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永生的革命者，但总会有永生的革命

　　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时间的流动不是绝对或均质的，观察者在不同的相对速度或不同时空结构的测量点，所测量到时间的流易是不同的。但是让我们超脱物理学对时间的规定，下降到大致以经典物理学辖制的人类社会，我们自然可以假设：历史的流变是均质的、毕竟时光不会因为肉食者的祈求而驻足，或是因为黔首的厌恶而加快自己的脚步。有语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就是此理。

　　然而正所谓客观的时间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作为流转的依据，“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历史却不能不带着人们的主观烙印为我们所认知。时光倒回到130年前，在公元一千八百九三年的那个冬夜，谁也不会料想到中国南方内陆省份一个和其他千百个乡村并无二致的山乡，会孕育出一个怎样改造了我们的世界并影响至今的人物。

　　如果说他带来的“贡献”或在另一部分人群中被视作的“灾难”总是能在他逝世后的近半个世纪内迅速的造成“争议”，那么，在争议之中存在于不同立场的两造之间，至少有一点可以称得上是无可辩驳的“共识”是：

　　无论人们对他是存有什么样的评价，是臧否或是褒贬，总是会说他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并且塑造了现今的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这种影响尽管不能说是“绝后”，但对于我们的现代生活来说，至少可以算得上是“空前”。这一点不仅为他的崇拜者和赞扬者所确证，一定程度上也为他的敌人和否定者所“苦涩的承认”。

　　中国人是惯常于大人物、大事件的“逢十而记”，对既往做一个回顾和梳理。如果我们想在争执的间隙稍事休息一番，不如正在这个时光赋予的纪念时刻，稍稍回顾一下一些相关的细枝末节，只言片语之间以思考和记忆作为怀念。

　　正如前文我们所提到的那样，历史的记载在人们心中所刻印的烙印不见得依照人为的划定，就像流传甚广的“8341”番号的由来，更多只是人们对革命者历程人生历程的关键节点的牵强附会；人们总是赋予历史的某种时刻、某种于将来的原发起点以独特的意义。

　　当上世纪的知识分子感慨短暂的二十世纪行将终结，八十年代的回顾是革命世纪达致高峰的亢龙有悔，是对激进的二十世纪的最后反思。九十年代则彻底张开了拥抱新自由主义的一双大手，以“告别革命”的名义向过去挥手终结。

　　我们或许难以想象，一百年前的另外一个九十年代，在桑田沧海的浩瀚巨变之前，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去规划沉闷而又看似循环的未来。历史总是以一种重复的形式回顾着过去，然而每一次重复并非意味着没有差别。

　　当青年的革命者（或许此时还不能称得上是革命者，正如他在同斯诺对谈时所自我定性的那样，更多的是叛逆，一种与普罗大众挣扎在生死水平之间的，尚且因为富农的家境聊可追求未来可能的叛逆）还未成长为革命者时，当他行走于省城逼仄的青石板路上追寻前途时，是同样的像时下的青年对未来的迷茫、无助。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离乡的豪情壮志并不能掩盖前途无着的窘迫（事实上，在斯诺的笔下，学费太贵、全英文授课、校规太严这些今人看之细枝末节的困难都成为了退学打退堂鼓的原因，尽管吊诡的是，仅仅就读半年的学校在日后也将他视作了名誉校友，不知道校规是否因此宽松了许多？）

　　与之相对的是，同为“湘江三友”之一，日后分道扬镳的那位同学在他的自传中，不无深情的回忆自己的童年，尽管同在远离省城的山乡，但他家境优渥、祖上行医积德，从小天赋异禀，博闻强识。家境与秉性的差异，理念与意识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两位好友的分手。在革命者沿江而下，准备从长沙去上海、嘉兴去实践他那革命事业的旅途中，革命者仍旧与他争论。“你是和我们走，还是继续安那其？”

　　无怪乎这位日后分道扬镳的昔日好友在回答杨度的提问时如是评价革命者——

　　“第一、他对他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肯花功夫去精心规划，他是杰出的谋略家和组织者。第二、也对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异常准确。第三、他可以催眠他的听众。他确实有惊人的说服力，很少人能不受他说话的影响。假定你同意了他的说法，就是他的朋友，否则就是他的敌人，就是这样简单。

　　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了解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假定你说他有天份，那到他就是天才，张献忠和李自成这两个流寇头头也都是天才。他们的天分是类似的。同样，刘邦和刘秀这两位汉朝的皇帝也是成功的人；可是，假定他们的运气差一点，那么他们也就成为强盗了。”

