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讲话善于“古事新解”

　　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理论家和军事家，而且还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不但文学素养极高，而且在讲话时还善于“古事新解”，收到良好的效果。

　　1926年，毛泽东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期间，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曾谈到：“《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当其未出茅庐时，一点用也没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他是用此来说明，不是帝王将相和掌握知识的人有什么特殊的能耐，如果没有民众的拥护与配合，一点力量也没有。

　　1929年12月末，为了批评当时党和军队的宣传鼓动工作过分重于指派命令，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三国时期老将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他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果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一个尽人皆知的老故事，被赋予了完全现代的意义，使人感到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必须多想办法，哪怕是“激将法”也比命令主义要强。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的红军大学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演时，为了说明战略退却的必要性，曾举《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中林冲和洪教头比武的故事。

　　他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他借用这个故事说明了“先让一步，敌疲再打，后发制人”的道理。

　　1937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做《矛盾论》讲演时，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水浒传》里“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他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研究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办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毛泽东在这里是要说明，解决矛盾，要全面了解情况、要有辩证法的全面的思想方法，“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当时，他并没有写讲稿，而是娓娓道来，讲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民间故事和典故，引得七八百位高级干部不时哄堂大笑。

　　他首先讲了一个《笑林广记》中的故事。他说：“有一个人举着一根长竹竿进城，城门小，竹竿长，横过来进不去，竖起来也进不去，急得满头大汗。一个过路人看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你把竹竿砍断了不就可以进去了么?这个举竹竿的人果真这么做了。其实，这两个人都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只知道把竹竿横着拿，就不知道把竹竿顺过来进去。”

　　毛泽东还用一个民间传说挖苦了教条主义者的崇洋思想。他说：“有一个留美学生，得了美国博士学位，回到家里，趾高气扬，谁也瞧不起。他爸爸问他在美国学什么，他说学烹饪。老头一生奉行孔夫子的脍不厌细、食不厌精的信条，听见儿子是学烹饪的，很高兴，便叫儿子给他炒个鸡蛋。这位博士抱来一大堆洋书，边翻边做，油都烘起了火，鸡蛋却还未下锅，结果鸡蛋炒焦了。老头很生气，打了儿子两个耳光。这小子还摸着脸说：‘爸爸，你打我两个耳光没什么，可是你没有外国人打得好。’”

　　讲到这里，毛泽东评论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了运用，绝不能像那个博士一样，什么都是外国的好。教条主义者就是不顾中国的实际，马列主义词句背得朗朗响，就是不会用。”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还曾引用典故来敲打既犯有教条主义、又热衷搞宗派主义的王明：“我们希望各人扩大自己头脑中的马列根据地，缩小宗派的地盘，以灵魂与人相见，把一切不可告人之隐都坦白出来，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打一下、吐一字。”

　　在名篇《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引用司马迁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然后接着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用简明的语言，阐明了人生的价值所在，同时也高度褒扬了革命烈士的牺牲精神，给人印象极深。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激励全党同志振奋革命精神、胸怀远大抱负，以极大的勇气迎接光明与黑暗的大决战，为缔造新中国而斗争。毛泽东试图告诉同志们，不要只看到革命力量的弱小，而要看到抗日爆发以来人民的迅猛觉醒、革命力量的快速增长。

　　为了让人们记忆深刻，毛泽东引用了“愚公移山”的典故，说明为了缔造新中国，我们必须有一条恒心，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急躁，而是要发扬愚公精神，即使不能马上打倒反动派，我们也要长期斗争下去。在毛泽东的激励下，全党同志和解放区的人民，在抗日胜利后只用了三年时间就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写下名篇《别了，司徒雷登》，他在文中这样来描写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破产导致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尴尬至极的样子：“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里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陈情表》里的句子，司徒雷登那种孤立、无奈、可怜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讲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学习外国经验，但不能照搬照抄，既要谦虚谨慎、善于学习，又不能妄自菲薄。在谈到不能妄自菲薄时，他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这一形象，最典型地体现了神话传说里浪漫主义的斗争精神，他是不满现状、敢于造反、勇于创造、爱憎分明、蔑视强权、不搬教条、不拘成规、潇洒机趣的象征。毛泽东对孙悟空这一形象颇为喜爱，但在评价和利用孙悟空这一形象说明问题时，却十分自由随便、不拘一格。

　　1938年4月底，毛泽东在延安对即将毕业的抗大第三期二大队学员讲话时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吃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

　　毛泽东还特地提到了那匹白龙马，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毛泽东接着从唐僧的坚定、八戒的吃苦、孙悟空的灵活，概括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三大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样重要的命题、这样重大的方针，他都能从典故中顺手拈来、从容化出。

　　延安时期，毛泽东还曾用姜子牙下昆仑时，元始天尊赠他的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样法宝，来比喻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中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进了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斗争时说：“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这里的孙悟空，就变成了法西斯、帝国主义者的代称。

　　1942年，毛泽东在讲解“精兵简政”政策时，谈到“何以对付庞大的敌人”，就用了“孙悟空对付铁扇公主”的办法：“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这里的孙悟空显然被比喻为八路军、革命者，是说八路军要精简机构、浓缩力量，以便深入敌后，更有力地打击强大一时的日本侵略者。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到既然允许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后许多麻烦的事情到来。他特别提醒说：“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这里的孙悟空又成了国民党反动派、阶级敌人的化身，说他们可能在和平谈判成功后，打着拥护共产党的面目钻进新生的人民政权来搞一些阴谋活动。

　　1953年，毛泽东在谈到一些人的阶级本性变不了、伪装也没用时，又说：“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这里的孙悟空，又成了那种表里不一的伪君子。

　　1957年4月5日，毛泽东在谈到党的领导要允许有不同意见、要开明，不要压制不同意见时说：“孙悟空到龙王处借一件兵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又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这里说的孙悟空的形象，是指代那些给各级领导人提意见的人们，提醒党的领导干部不要成为不可一世的龙王。

　　1957年2月8日，在宣传“双百”方针、提倡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背景下，毛泽东同文艺界人士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说：“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蛮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做‘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在这里，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尽管孙悟空有一些个人英雄主义，但还是要学他的大无畏精神，鼓励大家勇敢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中，写下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诗句，满怀激情地“欢呼孙大圣”。在这里，孙悟空又成了反对修正主义妖雾的英雄形象。毛泽东从孙悟空的身上，引申出多种含义，这正是他对古典小说中角色古为今用的生动体现。

　　作为革命领袖，战略思维、斗争魄力和人格魅力从哪里来?到历史中去寻找，是重要途径之一。1943年4月，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应该说，这一概括是中肯、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