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毛泽东体弱多病，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因而他会见外宾的时间往往是根据身体情况临时决定的。尽管如此，只要条件允许，毛泽东就会接见外宾，竭力推动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
晚年的毛泽东
“接到了上帝请柬”之后的接见
1975年7月下旬，毛泽东在北京做过白内障手术后，虽然一只眼睛又可以看东西了，但为了保护视力，除重要文件外，平时要看的大量文件、书籍和报刊还是由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按毛泽东平时的习惯，除了开会和找人谈话外，他总是整天看文件、看书。看文件和工作累了，就广泛地浏览各种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来调节一下。
毛泽东在视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后，开始接见外宾。9月21日上午，他会见了来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16个月前，希思曾以英国首相的身份访华，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同上一次会面比，毛泽东显得更衰老、动作更迟缓了，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走得很慢。但他的思维清晰，关心的问题仍然广泛。周恩来因住院进行第四次手术没有参加这次会见，只有邓小平、汪东兴和英国新任驻华大使游德参加了。希思同毛泽东谈及他在访问期间看到中国经济形势的改善，毛泽东说，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但时间太少了。
会见结束时，希思再次夸赞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毛泽东则不以为然地说：“吹牛皮，你不要相信！中国现在还很穷。”希思离开后，毛泽东非常高兴，提出大家合影。于是，邓小平和汪东兴分坐在毛泽东左右侧，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站在沙发后合影。
3天后，即9月2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陪同下会见了时任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
10月21日，毛泽东会见第八次来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当天下午6时25分，基辛格一行10人被迎进中南海游泳池会客厅。应基辛格请求，毛泽东与包括基辛格夫妇在内的代表团成员合影留念。毛泽东略带惊讶地看着个子比基辛格还高出10公分的基辛格夫人，幽默地随口调侃：“东风压倒西风……”
毛泽东接见基辛格夫妇时与基辛格夫人握手
基辛格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毛泽东用手指着头部，说：“这个部分还行，我能吃能睡。”毛泽东又用手拍拍腿，说：“这些部分运转不行了，我走路时感觉无力。肺也有毛病。总之，我感到不行了。”接着，毛泽东开玩笑说：“我是供来访者参观的展览品。我不久要归天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基辛格说：“别接受得那么早呀！”毛泽东笑了：“好，我服从博士的命令。”
当天，毛泽东是在邓小平、黄华、乔冠华等陪同下接见基辛格的。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基辛格继续担任国务卿。基辛格此次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为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双方谈了整整100分钟。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很少花这么长时间与外宾会谈了。
会谈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在当时，福特访华能否成功？能否得到隆重的礼遇？特别是能不能见上毛泽东？美国朝野上下极为关心。所以，基辛格在会见时提出了这个令他担心的问题。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可是，基辛格还不放心，空口无凭，不好交账，于是要毛泽东为他写个字据。毛泽东笑了，几乎未加思索就拿起案头的笔，毫不犹豫地写了张条子，递给了他。
9天后，即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正在与时任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会谈时，忽然接到通知：毛主席要立刻会见施密特。
于是，中国驻德大使王殊陪同施密特很快来到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寓所，邓小平的车也跟着来到。毛泽东尽管身体很虚弱，行走困难，连坐下都需要有人扶着，但他仍同施密特等德国客人们一一握手。施密特精通英语，双方的谈话通过英语翻译进行，而且从一开始就充满友好的气氛。毛泽东谈话有些气喘，有时发音也很困难，但令施密特吃惊的是毛泽东精神集中，思路清晰。
由于毛泽东说话困难，有时需要把他的意思先译成通俗易懂的中文，然后再译成英文。当翻译没听懂时，有时几个人便商量一下，或请毛泽东再重复一遍，如重复后仍然听不懂，毛泽东就把他的话写在事先准备好的小纸条上。为了便于表达和翻译，毛泽东特别注意讲短句，说话不用华丽的辞藻，但谈话仍然诙谐幽默，大家毫不拘束，整个会见气氛十分欢快。有时毛泽东一句笑话、一个形象的比喻，还引起女士们的哄笑。会谈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施密特也没有想到自己是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位来自欧洲的客人。
这一年深秋，特别是进入11月以后，毛泽东的病情再次出现反复。经过医护人员的多方医治，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在入冬以后，身体已经开始康复。
这年12月2日，毛泽东如约在中南海会见了来访的美国总统福特。福特率基辛格、布什等10名美国政要来访，邓小平、汪东兴等人迎接他们进入游泳池会客厅。
1975年1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福特