　　存乎之间的自然是对这“颠覆”了整个旧中国的一种“宿命论”式的解释，成王败寇嘛，在他看来，成功者自然没什么好称颂的，失败者也无需大加挞伐。

　　看来，对二十世纪激进运动的否定评价，早已有人书之，相较而言，今人一句：历史不过是胜利者书写的，倒显得不如这位革命者的同学含蓄多了。

　　对此，革命者自己，历史漩涡中的中心人物，仿佛不以为意，在自我评价中仿佛悄然暗合了这位昔日友人的观点：“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只可惜，历史的境遇不会再创造两人相见的如果，设若真有那时，不知是相视一笑？亦或是一方仍然高举“反康大旗”，另一方则一笑泯之呢？

　　有相逢自然有别离，如果说历史进程总是表现为恩格斯所说的不同意志的交汇的话，纵观革命者的一生，总是在与别人的交集和相互作用中渐趋展露他的意志、个性与特质。总是有一些人，将他视作有神话般人物的魔力，有近乎“洗脑”似的蛊惑人心手段的颠覆者。这样的情感或许无可厚非，但这样的认知却隐含着独特的危险：“状诸葛多智而近妖”，你要宣称他是天降的神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将旧中国涤荡过去，就同样要否认他在人生中最后一件大事的无能为力，对他最后一次激进革命里的奋力一击所产生的巨大悲剧里将所有的过错统统归咎于他。

　　“全知全能始终面临的不可解的难题是——你无法创造出一个你自己举不起来的球。”那种将其神化的塑造和将其歇斯底里化的描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却殊途同归的指向了同一个事实，那就是 他既然全知全能，那么他自然要为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这种史观显然是不唯物的，正如王绍光在他的论文中说道：

　　“然而，参加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动机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这种动机。即使他们认为自己是真诚的，但他们仍可能没有意识到真相或者歪曲了真相，因为在他们意识层面发生的事并不是真相的全部。……他们一直在互相争夺有限的政治资源和影响力，正是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干扰了（他）对运动的部署，因而最终导致这位伟大舵手的最后社会变革试验功败垂成。”

　　或许，我们可以看看未经修饰的革命者的几个片段。1925年，当革命者站立在省城的江心洲上，望着北去的江水，诗意沾染岛上的点点秋色。一句“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东岸是求学多年的母校，“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西岸则是南岳七十二峰的余脉，亦有同伴组建学会的所在。

　　方是时，正是与国内革命的主要力量首次合作的契机。作为激进党人的青年骨干，被委以重任。担任党内代理的宣传部长一职。赴任途中，却是自然一扫年少求学道路的困顿无着之气。然而不知道此时的革命者是否会想到，短短二三年间，革命竟从同仇敌忾、高歌猛进发展到同室操戈，功败垂成。个人的命运也正如历史的江河，虽有雄心壮志。却往往如同那河水激荡，回转千肠，纵使终能到海，也往往命运多舛，旅途多艰。

　　一个容易为人所忽略的事实，在广州时期，他常常因为支持陈独秀“（对右派的言行）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但仍强调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的“两面受敌”的状况，而被某北大出身的同志视之为与右派的妥协人物。做“国民党的工作”、是“胡汉民的秘书”。一种历史再常见不过的吊诡则是，正是这位激进的同志，在日后国共二次合作时，却从延安转到了重庆，去做他贬斥的“国民党的工作”了。

　　好在，这种两面受敌的情况很快得到了缓解，1927年，革命者随革命大潮又来到了武汉。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和他那些同事不同，担任农民运动的领导者的他倒是有个好处，上班地点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就在离住所三十米的地方。当代年轻人寻找工作的条件：“钱多事少离家近”。三者倒是居其一了。

　　几个月后，更好的消息是，你再也不用时不时坐船渡过长江去汉口通勤上班了。坏消息是，旧日的同事四月十二号开列的一百多人的通缉名单，你赫然在列，恭喜你，你变成旧日同志的KPI了。

　　看似轻佻的话语掩盖不了revolution的残酷，从来就没有安乐闲适，有的只是踽踽独行、勉力维持。同志、爱人、朋友、敌人，他们来了又去。他更不像一个个体，而是像一个折射，千百万上上个世纪的“90后”的折射。

　　革命的个体如同一支支细流从中国深处而来，汇聚成支流，再汇合成主流。从山乡涌出的这一股清泉，不捐细流。顺涟水，汇湘江，一路到北，望见两岸之辽阔，不过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点罢了。今日逆流南下，不期两年后顺流而北上。在南中国的中心，正是在革命的初步成功之际，在革命形势于珠江一隅推进到半个中国之时，过去的伙伴，革命的同志选择了背叛。旋即，同伴的屠刀立时置于昔日的同志头上。

　　在武汉国民政府的旧址南洋大楼旁，便是当时在黄埔军校组建的“血花剧社”，革命号角“由珠江吹到扬子江”的浩荡转瞬之间就成为了革命葬礼的哀乐。风华正茂的同学，马上便陨落成了江岸旁的血花点点。至今在龟山的西侧，仍然有同志的陵墓。

