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网上火爆的一则消息：贵州一女子因不满社区不开业主大会，就擅自通过新物业公司的试用期，在微信群中吐槽社区书记是“草包书记”，而且仅此一句。
当地派出所不仅出动了警力，跨地区进行抓捕，还在女子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动用了手铐，不给喝水，从贵阳被铐到了200多公里外的毕节，行政拘留3日。
联想到阅读的毛泽东同志的相关文稿，以及回忆毛泽东同志工作生活的文献，感慨颇多。
早在1942年，毛主席就说过：“骂人也是一种提意见的方式”。
后来又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如果老百姓骂一句“草包”都受不了，都要拘留3日，这样的胸怀又怎么为人民服务?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睚眦必报打击报复算什么“人民公仆”?
“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毛泽东就怕影响群众的事
那是1954年，毛泽东在卢沟桥附近调研。他想要过卢沟桥看看。
1965年的卢沟桥(资料图)
也是，到了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的卢沟桥，不走上一趟无论如何是个遗憾。不过，当时卢沟桥正在修理，无疑有危险系数。卫士李树槐想拦，又不敢。你越说危险毛泽东越要试一试，劝阻不成了激将法了吗?
李树槐忙对营教导员翟白元说:“你去劝一劝主席。”李树槐知道翟白元从延安起就是毛泽东的警卫战士，也摸毛泽东的心理。
翟白元想了一下，说“主席，您过卢沟桥去看，行。但是，赶马车从对面就过不来了。”“哦，为什么?”毛泽东问。
“主席，大家都认识您，一围住，不就影响交通了吗?”“那算了，到火车道那边看看。”毛泽东果然没有过卢沟桥。
李树槐高兴地对翟白元说:“幸亏你，如果我去劝，主席肯定不干，还得批评我。”
翟白元说:“毛泽东就怕影响群众的事，至于桥晃不晃牢不牢之类他不管，所以劝他时不能说危险。”
这种因为要看毛主席而堵塞交通、影响群众生活的事情可不止一次两次，这给毛泽东的印象也很深。所以翟白元从这个方面一劝，就劝成了。
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之最深厚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率领党中央进驻了北京。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曾说：“进京‘赶考’去。”
这些无疑更加深刻地印证了毛泽东的一贯立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到底能不能游 下水试一试
1956年，毛泽东到广州视察，住在离广州不远的一个小岛上。天很热，没有空调，海风也是热的。
毛泽东提出游长江去。
之前他先到过长沙，游了湘江。这是他年轻时游过的湘江，他仿佛是在借年轻时的力量，准备征服长江。当人们赞扬他时，他说:“湘江不算什么，不算什么，我们还……”毛泽东不说了，他不想过早暴露秘密。
等到他真要游长江了，卫士、领导都吓坏了。
警卫说不服，先后搬来了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等做主席的工作。主席不听，一时间大家都僵在那里。
毛泽东知道自己一时失去了支持，就吩咐警卫中队的韩队长去试一试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韩队长也是反对游长江的，他问了问附近的群众，就说不能游。气得毛泽东喊来了卫士孙勇。孙勇下到水里游了一阵，回来报告说可以游。这样毛泽东终于取得了战略胜利，不仅游了长江而且游了16里。
而韩队长从此离开了中南海。
“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月13日)【收录《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时，题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等等。可以说，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本人就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极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亲自做过或组织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从这些调查活动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凡作调查，都是亲自做记录，结束后又亲手撰写调查报告。
从上述文献中，我们随处可见毛泽东对官气、官架子和官僚作风的辛辣讽刺与批判，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对当今的我们同样有着深刻的启示和深思。
(作者是军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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