双方就国际形势、中美关系等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当福特表示，中美两国为了共同利益而必须采取对应行动时，毛泽东以幽默的口气说：“我们能力不够，只能放空炮。就是骂娘，我们有点本钱。”毛泽东继续发挥他的幽默天性，对福特说：“你们的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他不要我去见上帝。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说不让去。”
这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虽然不稳定，但他精神不错。毛泽东与美国客人进行了长达110分钟的交谈。交谈时间之长、涉及内容之丰富，都超过1972年与尼克松的那次会谈。在谈到高兴处，毛泽东打着手势，笑得很开心。
会见结束，当美国客人起身与毛泽东握手并道别时，毛泽东表示，他要送福特到外厅。在护士的搀扶下，毛泽东和福特走到外厅。基辛格说，他很高兴毛主席遵守他的“命令”，不去天堂。福特则说，他希望纠正一下基辛格的说法，这样毛主席就可以上天堂了。不过，他和基辛格都补充说，这件事不会很快进行，基辛格的“命令”继续有效。
这年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破例会见了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戴维与朱莉一样，都是总统的后代，他的爷爷艾森豪威尔是第34任美国总统，1953年当选美国总统并于1957年连任。他们带来了尼克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遗憾的是，周恩来此时已到癌症晚期，生命垂危，无法同他们见面。
1972年尼克松在访华时曾表示，如果他连任，将在第二个任期内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尽管因“水门事件”尼克松被迫辞职，但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几次通过来访的外国要人传话，邀请尼克松访华。在尼克松不能立即动身访问中国的情况下，中国邀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先期访华，毛泽东还破天荒地接见了他们。
当朱莉和戴维来到毛泽东面前时，82岁高龄的毛泽东在两位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费力地站起来。他独自站稳之后，同朱莉和戴维握手表示欢迎。时任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和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等参加会见。这时，时钟敲响午夜12时，1976年元旦来临，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跨午夜会见”和“跨年度会见”。
1975年12月，毛泽东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
毛泽东看到戴维久久不愿把眼光从自己的脸上移开时，就笑着问：“你在看什么？”戴维答道：“我在看您的脸，您的前额很出色。”毛泽东笑了，说：“我生着一副大中华面孔。”他接着说：“中国人的脸，演戏最好，世界第一。中国人什么戏都演得，美国戏、苏联戏、法国戏。因为我们鼻子扁平。外国人就做不到，他们演不了中国戏。他们的鼻子太高了，演中国戏又不能把鼻子砍去一截。”毛泽东的话引得在场的人一阵笑声，拘谨的气氛开始消散。
坐定后，毛泽东对朱莉说：“你坐的沙发就是4年前你父亲坐的那张。”朱莉拍了拍扶手，环顾了一下这张沙发，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想同戴维换换座位，这样，他就可以说也坐过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座位了。”毛泽东点了点头，看着这两个可爱的年轻人动作迅速地交换座位，爽朗地笑了起来。
戴维和朱莉谈起了毛泽东重新发表的两首诗——《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是他们在来中南海的路上听到的。戴维说：“刚才在来的路上，我们看见很多人在听广播，在听您刚发表的两首诗。”毛泽东说：“那算不得什么，那是我1965年写成的。”
戴维说：“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您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可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您首先是诗人。在延安时，您同她谈过诗。有一句话给她印象太深了。”30年前，毛泽东曾站在黄土高原上，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儿就有一个。”
戴维接着说：“您的诗有很多读者。但是相比之下，您的著作读者更多，因为您的著作印了几十亿册。”毛泽东说：“我的那些书没有什么好谈的。我在里头写的没有什么教育意义。”
戴维记起了尼克松的一句话，便说：“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毛泽东谦逊地予以否认，说：“我没有那个能力，地球那么大，怎么改变得了？”
时间在悄悄地流逝，不知不觉已经谈了一个钟头。乔冠华担心毛泽东太劳累，曾两次用手指轻轻敲打手表，提醒客人该告辞了。但是，谈兴正浓的毛泽东两次以手示意，让客人再坐一会儿。他把双臂放在沙发的扶手上，对朱莉说：“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毛泽东重复了他对尼克松的邀请。
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1976年2月23日上午，一辆黑色红旗轿车由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向中南海驶去。车停后，车上下来3个人，是尼克松夫妇及其女儿。时任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迎上去与客人握手寒暄，陪客人一起进入游泳池大门。
毛泽东不顾重病缠身，在住所会见了应邀来访的尼克松。毛泽东见到尼克松很高兴，而尼克松不仅仅是高兴，简直有些激动。毛泽东与尼克松交谈时，尼克松的夫人与女儿便退了出来，除了翻译，中方只有华国锋陪同。