　　在江河汇入大海的过程中，有太多的浪花奔腾于潮头，倏然消逝，诗意的浪漫终究是以血红作为自己的底色的。不知革命者晚年，在江河中搏击之时，会否想到同志与友人也曾化作这涛涛江水的浪花。与他并行汇入大海？

　　他应当总是能想到的，革命宣传的社论，总是以战斗的檄文式的号角：“要革命，就必须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去代替真切发生于革命者人生历程的牺牲。恐怕全然忘记了，革命者固然是，也首先是充沛着真挚感情的个人。

　　无论是“我失骄阳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还是晚年深藏在箱底的儿子的衣物，都在超凡领袖的“克里斯马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之外，显示出浓重的情感。

　　尽管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或是不同的原因。革命者被赋予了超凡领袖的“神格”，就连革命者自己都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可是他也曾讲：“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这种神格化固然是脱离于作为个体的革命者的，但革命者对待个人崇拜的态度转变，却始终映照了他的本意——

　　在付出了如此多的牺牲之后，在承受如此多的代价之后，始终萦绕在革命者心头的，是对革命事业后继是否有人的担忧。这个担忧，也正是他日后最大争议的来源。

　　自身的死亡是无须挂碍的，乃至于死了，都要开个大会来庆祝，庆祝辩证法的胜利，“物质不变，不过粉碎罢了。”同样言犹在耳的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

　　这种强烈的冲突，正如利夫顿的《革命的永生》中所谈及的“幸存者”。作为革命主体的个体终将死亡，这是不可更替的事实，然而，只要革命的意志能够存续，革命者便获得了永生。

　　对生理死亡的恐惧消失，对依托身体之上的革命事业的消亡的恐惧却始终存在于革命者的精神之中。惟有将其思想、意志、观点、与社会相连结，才能在物质消融的时刻，维系精神的永存。如果牺牲了多少先烈的事业后继无人，这恐怕比病痛更能折磨这位老人。“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1958年，革命者“带着“痛苦，也许是揶揄，但首先是自豪”地对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说：“我很孤单”,“我在大众面前感到孤单”。仅仅事隔几年之后，革命者再一次发动群众进行了一场反对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得以形成的制度的行动，这一行动对于千百万中国人具有更加悲剧性的后果，也加重了革命者自己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的悲剧形象”。反对他的人斥之为独夫民贼，赞扬他的人则奉之为踽踽独行的人。似乎在争执之间，达成了某种奇妙的共识，他们都看到了孤独。是的，在这一刻，他是孤独的。

　　如果说革命者的消逝有那么一种意义的话，就是当我们将他的功过统筹考量，将他的过错和失误造成的巨大悲剧充分、切实的纳入到自己的考虑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感知到。他提出了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如齐泽克的那个荤段子所称：“革命的第二天，我们该怎么办？”

　　似乎在两千多年后，问题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了一丝丝的进步：讨论王侯将相是谁之前，就没有人问问应该有王侯将相吗？

　　在革命者的眼中，矛盾贯穿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旧有的矛盾消失了，新的矛盾业已产生，历史的发展正是在接连不断的矛盾的被解决之中波浪化地前进。于是乎，我们，我们之前的我们和我们之后的我们，都被视作了一条绵延不绝的历史展开的一个过程，一个片段。

　　在这里，不会有“历史的终结”，甚至都不能被视作辉格史观下的高歌猛进，乐观主义的坦途。因为它有低潮，有倒退，有曲折，甚至有可能崩溃。中国的发展道路，总是在巨大的张力下行进，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第二条道路，不可能是坦途和一帆风顺。

　　革命者总将自己的一生和中国现代性的矛盾纠缠在一起。正像一本书中写到：“它继续绞尽脑汁地坚持一种新的现代性，以克服那些由现代性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问题。”这是比浮士德更加凸显悲剧主义色彩的英雄角色。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去政治化的世纪，正如前文所述，早已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年代，中国人就已经用行动拥抱了去政治化的世界。然而，去政治化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事实上，只要现代性的矛盾依然存在，只要现代化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那么，革命者的“幽灵”就会从一百三十年、一百四十年乃至其后的节点时刻不断地涌现。

　　历史的每一次重复，都昭示着未来的改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背负着沉重的负担，承受着巨大张力的“旧邦”，正如革命者领导人民重新改造了过去的那个“老大帝国”一般，在“世界历史”的徐徐展开的过程中，革命者的思想依旧会为一百三十年后的我们带来启迪：

没有什么人是永生的，但总会有革命者。没有永生的革命者，但总会有永生的革命。