这一方面。当汇报到在铁路基本建设方面,自一九五三年批判冒进之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时,毛泽东说: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害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自从一九五三年反主观主义之后,到一九五五年,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进了一步,但是带来了一个右倾。所以必须要在去年提出反对右倾的口号,先从农业开始,以后又在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也反对右倾。共产党要反过来反过去,多反复几次就要好些。
195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与会者首先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毛泽东则在与会者讨论期间先后召开了5个座谈会。
1963年3月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了巴西共产党总书记诺昂.阿马佐纳斯,他向阿马佐纳斯详细介绍了中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经过,阐明了共产党人要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意义。他还说:“马列主义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什么共产党?不革命的,在人民看来,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多大差别。这样的党没有存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