毛泽东这次与尼克松相见，就像老朋友重逢一样，两人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长时间深入交换了意见，自然也包括对世界形势的一些看法。其间，身体虚弱的毛泽东颤巍巍地端起茶几上的茶杯，和尼克松以茶代酒碰杯。会见结束，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与尼克松握手致意，依依不舍地告别。整个会见历时105分钟。
1976年2月23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应邀第二次到中国访问，图为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时以茶带酒碰杯
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的照片，陪同会见的华国锋在一侧。而尼克松这次访华的时间是2月21日至29日，几乎与4年前是同一时间。
后来，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这样介绍了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
1976年我再次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是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战斗到最后一息了……在我们会晤结束时，工作人员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搀着他陪我走向门口。在电视灯光和摄像机要记录我们最后的握手时，他却推开了助手们，自己站在那里向我们告别。
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尽人意。身边的人不禁在心里猜想：主席这个状态还频繁地接见外国客人，他是不是已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想利用自己的影响不断地向来访者做工作呢？
3月17日下午，毛泽东又在书房兼会客厅里会见了时任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陪同的是华国锋，共谈了35分钟。4月20日，毛泽东会见时任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双方交流了20多分钟。4月30日晚，毛泽东会见了时任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等5位客人，共交谈了30分钟。
5月11日，毛泽东第一次出现了可怕的心肌梗死迹象。当时，他突然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并伴有全身大汗。经过检查，专家们确认毛泽东为心内膜下心肌梗死，同时又伴有心律不齐，病情十分严重。鉴于毛泽东病情的恶化，中央决定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4人直接负责对毛泽东的医疗工作，由华国锋主持和领导医疗组。有关毛泽东的病情报告必须逐日向上述4人汇报、请示。
5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一行。在见客之前，毛泽东进行了一番准备，理了发、刮了脸，穿上了那套见外宾时常穿的中山装……这样的准备尽管极简单，但还是让毛泽东看上去精神了许多。只是他的腿部乏力，不能久站，更不能走路，擦着地稍挪几步也离不开他人搀扶。
当华国锋陪同李光耀一行进来时，毛泽东想自己站起来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于是干脆坐在沙发上摇头。两位机灵的护士迅速上前，一左一右搀扶着毛泽东站立起来同客人们握手，随后坐下来交谈。这次会谈，用时30分钟。
垂暮之年的毛泽东，一直在与自己的身体较劲。他还是坚持做他觉得应该做的工作，包括会见外宾。只要秘书转告他，外宾请求接见，毛泽东从不拒绝。
5月27日下午，刚刚吃了安眠药的毛泽东同意安排会见时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和夫人努斯拉特·布托，以及国防和外交国务部长阿齐兹·艾哈迈德。苍老憔悴的毛泽东穿着宽松的衣服与布鞋，被工作人员撑着勉强站在原地与客人握手，微笑着说：“欢迎你，你好吗？”布托见患病的毛泽东抱病接见自己，深受感动，动情地说：“我好，谢谢你，主席！”
1976 年5 月27 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右）。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毛泽东坐下后，把头仰靠在沙发上，喘着气，费劲地说：“我不大好，腿不大好，讲话也不好。”说着，抬起手，颤抖着指着布托和华国锋，问道：“你们谈得怎么样？”布托恭敬地回答：“我们的讨论进行得非常好，我们已经讨论过两次了，讨论了许多问题。我们的观点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毛泽东满意地点了一下头。
“我有幸多次见到主席，特别是这次主席抽出时间来接见我们，这使我非常感动。在这里，我们祝主席健康长寿。”布托说着，站起来转向毛泽东致意。毛泽东对自己的病情非常清楚，对人的生与死的看法也非常辩证、豁达、透彻。他听布托祝自己健康长寿时，很坦然地说：“我不好。”
布托说：“但是，主席创造了伟大的历史，你高举着人民革命的斗争旗帜。”毛泽东谦虚地说：“没有做出多少成绩。”并关切地问：“你们巴基斯坦搞得很好吗？”
布托简单地谈了一下国内的情况，毛泽东表示赞许。布托强调说：“中国对我国的友好援助，使我们能够取得很大的进展。虽然霸权主义对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在中国的支持下，减轻了压力。”
毛泽东感到有些累了，当说到双方关心的国际形势等具体问题时，他用手指着华国锋和布托说：“你们去谈吧。”
于是，布托起身和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握手告别。布托恋恋不舍地说：“非常感谢主席。”这次会见只进行了10多分钟，是毛泽东历次会见外宾最短的一次，也是毛泽东说话最少的一次，只有简单的几句话。
人们从电视中看到，此时的毛泽东面容憔悴，缺乏表情，双目微睁，动作艰难，宽大的裤管下露出缺乏肌肉的足踝。叠放在沙发扶手上的一大摞方形纸块和一闪而过取纸擦拭口角的镜头，更引起人们诸多猜想……
即便如此，人们也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不久，中国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毛泽东主席年事已高，而且工作很忙，今后不再安排他会见外国贵宾。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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